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了几种字典，始终未能查到禾&尚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这个字，但在多宝乡蛇山垄汪村，这个查不出的字被广泛地用于名字中，读作“wang ”，例如：水禾尚、旧禾尚、生禾尚、千禾尚、浪禾尚…直呼就是水王、旧王、生王、千王、浪王…辈分小的就在后面加一个“伯”或“爷”等字。记工簿或生产队分发一些田地池塘出产的农副产品的登记册上，又写成“水禾尚”、“旧禾尚”…只是把“禾”&“尚”这两个字写得靠扰，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字。
其实，他们有正规的名字即派名，派名只用于正规场合的使用，像族谱和墓碑还有作舅公时送给外甥结婚用的张贴的对联上的称呼，一律用派名。像“旧禾尚”和“生禾尚”就是“运境”和“运镜”，而“水禾尚”就写成“兴发”，“千禾尚”和“浪禾尚”就是是“朝正”和“朝西”。派名由于用得少，别人很多时候人和名对接不上，倒是什么禾尚之类的小名，村里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一些外来人不习惯本村人的叫法，他们硬是把“禾尚”拆开叫成“和尚”。例：“水禾尚”不要“水王”而是“水和尚”。
究其这个字的来源只能凭猜测，或许就是为了呼叫和书写的方便，把两个字缩写成一个字，即“和尚”可以省掉一个“口”，直接拼扰成“禾尚”。那么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小孩取名“和尚”呢？“和尚”在梵文中是通神的，能得到神的庇佑。在医学不很发达的过去，很多小孩在出生时或出生不久就夭折，存活率低，大概父母希望孩子根基牢固，能顺利长大故称“和尚”，后来其他人跟随效仿。或者根本就没有原因和理由，就像朱元璋家族的命名皆以出生日期，什么“朱六四”、“朱重八”…理由并不重要，事实是这几个“禾尚”沒有一个入寺庙成为真正的和尚，而且子嗣繁茂，瓜𤔅绵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偏于一隅的蛇山垄汪村可谓头面人物，引领风骚。
水禾尚三十年代出生，一米七以上个头，皮肤黝黑，面部清瘦且棱角分明，年轻时就微微驼背。大概与生活的重压有关。少言寡语，说话时声音低沉。他很早就失去父亲，据说他父亲在一次外出途中被日本佬抓去当壮丁，后一直未归。至于是惨遭枪口还是病逝他乡？歿于何年何月？成为永远的迷团。家庭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这个尚待成年的长子身上，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人情冷暖和生活的艰辛。“没妈的孩子像棵草”而没爸的孩子则像棵树，要为家人遮风挡雨。成长的经历养成了冷峻、沉着、坚毅的性格，这些品格助其成为蛇山垄汪村的村级首领——生产队长。
从土改到分田到户（1958—1978）二十年间，是集体化年代，那时的乡政府叫公社，村委会叫大队，自然村称小队。这二十年间，他一直担任本村的生产队队长。几经历练，工作中显露出其具备的领导才能和素质。首先，他对各种农作物播种、施肥、收割的节气把握精准，并根据当地的土壤与气候及时耕作。比如农谚——秋前北风秋后雨，秋后北风干到底。秋后刮北风，他就要未雨绸缪，作好抗旱总指挥，安排人员作坝、蓄水、修理水车等。“立夏东风摇，麦子水中涝”此时又要作好排涝的准备安排，开渠、引流…他对前人总结出来的各种指导农业生产的谚语烂熟于心，脱口而出。还有诸如“头伏芝麻二伏粟，三伏天里栽晚谷”，“儿女前世修，种子隔年留”…都是小时候听他说的农事谚语，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农业生产上得到有益的指导和利用。
