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很多节目都聊过了阿根廷为何哭泣、南非为何哭泣，这都是近代国运由盛转衰的例子，有朋友希望聊聊巴西。巴西也是在哭泣中，最近10年国运掉头向下。2011年它的人均GDP是1.32万美元，那一年它全球排名第53位。按照世界银行当时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的定义范围很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4000-12000都算偏上中等收入，这个指标大多数情况下和人均GDP差异并不大。要知道中国2020年人均GDP才刚过1万美元，排第64位。
但是最近十年巴西江河日下，2019年人均GDP不到8800美元，跌出了高收入国家的梯队，从2011年的水平跌去了⅓，2020年它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创，虽然说总量它还算世界第八大经济体，金砖四国之一，但是人均GDP落到了6800美元。巴西人口两亿1千多万，幅员是世界第五大国，铁矿储量世界第三，按照资源禀赋巴西应该有条件更上一层楼向发达国家跃进，怎么最近十年不升反降呢？这就涉及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我们得先解释一下。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进入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个阶段之后，突然发现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世界上别的地方劳动力更加便宜，自己国家的制造业主要是附加值中等偏下的产品，比起另一些工资更便宜国家的同类产品，没有价格上的优势了。制造业普遍萎缩，繁荣戛然而止，人们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就业开始变得艰难。
这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的工作机会减少，应该是劳动力市场上有大批等待找工作的人是吧，但是劳动力也越来越紧张，人口在老龄化、社会福利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状况就造成社会投资意愿低，政府财政也无法再缩减，社会消费也越来越萎缩，国家就挣扎在掉回到贫困的边缘上。巴西最近十年可以说这些症状集于一身，中国这些症状也正在显现。
工作难找和劳动力不足这对看似矛盾、又现实中存在的现象一般认为是由于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化是一种“国内移民”，城市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美国、在欧洲的工业化过程中并不影响出生率，在欧美城市里，四五个孩子的家庭也很多。但是在后发展国家（20世纪开始工业化的这些国家里）则是普遍和出生率下跌相联系。这里简单的说是个时间快慢问题。
美国这样的国家，城市化进程走了大约两个世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在80%以上，但是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不算都会区，只算市区）只有4个；纽约、洛彬矶、芝加哥和休斯敦。多伦多是加拿大人口第一大城市，号称人口600万，那是都会区，多伦多市的人口是270多万，在北美也是数得上号的大城市，在中国只算个地级市。
实际上北美大部分人口还是居住在中小城市，这叫什么呢？离土不离乡，脱离了农业，但没有离开家乡，都往少数一二线的大城市挤，结论就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生活环境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甚至很多美国人并不搬迁，只是他家附近的农场，慢慢变成了城镇而已，他的生活方式是慢慢发生变化的。比如多伦多有个地名叫DON MILLS，另一个地方叫YORK MILLS，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里原来是磨坊，周围是小麦田。那这里的居民原来是农民、然后给磨坊打工；然后给更大规模的面粉厂打工，然后给面粉厂周围发展起来的面包店、食品厂打工，他并不离开家乡，生活是几十年里慢慢变化的。
人们不是在短时间内蜂拥挤进少数大城市，就不会造成生存资源的紧张，住房、交通、教育就都还比较宽裕。一旦这些生活要素变得稀缺，竞争很激烈，就会拉低人们的生活水准，你一天几个小时都在上班通勤的路上，房租年年涨，孩子上学也很挠头，当然你的生育意愿就低，养一个娃就够费劲了，还三胎？
所以快速的城市化，造成国内的移民大潮，虽然为大城市很短时间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大城市像引擎一样轰轰转动起来了，但是生活成本也㖬一下飙上去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并没有跟着工业的增长速度同步上升、生育意愿降低，人口增长曲线开始一路向下。
