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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主义：竞争 冲突 危机》

乍一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由广泛交换构成的系统。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正是把交换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而把生产当作一种在现期与未来之间进行间接交换的手段（ and Allen 1969， Kirman 1989， 135）。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很不相同。在交换的光鲜外表下，生产中有关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永恒斗争暗流汹涌。生产需要时间（ 1991， 130），因此必然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反过来，交换则仅仅是众多可能的分配方式中的一种。

对原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相关。这些联系一直在瓦解从固定系数到生产函数的各种各样关于生产的标准陈述。本节表明，轮班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会沿着机器在技术上的最大产能所对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回转换。这种新型的“再转换”摧毁了构建新古典微观生产函数的任何可能性。相反，如果在理论构建中引入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轮班长度，那么由此得到的产出模式就不仅仅由技术决定，并且它通常会与固定系数模型和新古典模型对生产的描述相矛盾。

新古典理论则在固定成本中加入了“企业家的正常利润”，理由是这反映了企业家“有权”获取的数额（ Liebhafsky and Liebhafsky 1968 ， 266-267 ）。更晚期一些的教科书则给这个附加因素贴上了机会成本的标签，认为它代表了“［工商业］会计意义下整个经济中的正常利润率”（ Varian 1987 ， 203 ）。  其意图显然是证明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合理合法的。在实践中，这是通过把固定成本的定义扩展为包括折旧成本与正常利润（正常利润率乘以资本存量）实现的。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平均“成本”既包含直接生产成本，又包含一个正常的总利润量。

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是积极主动的行为人，他们在劳动工具的帮助下作用于劳动对象，并在一定时间之后生产出产品。因此，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过程，尽管（如同葡萄酒的酿造过程）生产时间往往会超出劳动者工作的时间（ Marx 1967b ， 238-247; Shaikh 1982 ， 68-7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命题反过来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古典经济学并不把所有的劳动都看成生产劳动（例如，从事购买、销售、货币交易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本节的最后将简要说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

总投资由流动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组成，这两种投资都会催生新的需求，但前者还同时创造了新的供给，后者则同时创造了新的产能。流动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调整供给以应对需求变化，因此在短期内不能被视为“外生变量”。类似地，固定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调整产能以应对需求变化，因此从长期来看也不能被视为外生变量。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视角将总投资视为外生变量，这显然缺乏依据。

这些理论框架不考虑生产时间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经常暗含了一种静态的假设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所有的平衡都会在给定的水平上重复。这导致时间本身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在给定某年中使用的原料与劳动投入与该年开始的全部生产有关。由于生产需要时间，所以当年的投入只有一部分会形成当年的产品，其余的则带来在产品的增加（即未完成的产品存货的增加）。相反，当年获得的产成品的其他部分是前些年开始的生产的结果。因此，在给定年份，当年获得的产成品与当年开始生产的产品十分不同。年度产成品的生产成本与当年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成本流也不相同。

实际货币的流通与最终产品的实际销售相关，原料以及在产品的存货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一种手段。标准经济账户也区分了产成品和总产品，但是其关注点是后者。因此，古典账户和传统国民账户在总产品与价值增加值的量度上都存在差异。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所有的劳动都被假定为生产劳动，传统国民账户中总生产利润的定义就与古典经济学国民账户中的完全相同，总生产利润在前者中为总营业剩余，在后者中为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总剩余产品。

所有的劳动活动都会有某种结果，但并非所有的结果都是产出。因此，生产性劳动带来新产品，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产生社会授权的其他结果，例如商品、服务与货币的分配（要么是直接分配，要么是由交换间接地调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般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比如公安、消防、军队和私人保镖。所有的劳动都是从现在或过去的生产中获取他们的消费所需，但是只有生产性劳动在获取消费的同时增加总产品。

生产消耗掉现有的财富以创造新的财富（即实现一种生产性的结果）。个人消费则通过消耗财富以维持与实现个体的再生产（一种非生产性的结果）。军队、公安、行政性和贸易性活动，也都在行使保护、分配和行政管理职能（同样是非生产性的结果）的过程中消耗财富。从这个角度看，非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消费而不是生产。

在新古典传统中，如果一项活动被认为是社会所必需的，它就会被认为是生产活动。而这反过来又依赖这样的结论，即至少要有某个人愿意为其直接买单（ Bach 1966 ）。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潜在可销售的活动都被视为生产性劳动

生产过程有几个重要的结构性维度和时间性维度。工具在结构上不同于原料：劳动借助厂房、设备以及它们运行所需的辅助材料（燃料、电等）作用于原料。在这个过程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在每个生产周期被耗尽，而厂房和设备通常在很多个生产周期中发挥作用。在时间领域中，生产时间指生产从开始到完成之间的时间间隔。资本的总循环还包括销售产品耗费的时间。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时，我们将注意到另外两个维度。假设在一个给定的工厂里有 5 台机器，那么日总产量就取决于这些机器中有几台机器处于运转状态，这是厂房的外延性产能利用。但是，日产量同时也取决于在给定的一天内每台机器有多长时间在运转（机器的外延性利用），以及以什么速度运行（机器的内涵性利用

机器生产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本质，把工人从工具的使用者转变为被机器使用的工具

到此为止，我们学到的重要一课是：通常情况下，生产系数不是由“技术”决定的。技术本身显然是社会的人造品，其形态和特征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某一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系数也通常取决于劳动行使职能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所谓的工商业运营的工程方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最后，即使把劳动条件纳入考虑范围，可观察到的生产系数通常还要取决于价格和成本。

因为平均固定成本是稳定递减的，所以这还意味着平均成本的最小值将总是只出现在工程产能所对应的产出点——而这与微观经济学的经验证据正好相反。米勒指出，假设边际成本在班内恒定，但在每一个新班次开始时因换班导致的成本上升而出现“阶梯”跃升会更为恰当（ Miller 2000 ， 125-126 ， fig. 122 ）。这就考虑到了平均成本最低值出现在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结束时的可能性，以及在班次交替时成本突然跃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