其次，他本人是种田作地的好把式，扶犁达耙、栽田割稻、锄草施肥、开渠引水、选种育苗…无一不了然于心，精通娴熟。每天清早，全村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祖厅前的外场地，他就开始分派：万贵去上垅耕“三斗丘”、新初去耙“路下田”、家念和海金去“马氏湾”塘车水，可带两个妇女金香、小玉去帖水、水松及明初等三人把牛栏挑到“荞麦垄”的田里、海清和哑巴带哪几个妇女去开塘泥、大毫细毫、二花子及明修等劈蛇山上树杈，检龙和老董负责堆放、哪几家孩子去“马影湖”放牛，中饭带去吃，下午不能回得太早。还有两个要喂奶的人，就在坛场晒谷，要多翻几遍…声音低沉但全场鸦雀无声，俨然一个将帅的军令甚或一个皇帝在颁发谕诏，于是众人听令分头行动，各行其事。一天劳作下来，晚上就着煤油灯记工分。到年底，这些工分就折合成全家的口粮钱，工分少的就要上交钱作为生产队的公积金备用。在他的带领下，村里虽然不算富庶，谈不上丰衣足食，但在物质极其匮乏的计划经济的年代，尚能自给自足，勉强度日，维持基本生活已实属不易。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体制转型。原来的多宝公社华光大队蛇山垅生产小队分崩离析，一夜之间转变成多宝乡洛阳村委会。沒有所谓的生产小队，只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长”这个称号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体制转变后，他很少抛头露脸，不再过问村里的大小事务，除了经营自家的责任田，还买了一台压面机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五个子女先后成家立业，孙辈陆续出生。操劳了一辈子的他终于可以歇歇。世事无常，就在他刚开始安度晚年，上帝的调令来了。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他像平常一样挑了一担粪去“背口圆”的路上，突然一口鲜血喷出，随即入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胃癌。手术后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但因已到晚期，手术效果不佳，病情反而加剧，一个不久前尚能挑水担粪的强壮汉自此卧床不起。其间很多亲友探视，虽然腹部疼痛不止极度虚弱，但他咬紧牙关从不呻吟，别人问及他的病况，他总是微笑回答“还好，一日好一日”。就在辞世的头天晚上，他回应亲友的问候还是说“没事，还好”。话还沒说几个小时就溘然长逝。铮铮铁骨，坚强淡定令人叹服！时九六年腊月二十二日晚，因临近年关，第二天就入殓。翌日出殡，大雨倾盆，劈里啪啦的雨声响成一片，地面水流如注。这或许就是苍天垂泪，大地呜咽的真实写照。由这方水土孕育成长又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的硬汉最终又融入了这方土地，终将化为飘浮在这片土地上的一颗尘埃。
千禾尚个头矮小，走路时脚后着地不实，给人的感觉就是用脚掌一掂一掂的行走，好像刻意让身子挺直来增加自身的高度。做任何事都是慢条斯理，因而村里人叫他“han chou”，大概是最慢的意思。他很少下田劳作，在农耕时代，农村一个男劳力不从事耕作实属罕见，但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爱好对中药材的探索和研究，可谓无师自通。平日里上山采集一些根、茎、藤蔓之类的中草药，其后晒干捣碎，有的调制成粉末状，有的调成泥末状，一些用于口服，大多数用于外敷。最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诸如扭伤、跌打损伤、脱臼等，一般都是推拿术，像脱臼他只要一捏一推立马见效；对跌打扭伤，在推拿的过程中都佐以烧酒，用酒涂抹患处，再用手头的暗劲推按，患者此时疼痛难忍，大汗淋漓，经过一阵捣腾，伤势似乎更重，红肿更加厉害，但其后敷些他自制的像“青风藤”、“马蹄莲”等止痛活血、通筋散瘀的中草药，不出三五日就能痊愈。
外伤可以说手到擒拿，内科他也涉及。曾亲眼目睹过诊治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小孩患惊厥抽搐的毛病，他用一根自制的钢针，放在煤油灯火上烧，然后在小孩的脚后跟迅疾扎入，反复几次效果立竿见影，小孩不再抽搐，慢慢平静入睡。但这种治疗方法只能治标、未能治本，小孩还是间歇性发作。每次病发，小孩家长就请他针灸应急，后送医院也未能治愈，不久夭折。对一些常见的风寒感冒和食物瘀积等常见性疾病，他有求必应，帮助了不少乡邻。
