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5月，山风裹着草木潮气钻进山村的山坳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学校的农忙假通知贴在土坯墙上，红纸黑字写着“放假七天，支援春耕”，我攥着书包带，盯着那行字，心里既盼着放假，又有点发怵——十二岁的我，终于要像大人一样下田挣工分，帮家里减轻年年“超支”的困境了。
清晨，生产队的铜钟撞碎了山坳的寂静。我跟着母亲扛着竹秧篮往田埂走，粗布裤腿卷到膝盖，赤脚踩在露水草叶上，凉丝丝的触感顺着脚踝往上爬。田埂上早已站满了人，田头竖着毛主席的像框，旁边“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格外醒目。那时搞生产看似热情高涨，实则出工不出力，生产队插秧往往要十多二十天才播完。男人们叼着烟袋唠家常，烟袋锅里的火星在晨雾里一明一灭；女人们边整理秧把边拉着家长里短，指尖沾着的泥水在嫩绿的秧叶上划出一道道湿痕。老队长蹲在田头瞅了瞅我，烟袋锅子在青石板上磕得“哒哒”响：“强仔呀，先跟着你妈学，一天记6分，插得齐整了再加！”我胸脯一挺，把秧篮往臂弯里紧了紧，竹篾的凉意透过粗布衫传来，仿佛那不是竹编的筐，而是能装下整个夏天的宝贝。
下田的滋味真不好受，冰凉的泥水漫过脚踝，带着腐草的腥气，脚底下的软泥像有吸力，要把人往下拽。母亲在前面给我示范，左手攥着秧把，指尖飞快分出五六株，右手三指一夹，手腕轻旋，嫩绿的秧苗就稳稳扎进泥里，横竖成行，像用尺子量过一般。“眼睛瞅着前面三蔸，脚往后退，手要快，心要稳！”母亲的声音混着田水的哗哗声传来。我学着她的样子，可秧苗要么歪歪扭扭倒在水面，要么插得太深，只露出个叶尖。旁边的阿婆直起腰笑，额前的发白碎发沾着汗珠贴在脸上：“别急，退步就是向前，多插几行就会了。”
太阳慢慢爬上山头，晨雾散了，水田像铺了块碎镜子，映着蓝天和弯腰劳作的人影。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淌，浸湿了后背的衣衫，粗布衫贴在背上，又闷又痒。腰杆酸得像要折断，每直起一次身，脊椎都发出“咯吱”的声响，可没人肯多歇会儿。女人们边插边讲着家里的趣事，谁家的猪下了八只崽，谁家的娃当兵提干了，谁家的小子托媒人说了媳妇；男人们则聊着公社里的新鲜事，哪个队修了新水渠，哪个村的水稻产量破了纪录。田埂上的孩童举着竹筒喊“送水喽”，清脆的声音在山谷里飘得很远，竹筒上的竹节被小手磨得发亮。中午的饭就摆在田埂上，粗瓷大碗盛着红薯饭，红薯的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飘过来，就着咸萝卜干，大家蹲在地上吃得香甜。我捧着碗，看着眼前的水田，原本光秃秃的泥地里，已经插满了嫩绿的秧苗，风一吹，叶尖晃着细碎的光，像一片绿色的波浪。
七天的农忙假过得飞快，每天天不亮就被母亲叫醒，她粗糙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强仔，起来喽。”我揉着眼睛坐起来，窗外的天还是墨蓝色的，星星还在闪。踩着露水下田，露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直到夕阳染红山坳才收工，晚霞把水田染成了橘红色，连秧苗的叶子都泛着暖光。裤腿上的泥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硬得像壳；脚底磨出的水泡破了又起，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可我从没喊过累。收假那天，老队长在我的工分本上画了个大大的“42”，旁边还注了“插秧”两个字，红墨水的痕迹透过纸背，印在了下一页。母亲把工分条压在枕头底下，摸着我的头说：“这娃的42分，够买两斤盐呢。”她的手掌上满是老茧，蹭得我额头发痒。
如今再回到家乡，稻田大多承包出租给外人种上了艾香草，风一吹，艾香漫山遍野。可每当五月的山风拂过脸颊，带着草木的潮气，我总想起十二岁那年的农忙假：冰凉的田水、沾满泥的手指、田埂上的家常，还有那一片在夕阳里泛着光的嫩绿秧苗。那是一段浸透汗水的岁月，每一株秧苗里，都藏着对土地的虔诚，和对丰收最朴素的期盼。而那一周的农忙假，像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我童年的衣襟上，提醒着我，劳动的滋味，原来是这样踏实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