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游历游学与开启官智真正联系起来是在甲午战后。
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危机，朝野提出的救国方策中，政治精英的改造被重点强调，如梁启超于1898年提出了“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的思想。王公大臣、公卿督抚、文武官员出洋学习，即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视。
李鸿章1895年接见李提摩太时曾讨论过中国派十位亲贵同百位翰林考察西国政治的问题。7月，张之洞鉴于中日之战的恶劣后果，上折奏请“修备储才”，提出九条建议，其中多次提到派员出洋学习。如练陆军派遣员弁“出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局，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习”。治海军则学英国，其余修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都需要派员出国学习。
除此类专门学习外，他还特别强调文武官员出洋游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效不著的原因是文武大臣“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要打破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
游历人选需要多派“翰林、部属及各项正途出身之京外官”，因为“以科目进者，平日诵法圣贤，讲明义理，本源固已清明，不过见闻未广、世事未练”而已，因此派他们出洋即可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切于实用多矣”。对于“本源”是否清明的强调，说明张之洞的开官智思想并未突破“中体西用”之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