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小外孙病了，但我们却不担心。这孩子天生健壮，精力旺盛。感染新冠那回，他头天晚上烧到40多度，第二天早上就活蹦乱跳地嚷着肚子饿，吵着让姥姥给做饭吃。
这次，不知道又染上了什么病毒，从昨天下午开始低烧，吃什么吐什么，无精打采，连手机都不玩了。
女儿说：现在，新型病毒层出不穷，用A、B、C、D、E、F、G……来分类，字母都不够用了。
我问她：“怎么会有这么多新型病毒？”
她回答：“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太多了，上帝在惩罚我们。”
听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这样说。尤其她们这些是学生物的人，有很大一部分声称世上有造物主。
入冬以来，加拿大疫情肆虐，本已脆弱的医疗机构再次面临巨大压力。女儿整天喊“累”，并多次说她们的医院快撑不下去了。
的确，自疫情以后，加拿大的医务人员严重流失，好多年轻人都移居美国了。因为美国工资高，物价也低，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加拿大。留下来的在岗人员不得不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但工资却始终不涨。
短短两个月来，小外孙这是第三次生病了，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
女儿对待小病小灾的态度一贯比较保守：多喝水，多休息，尽量不吃药。
这次也一样。她判断孩子是病毒性胃肠炎，无药可治，只能是多喝水，少吃饭，让肠胃休息一下。
果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家伙又活蹦乱跳了。
女儿再次强调：许多疾病是靠自身免疫力治愈的。有些病不用治，治也治不好，癌症也是如此。
她学的是诊断学，所以认为正确的诊断很重要。过去她曾多次告诉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某种严重疾病，一定要再去几家三甲医院复诊检查。因为误诊是司空见惯的事。
的确，我在国内也遇上了一次误诊。
前年三月，我在山东省立医院东院体检时，被确诊为“肺动脉高压”二级。问过朋友才知道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得了这种病，意味着生命开始倒计时。但我却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女儿听说后告诉我：很可能是误诊了，让我换一家医院复检一下。
于是，我托关系找朋友，又去了千佛山医院复检。第二次的复查结果彻底否定了省立医院的诊断。
当然，我也体会了一把仿佛死刑犯被大赦的那种轻松愉悦感。
加拿大有堪称世界上最理想的医保体制——全民免费医疗。这种国民待遇，连隔壁的美国人都羡慕不已。许多移民也是冲着加拿大的免费医疗而来，尤其是老年人。
加入医保计划的公民和居民都持有“健康卡”，看病、诊疗、化验、透视、手术、住院都可以享受免费服务。
但加拿大看病也有规矩。生病时，一般不直接去医院，而是先找家庭医生看。家庭医生持有政府批准的营业执照，有的是一个医生开一间诊所，有的是几个医生合开一个诊所。家庭医生的诊所虽然洁净，但设备简陋，没有化验室也没有检测仪器，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工厂卫生所和学校卫生室。医生看病主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家庭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政府给他们的钱就越多。小病小灾的，家庭医生就能解决；解决不了的，医生就推荐患者去专科诊所或更高一级的医院。如果是小毛病，家庭医生会开个处方，患者自己去药房买药。这里是医药分开的体制。
药房和医生也绝对不敢串通起来吃回扣。如果谁敢以身试法，他辛苦半辈子才拿到的医师执照或药师执照不仅会被吊销，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成本实在太大，所以至今没听到有这种案例。
加拿大人都有家庭医生，女儿和外孙也不例外。她们的家庭医生是香港人，诊所设在一个住宅小区里，房子不大，约二百平方米，是和一个药店合租的。找家庭医生看病也需要预约。不过，如果是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干脆别约了，很可能预约的时间未到，你就已经痊愈了。
当然，也有极少数荒诞的情况：预约看病的时间未到，病人已经去世了。
凡事总有利弊。和中国相比，加拿大看病难、看病慢，但另一方面却是真真切切的免费。而且，这里也没有医保内用药和医保外用药的区别。只要是病人需要，价值几十万的耳蜗也会给病人用上。
对此，老梁的经历最有说服力。
老梁是我来加拿大后结识的朋友。他的外孙女和我的外孙在同一个班。每天我们都会在学校门口见两次面，下午2:30左右准时见面。有时候为了聊天，我们还会故意早到一会儿。
老梁十年前就拿到了枫叶卡，目前正在考驾照。他几次建议我们明年夏天去环游加拿大，我欣然答应，但不知道明年是否能成行。
他有枫叶卡自然也有健康卡，享受与加拿大公民一样的免费医疗。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也给了他老年人的保障和尊严。加拿大规定：移民十年后，无房户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收入达不到最低标准的还可以给予补贴。据说，再过几天，老梁申请的廉租房就拿到了，还有望拿到最低养老金。一说起这些，老梁就兴高采烈、滔滔不绝。这让他的老年生活充满了欢乐和幸福。
他给我讲过：以前，枫叶卡对他吸引力并不大，是亲人住院的经历使他坚定了移民的信心。
一次是女儿在这里生孩子的经历，另一次是母亲在国内住院离世。这两次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他的外孙早产，提前一个多月来到人间，因为心脏问题，一出生就进了ICU，而且一待就是二十多天。母女二人出院时，一结算，两个人的住院费竟是零元。想不到连住院期间产妇的饭费和婴儿的奶粉都是免费的。
时隔不久，老梁的母亲在国内住院时也在ICU住了十几天。一天几万块钱的费用，使得他们兄妹几个心疼欲碎，但又不得不抢救老人。最后人走了，留下六十多万的债务。这数目对于工薪阶层的兄妹几个是沉重的负担，为了分摊这笔费用，差点闹翻了脸。
老梁对中国的医疗政策深感不满。他常常抱怨说：“我们国家把大把的钱花在结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上，怎么就不舍得把钱花在免费医疗上呢？难道要让自己的公民活得卑微、低贱，没有尊严吗？”
老梁说，他的退休金少得可怜，仅够买菜吃饭。如果生活在国内，万一得个大病，就会给孩子增加负担。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顾虑了。
网上盛传，国内公务员的退休金是全世界最高的，高级干部的医疗服务是全世界最奢侈的。不信，你上网查一下，真正“厉害”的、引领世界的其实是我们的“公务员待遇”。
“有人说移民就是不爱国。”老梁苦笑着说，“一介草民，想方设法地找一个养老送终的地方，这和爱不爱国有关系吗？”
疫情以来，加拿大是世界上发钱最多的国家，它经常以各种名目发补贴，固定下来的是每月人人都有的物价补贴。所幸无论发什么补贴，老梁都有。他告诉我，最近又要发补贴了，听说这次数额挺大，能让人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圣诞节。
昨天和国内一个非常好的老朋友微信聊天，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妹妹突然胃出血，去医院检查，一查竟是癌症晚期。真悲哀，为什么许多事情一得病就是癌症晚期呢？
他妹妹做手术前，医生告诉他：手术前要准备400毫升血浆。按照规定，这需要他妹妹的亲人先去献血，然后把献血证明交给医院，医院凭献血证明去血站申请血浆。
他为难了：妹妹无儿无女，丈夫也去世了，她孤身一人，找谁去献血呢？
朋友年近七旬，又体弱多病，为了拿到献血证明，准备豁上老命去抽自己的血。
我把这事说给女儿听，她听完后话说得很难听，我就不便重复了。听了，会让人感到不适。
几天以后，朋友又告诉我，照顾妹妹的护工认识几个献血的专业户，为他妹妹找了一份献血证明，解决了妹妹手术的用血问题。但那献血证明是花钱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