他用他的方式诠释了医者的“悬壶济世”的真正含义，给人看病分文不取。怀有“医者仁心”的情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患者减轻病痛早日康复。当然也有患者或患者家属过意不去，几个鸡蛋、一壶水洒或请吃一顿饭以作酬谢，一般都推脱，盛情难却之时也偶有为之。他的医德，在当今利益至上的时代实属罕见。
对病人，他嘘寒问暖耐心细致，态度和蔼可亲，但对家人，却有大男子主义的作派，非常严厉且专横。在家不苟言笑，一触即发。家务活从不染指，不仅如此，自身的饮食起居全靠妻子打理。据说吃饭时他端坐在桌前，妻子盛好放在面前，吃完再由妻子收拾。洗脚时，要打好洗脸水并把换用的鞋𧙕摆放在旁边，洗完再倒水…俨然是“夫乃妻之天，妻乃夫之奴”的封建思想在作祟。对儿媳妇也不留情面，小夫妻的矛盾，他一定指责儿媳，甚至不由分说操起木棍就打。他的人生信条“在家从父，出嫁从夫”。骨子里满是男尊女卑的封建遗毒。好在家中的女姓慢慢适应家庭环境，大多温顺贤良，起码保持了家里的平静和睦的氛围。
妻子石氏为他养育了五子一女，可谓枝繁叶茂。可造化弄人，正当人丁兴旺之时，他的大儿子身染重疴，全身浮肿。应该是肾病引发的尿毒。现代医学发达可通过血透控制疾病，但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医治，被视为绝症。当四个强壮的男人把病入膏肓的患者从县医院步行抬回家时，一向“虎死不倒威”的父亲像霜打的茄子一般。
一生行医的医生面对岌岌可危的儿子束手无策，医学的尽头是玄学。万般无奈之下信起了巫术，爬上屋顶“叫魂”、“浇饭”、请巫师，记得一个道士模样的人，用捕鱼用的丝网罩住病人，手执铁叉口中念念有词，听大人们说这是驱赶病人身边牛头马面的恶鬼…然回天乏术，他的大儿子丢下娇妻和一双儿女撒手人寰。命运给了他致命一击。
晚年的他身体孱弱，少外出，多居家卧床休息。一日，村中一年轻人至他家中探望，他思维清晰但中气不足地说“崽俚吖，我的脉在慢慢下沉，我今天要走。”这年轻人把他的话转述给大家，没人相信。因为他一如往常，没有什么反常的征兆。可是，果不其然，就在当日晚上溘然长逝，神态安祥像睡着了一样。
三
旧禾尚和生禾尚是亲兄弟，他们是村中禾尚中辈份最高的，属“运”字辈，哥哥叫运镜，弟弟叫运锦。他们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五十年代末被划为地主，在以阶级成分论的年代，他们成了另类，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之一，备受歧视和打击。
他们家怎么被定性为“地主”的呢？听过两种版本的传说。一说其父亲精明强干，在民国时期曾论过地方上的保长。（保长是管辖一百户地方居民的长官，管理十户的叫甲长，管理十甲的叫保长）保长类似于现在的村长，但村长的权力受到村委会的制约，而保长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亨有极高的自治权，因此可以权谋私，获得了地方上较多的土地资源和房屋用地，之后又以掳获的土地租给当地农民，秋后收取大量的租金，故名思义叫“地主”。另一说，他们家田多地广是靠节俭持家而得的，相长他们的母亲是团子口保长的女儿，嫁给他们的父亲后因生活中的种种琐事经常吵架，争吵不休时，族人提议叫娘家人来评评理，只要一听说叫娘家人，他们的母亲马上平息，此时的她并不是觉得理屈词穷，而是娘家人来了要招待，招待就要破费，少不了一碗面条二只鸡蛋，于是只好忍气吞声作罢，每次都这样，家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一吵架就说请娘家人，后来干脆不吵了。
小时候，一些课本或电影都把“地主”称为恶霸地主，是靠压榨和剥削贫苦人民发家致富的，可现实生活中，“地主”并不像描述的那般，他们也很勤劳节约。传闻说当地一小地主，自己非常节俭，有天晚上饿得慌，他就对家人说：“管他完不完，先烧一个芋头婆吃”。对自己的苛刻近乎到极限。
