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的交接，为我的人生按下了重启键。养父母温暖的炉火和滚烫的泪水，驱散了初来时的寒意。然而，生活的底色，很快便显露出它最真实、也最粗粝的一面——穷。
姑姑家，我的新家，并不比舅舅家富裕多少。几亩薄田，几间旧屋，便是全部的家当。添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尤其是一个需要奶粉这种“金贵”东西喂养的婴儿，对这个本就捉襟见肘的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我混沌初开的记忆里，关于父亲最早的印象，并非温暖的怀抱或逗弄的笑脸，而是一个背影。一个肩扛沉重的铁锹和扁担，穿着带有补丁的旧棉袄，在浓重得化不开的晨雾或暮色中，沉默离去的背影。
“你爸啊，是去挑沟了。”母亲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悠远的叹息，将我带回那些她独自支撑门户的艰难岁月。
“挑沟”，在那个年代，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计之一。通常是水利工程或者给大户人家挖渠清淤。寒冬腊月，或是炎炎夏日，父亲和一群同样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汉子，奔赴离家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工地。一去，就是半个月、二十天，甚至更久。
“那活儿，不是人干的。”母亲摩挲着我幼时稀疏的头发，眼神里沉淀着心疼，“天寒地冻的，河沟里的冰碴子像刀子。他们就那么赤脚或者穿着破胶鞋，站在冰冷的泥水里，一锹一锹地挖，一担一担地挑。肩膀磨破了皮，结了痂，又磨破。手上全是冻疮和裂开的口子，晚上收工，疼得连筷子都拿不稳。”
父亲沉默寡言，很少诉说工地的苦。但母亲能从他被汗水反复浸透又冻硬、散发着浓重汗酸和土腥味的棉袄上，从他回来时疲惫得几乎散架、沾满泥浆的身躯上，从他肩膀上那两块深褐色、硬得像铁板的血痂上，读出那非人的艰辛。他带回来的钱，总是薄薄的一卷，带着他体温和汗水的咸涩气息。
“就这点钱，”母亲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指，比划着一个很小的厚度，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只够给你买两大袋奶粉，最普通的那种。”
两大袋奶粉，这成了那个时期家里最珍贵、也最沉重的货币单位。它是父亲用肩膀和血肉，在冰冷的泥水里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是他在寒风中啃着冰冷的硬窝头，就着咸菜疙瘩，省下每一分口粮换来的。
父亲在家的日子短暂而珍贵。他会笨拙地抱抱我，用粗糙的手指轻轻碰碰我的脸蛋，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倦意和一丝难得的、满足的笑意。但他休息不了多久，又得匆匆收拾行装，奔赴下一个工地。每一次离别，母亲抱着我站在门口，望着父亲那被沉重工具压弯、渐渐消失在村路尽头的背影，眼神里交织着担忧、不舍和一种近乎悲壮的坚毅。
父亲在外用血肉之躯换取那维系我生命的奶粉钱，母亲则在家，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所有的重担。
照顾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那个没有尿不湿、没有辅食机、甚至连热水都要自己烧的年代，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琐碎的工程。喂奶、换洗尿布（那些永远洗不完的、散发着奶腥和尿臊味的布片）、哄睡、时刻提防着生病……这足以耗去一个健康人全部的精力。而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劈柴、烧火、做饭、洗衣、打理那几亩田里力所能及的活计。
“最难熬的是你生病的时候。”母亲回忆起来，眉头依旧会下意识地蹙紧，“深更半夜，你发起高烧，小脸通红，哭得嗓子都哑了。家里没有药，外面黑灯瞎火，风呼呼地刮。我抱着你，裹着小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敲医生的门。心慌得像是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又怕你烧坏了，又怕你爸知道了担心……”
夜晚，当整个世界都陷入沉睡，母亲往往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碌。浆洗缝补，或者就着微弱的灯光，计算着那两袋奶粉还能吃多久，算计着父亲归来的日子，盘算着下一份口粮在哪里。疲惫像潮水般淹没她，但看看身边熟睡的我，她只能揉揉酸涩的眼睛，挺直早已僵硬的腰背。
此去经年，回望那段岁月，父亲挑沟远去的背影构成了我生命最初、最震撼的图腾。它们没有童话般的甜蜜，却有着比蜜糖更醇厚、更刻骨铭心的滋味——那是苦难中淬炼出的爱的原浆，是我“皆是故事”的人生里，最沉重也最温暖的基石。它让我懂得，生命最初的养分，有时并非甘泉，而是父母用脊梁在生活的沟壑中，硬生生为我挑来的一担担混着血汗的泥水，过滤出的那一点点珍贵的清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