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孔南朱

孔子与朱子总是相提并论，人称“北孔南朱”。朱熹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北孔南朱"说足以说明朱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关于孔子与朱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一书中说的最为透彻，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在南溪书院韦斋祠山门上方，悬一幅匾额，上书“闽中尼山”。这是元代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朱熹的一幅匾额。中书省理问，是官名，正四品，负责勘核刑名案件；爱卨是人名。“闽中”是指尤溪在福建的中心位置，“尼山”是山东曲阜孔子诞生的地方。“闽中尼山”意思是说，山东尼山出了个孔子，尤溪的公山出了个朱子，尤溪的公山就像曲阜的尼山一样，也就是把公山比作尼山，把朱子比作孔子。

明嘉靖朝吏部尚书查约在拜谒南溪书院时留诗道：“周东尼父生，宋南晦翁出。此翁岂寻常，三代后第一。“周东”指周东迁。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宋南”指宋南渡。公元1127年，赵构即位于应天府，即宋高宗，史称南宋。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也有一首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指山东，武夷指福建。这两首诗以东周的孔子和南宋的朱熹为中国古文化的两个杰作代表，对朱熹作出一个跨越时空、穿透历史的高度评价。蔡尚思在参访南溪书院时，还题写了“宁为朱子门下狗，不为世上反儒人”的令人深思的自我写照。

功不在孟子之下

朱熹以博大胸襟和人生理念，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融合，因而被称为“三代下的孔子”。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连孟子都只能称亚圣，朱熹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

在儒学历史上，孟子并非一开始就排在“亚圣”的地位。唐朝时韩愈提出了“道统说”，认为孟子直承孔子，开辟了孔孟之道的概念，中唐以后出现了“孔孟”连称。而从先秦至汉唐，儒学更普遍被称作“周孔之道”，周就是指“周公”，儒学的直接源学是以周公为代表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严格意义上讲，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是前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者，所以孔庙（文庙）核心建筑就叫大成殿。

朱熹超越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始于明代。在南溪书院文公祠，有一幅对联：功不在孟子之下，道若揭日月而行。意指朱熹弘扬传承儒家思想的功业不在孟子之下，朱熹的理学思想能够发扬光大，就像日月照着人们前行。这幅对联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同个意思，只是一个正说，一个反说。

这幅对联的作者并不出名，是明万历年间沙县县丞郭以隆，江西赣州人。但这幅对联代表了明代文化界对朱熹地位的认同，正如前面提到的明嘉靖朝吏部尚书查约的诗，“此翁岂寻常，三代后第一。”在明代，朱熹的地位在孟子之上已是共识。

而在明代之前的元代，还是以“孔孟”为尊，如元代儒学代表人物熊禾就说：“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道出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但还没有形成孔子与朱子相提并论的认识。

到了清代，康熙是朱熹的忠实粉丝，他认为孔子之后，对于文化的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非朱熹莫属。康熙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康熙称赞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旨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 “十哲之次”。在中国文庙史上，进入文庙大成殿的只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可谓殊荣之至。康熙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悬挂在南溪书院，赞扬尤溪诞育了伟大圣哲朱熹。

从“周孔”到“孔孟”，再到“孔朱”，体现了儒学思想的演化进程，以及儒家重要人物历史地位的变化。

历数唐尧千载下  如公仅有二三人

对朱熹的尊崇，并不是在朱熹去世之后，朱熹在世时，随着他理学思想的不断成熟，在文化界已经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对朱熹称赞声音最高的要属辛弃疾、陆游、陈亮。

朱熹和辛弃疾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辛弃疾与朱熹的密切交往，应追溯到南宋淳熙年间。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朱熹义兄刘珙去世，朱熹前往弋阳哭迎棺柩。时辛弃疾出任湖北转运副使，两人相会于信州（今上饶市）。初次见面，两人留下十分深刻印象，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朱熹50岁生日时，辛弃疾寄来一首《寿朱晦翁》诗：

西风卷尽护霜筠，碧玉壶天月色新。

凤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当时，辛弃疾已把朱熹当做儒学泰斗人物来对待，认为自唐尧以来的几千年中，能与朱熹相比的仅有二三人。二三人，毋庸讳言，即孔子、孟子、朱子是也。

南宋豪放派词人、状元陈亮，与朱熹、辛弃疾交情深厚，称赞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是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一个是“文中之虎”，是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

陆游跟朱熹、辛弃疾也是好友。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时期，辛弃疾来拜访他，称他是“山中有客帝王师”。陆游也寄来四首贺诗，其中一首是：“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赞美朱熹隐居做学问的行为。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当时庆元党禁未除，朝廷严令禁止奔丧送葬。年届七十六高龄的陆游，无法前来凭吊，但他给朱熹的祭文中，充分表达了他对朱熹的深切思念和极高的评价。陆游祭道：“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 辛弃疾则不顾身家性命安危，不仅亲自来武夷山吊祭，他还在这黑暗的时刻带来了令天下震动的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作为一个时代的圣人，朱熹何尝作古呢？孰谓公死，凛凛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