尽管如此，在土改期间，他们由两三代人创下的基业还是被没收并分给没有田地耕作的贫困农民。以落实“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政策规定。在阶级分明、唯成分论的年代，这些所谓的“地主”家庭不仅散尽了家财，而且完全丧失了政治权力，遭受了不少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清楚记得“旧禾尚”和“生禾尚”受斗时的情景，他站在由砖块和木板搭建的台上，颈上吊着一块大约长两尺宽一尺的写着字的木板，头戴圆锥状的高帽，弯着腰底着头。一些“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小将，疯狂地控诉、嘲笑、羞辱甚至 殴打，被批斗者仿若一幅无生命的雕像凝固在那里，接受施威者的唾沫和拳脚，直至权威人士宣布此次批斗大会到此结束为此。
兄弟俩的家在村中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中间用“鼓皮”（一层薄薄的木板）隔开，老大的家门朝西，弟弟的家门向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家被抄了。朝西的大门被两条白纸交叉封住，上面写“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其间他们一家住在哪里不知道，查抄过后，孩子的好奇心把我引进室内，满屋狼藉，印象中在哥哥住的北边房间，看到过五颜六色状如小米的珠子，不知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稍微大点的女孩子用线穿成环状，戴在穿过孔的耳朵上作耳环。
那时升学、参军、提干等方面，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他们的子女“地主崽”是没资格通过这一关，甚至子女的婚配都受到了影响。直到七九年取消地主富农的成份，他们才摘掉帽子，不再受到他人的伤害。
此时的“旧禾尚”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扬眉吐气精神焕发。他生性开朗健谈而且声音爽朗。晚年时看护村里栽种杉木的一片荒山，他以山为家，恪尽职守。邻村人去合作商店购物经过他的棚舍时，他都邀请歇息喝茶，顺便聊些各村的奇闻轶事，他的信息来源广泛，因此他与别人交流的主题也非常丰富，说话滔滔不绝，给人的印象就是热情、健谈善谈。
晚年的他苦尽甘来，家庭美满。他与妻子刘氏所生三子三女传𠄘了他们良好的基因，个个聪明能干，家族人财两旺，孙辈走出乡村，安居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事业有成，人生出彩。亨受七十余岁后，寿终正寝，了无遗憾地离开人世间。
弟弟“生禾尚”比哥哥略高，但他总是低着头，勾着腰走路，长此以往，背越来越驼。集体化时期，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在祖厅的上厅和下厅中间的一级级的红石台阶上吃饭、纳凉，我看见他的脚趾与众不同，两个脚的趾头都是一个趾头搭在另一个脚趾上，可能是胎生的，像自然生长的生姜一样，当时很奇怪。来后我常想，他勾着头弯着腰走路或许与他的脚有关。或许是性格使然，哥哥说话高声大气，弟弟却低言轻语。他少年寡语，大多数都是附和别人的说法，唯唯诺诺，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仿佛一个犯错的孩子心怀歉疚。
他非常节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喝粥充饥时总是把稀的喝下去，碗底稠的饭粒用来喂猪。他非常勤劳，霜浓雾重的农闲时节，天不亮就出来捡拾猪、狗、牛屎，以作苗稼之肥。正是靠着他的勤劳节俭，保持了一家大小的温饱并在八十年代末把小儿子培养成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与担当。
遗憾的是他的离去让人难以接受，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他𠄘揽了为农机站假日值班的工作，万家团圆的除夕夜，他在值班室孤独地地去，不知什么病因，不知去世的准确时间，第二天发现时尸体已变硬。一生操劳，致死不息。
四
