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前,在中外官方往来的文件中，西方传教士曾将汉语中称呼英国人的“夷“译为英语中的“barbarian”(野蛮人)。其实，翻译本身并没有错。“夷“译为英语中的“野蛮人”，这是忠实于原文原意的直译，“夷”字形似人操弓射箭，蕴含有野蛮之义，因此那些地区被视为不合中原礼制的化外之地，而且东方的一些民族不行冠礼，还吃生肉，更被视为野蛮民族。《礼记·王制》里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夷"成为了汉族文化优越感的表现。19世纪60年代以前“洋务”一词的使用并不广泛，清王朝自认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西方各国皆视为“化外蛮夷之邦”，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无论是政府公文用语还是民间流传，每每可见可闻“夷人”“夷酋”“夷船”“夷商”“夷语”，如清政府编辑的道、咸、同三朝外交文件集就命名为《筹办夷务始末》。
西方列强绝对不承认自己是野蛮人，于是“夷”之蔑称的狭隘民族主义很快被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清政府的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审时度势,觉得这种老称呼已不合时宜。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英国人，清政府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中正式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字的使用（如外交照会和官方文件）受到限制也不止是英国，也扩展至所有涉夷务，从此中国人在指称涉外事务时，逐用“洋务”取代了“夷务”，如果说，中国称西人西事为“夷”，带有浓烈的蔑视甚或仇视的色彩，那么，统称“洋”这一中性词，则是以平视甚或仰视的态度对待西人西事。其后清政府开始办理外交、外贸、海关、购买船炮等各种事务，不过当时并没有“洋务运动”的说法，而是称之为"“新政"或“自强新政”；稍后一些,又称之为“同光新政”，“洋务运动”是后世学者提出的。
从”夷”到“洋”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或者表述的改变，其折射出清政府对外国人的认识发生了的改变，中国历史的边患更多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如西戎、北狄、匈奴、鲜卑等等，有建立政权的，有建国的，不过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均落后于中原的汉族文化，它们侵入后的结果是被迫接受中原文化，被汉族文化所吸纳，交融于中华民族之中，即便是清王朝也是如此。但是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中国却两次被海上东来之列强击败，先进的工业文明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催生了“数千年来之一大变化”，太平天国的浩劫在时间跨度、地域广度、破坏程度上对清朝的打击是沉痛的，站在崩溃边缘的统治者必须对新的形势进行重新的审视。内忧外患之下，顽固派主张对内应强化统治，恢复被列强和太平天国战争削弱的皇权和满洲贵族的专制旧制，找机会把洋人赶出中国；洋务派则认为要适应新变化，提出“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主张，即对外要和，对内要变。最终，清政府采纳了洋务派的主张，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学习西方经济技术为手段，开始新政，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标志着清王朝已经全面推行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推行了“洋务运动”，所以”夷”到“洋”变是被动适应的变化结果，有妥协，有示好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