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A. 精神分析引论
1. 我们对付我们不能实现的种种欲望的一个方法就是使之“升华”，即把欲望导向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而我们放逐我们那些无法实现的欲望的地方即以“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为名。“潜意识”subconscious和“无意识”unconscious 的区别在于，其低估了无意识的极端陌生性，它对现实完全无动于衷，而是完全地把自己交给了种种驱力的本能性游戏以及对于快乐的追求。
2. 弗洛伊德将性欲归入“力比多”libidinal层面。儿童首先在快乐原则的影响下毫无顾忌地追求快乐，对性别的差异毫不尊重。随后才在俄狄浦斯情结下，必须向现实原则过渡，将对母亲的乱伦欲望转向父亲的阉割威胁。在这一过程中，他就已经把他受到禁止的欲望驱入了“无意识”中。
3. 梦的机制包括：（1）把一大批的意象“压缩”成单独一个“陈述”；（2）把一个对象的意义“移置”到多少与它有些联系的另一个对象上。梦的压缩和移置相应于雅各布森所确认的人类语言的两种基本活动：隐喻（将种种意义压缩到一起）与换喻（把一个意义移置到另一个身上）。正是这一点推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评论说：“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的”。
4. 除了梦以外，还有种种“失常之为”，包括种种无法说明的口误、种种失忆、种种弄坏的事情、种种误读和种种误置，这些都可以被追溯到种种无意识愿望和意图之上。玩笑也暴露着无意识的存在，包含着力比多的、焦虑的或者攻击性的内容。
B. 作家精神分析学
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艺术家也受到种种异常强大的本能需要的压迫，这些需要把他从现实引向幻想。然而，与其他幻想者不同的是，艺术家懂得怎样以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重新加工、塑形和软化他自己的种种白日梦，从而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解除压抑，而在自己的无意识过程中享受品尝禁脔的快乐。
梦的机制并非仅仅是无意识的表达或者复制，而是将种种“原材料”，即种种无意识的愿望，睡眠中感到的种种身体刺激，以及从前一天的经历中获取的种种意象通过压缩和移置进行二次修正和系统化。
二、雅克·拉康
☆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1. 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的
不仅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且从能指达到所指是不可能的，因为意义本身并非直接存在于符号之内，而是被打散和分布在一整条能指链上。（见第四章）拉康发现，梦的压缩和移置相应于雅各布森所确认的人类语言的两种基本活动：隐喻与换喻。（见第三章和本章）于是，能指链环环相扣连接起来的原则也就是换喻（从能指到能指的连接）和隐喻（能指对能指的替换）。
2. 主体的异化和分裂
（1）“镜面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
拉康从语言的角度重写了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述过程。
镜面阶段：我们可以把凝视镜中自己的那个幼儿想成某种“能指”——某种能够赠予意义者——而把儿童在镜中所看到的形象想成一种“所指”。幼儿所看到的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意义”。能指和所指在这里就像它们在索绪尔的符号中那样被和谐地联合起来了。站在镜前，“能指”(幼儿)在他自己的映象这一所指中看到了一个“完满”，即一个完整而无瑕的同一体。
俄狄浦斯阶段：为菲勒斯（phallus，两性之别）所象征着的父亲之在场教孩子必须在家庭中占据一个地位，而这个家庭是由两性之别、由排除（他或她不能是母亲或父亲的情人）以及由不在（他或她必须放弃他以前与母亲的身体的种种联系）所界定的。他开始感觉到，作为一个主体的他的同一性是由他与周围各个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相似这些关系所构成的。随着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接受，儿童就从想象的这个领域转入拉康所谓的“象征秩序”：那个已经事先给定了的包含着不同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的结构，以及构成着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关系。
（2）意义的无法把握性
语言的作用使人再也无法接近现实，因为语言秩序的作用就是区别和分割所有的同一。于是，人不可能通过“隐喻”的替代作用像占有镜面中的“所指”一样完满占有任何一个事物，而只能是通过“换喻”的连接作用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能指链寻找被打散的所指。
这样一种没有尽头的从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的运动是一种所指的“缺少”，并召唤着欲望不断努力去补充这种缺少。这种补充的方式就是将实在事物引入语言，使之成为欲望的猎取对象（“把存在弄空成欲望”）。然而，人终究是在以种种替代性的能指来凑合，试图以此堵住所指的缺口，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够为这一渴望提供基础的“超越的”意义或物体。如果说真的有这样一个超越的实在，那它就是菲勒斯本身，就是差异本身，就是把人们插入象征秩序中已经注定了的位置的东西的符号。