“浪禾尚”是一个篾匠，因其有特殊的职业很少参与生产队劳动，平日里总是走村窜户上门做活，与他接触甚少，了解得不多。对他的身世和婚姻家庭全是听闻的。
他的辈分在所有的禾尚中最小，与“千禾尚”同辈，“朝”字派。正式名字叫“朝西”。姊妹四人，两弟一妹。传说他家境贫寒，很早以前，母亲在山上砍柴，砍到了一窝蜜蜂，蜜蜂群与而攻之，蛰得头肿面大。无处躲藏之时，她跳下池糖躲避，之后患病无钱医治身亡。母亲死得早，好在十多岁的年纪拜师学了一门手艺，到了婚配年龄，父亲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成家，娶了一名叫“春兰”的女子为妻。妻子生得膀阔腰圆，干活是一把好手，但他不甚喜欢，结婚一两年也没生育，没多久就自动休掉。
后来他在星子做篾时看上了一女孩，女孩只有十四五岁，他大这女孩十多岁，不知用什么方式，在女孩父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偷偷地把这女孩带回家为妻。“生米煮成熟饭”结婚证一领就成了他合法的妻子。这女人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生育率旺盛，差不多一年一胎，但存活率不高，有的出生几天，有的长到两三岁就夭折了。最终存留下五女一子。
妻子频繁地妊娠生育，他家没人参与生产队的农活，到年底分粮时，就只得上交钱才能提取名额下的口粮。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年挣得的工钱支付不清口粮钱，他家成了全村的“亏欠”户，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土地改制分田到户后，他家的境况有所好转，原因是女儿们都大了，可以在大人的指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另外，他带的徒弟在农忙期间赶早摸黑地出力帮忙。
见过“浪禾尚”做活的工艺，一根长长的竹子用左手按住一端，拿篾刀的右手劈开口子一撬，竹子均匀分成两半，然后慢慢分解，一根碗口粗的的竹子经他的手可分成一片片长长的薄薄的和一根根细细的竹片和竹丝，这些就是他编织各种箩、筐、篮子等的加工材料。见过他编晒篮（一种有边沿圆形晾晒食物的器具），他蹲在摆好框架的竹篾上，用手不停地摆弄四周的竹条，身体随着圆心匀称转动，待到直经达到五尺左右再收边，边沿大至三寸许。在乡村，晒篮是每家每户的必备的工具，通常都有两三爿，除此之外还有肚篮、播篮（方言篮盘），筛…其中筛又可分为禾筛、饭筛、绢筛等，所以方圆两三里的村庄就有他忙不完的活。
近距离接触“浪和尚”是在七十年代一个晚上，那时的乡村没有什娱乐活动和文化生活，劳作了一天的大人和小孩都带着竹床在祖厅前，我家的老屋空旷的地方纳凉，那是一个繁星闪烁的夏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天南地北的闲侃，很少言语的“浪禾尚”也讲了一个令捧腹大笑的故事，小孩子不堪明白他讲的内容，应该是带点黄色的荤段子，在其他人笑得喘不过气时，他却一本正经。可见不苟言笑的他其实是很幽默的。
他个子蛮高但很瘦弱，走路斜歪着，感觉被风吹得撑不住似的。后来也没听说患什么大病，就像油干灯尽，不足七十就辞世了。由于他晚年信奉耶稣，丧事办得很简单，寂寥的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结语：这几位“禾尚”该算是我的祖辈和父辈，是我的父老乡亲。虽然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见证了我的成长。记录他们生活的点滴事迹或片段，也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回望过去，总忽隐忽现的浮现他们的身影，虽然他们长眠很久，但在蛇山垅汪村这块土地上，这条延绵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还流淌着他们的血液，像一茬又一茬的庄稼在这块温润的土地上生长繁衍，传承着他们的生命和精神。粗略记述以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