无意识与其说是由种种符号（种种稳定的意义）所构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种种能指所构成的。例如梦见一匹马，它的意义并非一目了然，可以被拴到各种不同的所指上。于是，无意识只是各个能指的连续运动和活动，而它们的各个所指我们却常常都是无法接近的，因为它们被压抑了。这就是为什么拉康说无意识是“所指在能指之下的滑动”。
人们的意识生活也像这一样是意义的不断滑动和隐藏，所以人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出任何东西来，只是通过压抑这一骚乱的活动，并且暂时地把语词钉到意义上去才能工作。弗洛伊德所谓的口误或失常之为，在拉康看来，我们的整个话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口误：如果语言的过程真是如此滑溜和暧昧，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准确地欲我们之所说，也永远不能准确地说出我们之所欲。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一种近似，一种失之交臂，一种局部失误。
（3）“言中主体”与“发言主体”的分裂
当人在语句中提及自己时，人说出来的这个“我”是一个立即就可以理解的并且相当稳定的参考点，是语言学理论中的“言中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但它把说出这个“我”的那个“我”，即这一实际说话行为的“发言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ng掩盖起来了。由于意义的无法把握性，“发言主体”，即实际正在说、写的个人，绝不可能在他所说的东西中充分再现他或她自己。为了表述这一要点，拉康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改写为“我不在我思之处，我在我不在处思”（I am not where I think, and I think where I am not）。
3. 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
语言、无意识、父母、象征秩序，这些术语在拉康那里并非完全同义，但它们围绕着一种区别作用密切地联合在一起。它们有时被拉康作为“他者”来谈论，即它们先于我们而把我们作为主体带进存在，却又逃避我们而跑出我们的掌握。对于拉康来说：
（1）我们的无意识欲望是被导向这一他者的，它表现为某种可以最终满足我们的实在，但我们却从来不可能占有它；
（2）我们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总是从“他者”那里接受来的，我们欲望他人无意识地让我们欲望的东西；
（3）欲望的产生也是因为我们被那些产生欲望的语言关系、性关系和社会关系——整个的“他者”领域卷入其中。
三、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将个别主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类同于拉康理论中儿童与他或她的镜像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主体的作用被理想化了，仿佛自己是一个与社会和广大世界有着重要关系的人。然而，人其实并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了解的那个连贯的、自主自律的、自我产生的主体，而是一系列社会决定因素的一个“不在中心”的功能。由于被这个人所接受的关于自己的形象迷住了，人使自己服从于它，而且正是通过这一subjection，人成为了一个subject。
四、诺曼·N·霍兰德
文学作品在读者意识中启动了种种无意识幻想与对于它们的种种有意识抵抗之间的交互作用。文学作品使人愉快是因为它通过迂回的形式手段把读者种种最深层的焦虑与欲望变成了社会可以接受的内容。
五、哈罗德·布鲁姆
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重写文学史。
诗人们焦虑不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前辈诗人的阴影之中，犹如儿子在受着父亲的压迫；任何一首特定的诗都可以被看做是试图通过对以前某一首诗的系统再铸而逃离这种“由于惧怕影响而产生的焦虑不安”。于是，一切诗都可以被读作其他的诗的改写，读作对于那些诗的种种“误读”或“误解” (misprision)，即种种力图抵挡那些诗的压倒力量，从而使诗人能够为自己的想象独创性开辟空间进行尝试。因此，一首诗的意义就是另一首诗。
六、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父权的、性的和社会的秩序为中心，而克里斯蒂娃却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理论，形成了其女权主义批评理论。
克里斯蒂娃认为，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有一种“征候性的”the semiotic东西与俄狄浦斯阶段中的象征秩序相对应。这种“征候性的”是语言内部一个由种种力量所形成的图式，它可以被视为某种语言，尽管它还没有意义。为了使真正的语言产生，这条成分异质的驱力之流就必须要被切开剁碎，并被连接成为一个个稳定的语词，于是在进入象征秩序之时，这个“征候性的”过程就被压抑了。然而，这一压抑不是全面的，因为这些征候性的东西仍然可以作为某种来自驱力的压力而在语言本身之内被感到，例如语调、节奏等语言的物质性，以及语言的矛盾、无意义、打乱、沉默和不在。俄狄浦斯阶段的象征秩序与父亲的律法相联，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征候性则与女性性相联。
征候性是流动和多义的，是对准确意义的一种快乐的创造性的超越，威胁着要分裂种种公认的社会意义的无意识驱力，破坏着现代的男性统治的阶级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固定符号（上帝、父亲、国家、秩序、财产等等）的威力，并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将男性的与女性的之间的所有严格区别都统统扔到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