欧洲和北美工业化经历了上百年，与之伴随的城市化也是和缓进行的，1840年美国城市人口只有10%，1970年，130年后才跨过70%。没有那么迅猛的从农业到城市的移民潮，这个过程慢有啥好处？就是基础设施很从容的进行，总是处于够用的状态。城市慢慢扩大（相对中国、巴西而言，比起中世纪当然也是城市迅猛扩大了），公路、桥梁慢慢修。等城市人口扩大到百万规模显得很拥挤的时候，人们可以去周边的小城市买房，坐通勤火车、或者开车来上班，高速公路网有了、郊区铁路网有了，不用挤在大城市里才有工作嘛。大家体会到这个差别了吧，一切生活成本都处在可负担范围内，生活水准稳步上升，国人消费就很健康。
生娃造人这活儿，是需要心情放松的，你天天996累个好歹、紧张个好歹的，哪有心情生娃呢？所以后进的工业化国家因为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来得太猛，都有人口出生率下跌、少子化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事缓则圆的问题，萝卜急了肯定就洗不了泥。由此也可见限制生育政策的不合时宜，城市化自然就会拉低人口出生率，又抓又管是加速老龄化。欧洲虽然历经二战的摧残，但原本的城乡布局、道路交通网都是现成的，战后原样恢复起来即可，它并不会出现后进工业国家那种畸形的城乡头重脚轻的情况。
从乡村到城市的大移民潮带来另一个问题，被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就是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农业、以及非熟练工种的工资上升。对于不拿工资的农民来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体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上。简言之，人们去大城市打工，就算房租贵，又有子女教育难各种问题，但还是比在农村生活得好，有这种差距比较人们才愿意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可这又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产品变得更贵，抬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成本。拐点出现以后，就发生了一种很难拆解的城乡互相卡脖子的局面，你让城市打工族返乡吧，乡村的基础设施啥都没搞起来，他们又不想。挤在城市生活成本又不断抬高，打工族越过越穷，就是这么一特别纠结的状况。这在巴西、在中国都出现了。
小结一下，工资上涨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城乡互相扯后退，这都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巴西还有很多自己的问题，首先是它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得天却不独厚。它的资源要变成财富有不少障碍。巴西的海岸线只朝向大西洋这一侧，沿海被崇山峻岭所覆盖，濒海的开阔平坦地区、三角洲很少。像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美国东部密布河网的丘陵地貌。这样的地形方便国内外贸易，容易聚集大批人口，形成很复杂的经济体系。巴西缺这个条件，出产的铁矿石先运到港口之后再装船往北，过巴拿马运河进太平洋，再运到东亚。从路程上来讲比澳大利亚和北美西部远很多，运费偏高，造成在资源出口价格上没有优势。
巴西的中西部是庞大的亚马逊雨林，国内山脉纵横，庞大未经开发的部分把巴西的各个区域隔绝开来，北美那种四通八达的洲际高速公路在巴西是没有的，所以它国内物流成本高，不容易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一个个商业中心形成各自独立的区域。巴西在广大蛮荒领土得到开发之前，就快速进入城市化时代，20世纪60年代城市人口就占到了50%，2016年居然达到了86%，圣保罗市内人口超过1100万、里约市内人口600多万。马上就带来了上面所说的迅速城市化的所有问题，生活资源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飙升。
接下来就是政治和治理问题，和所有南美国家一样，巴西都饱受民主劣质化、腐败和政治动荡之苦。巴西劳工党的卢拉·达瓦尔席总统执政期间，从2003-2010年这8年，是巴西经济成长的黄金年月，他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同时抄俄罗斯的作业。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跌，巴西也终结了黄金岁月，其后开始了南美特色的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清算。
除了巴西独有的国情之外，它遇到的瓶颈许多是后进工业国家共有的，国家的道路和人生一样不是一片坦途，没人不进坑，问题是进了坑怎么爬出来呢？一般认为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产业升级。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后进国家们完成工业化很难避免的问题。是个两难选择，你要么参与全球产业链，要当世界工厂就要背负这个代价；要么你继续当农业国、一直贫穷下去。日本、韩国这些20世纪后半段崛起的东亚国家无一不受少子化的困扰。长远地说劳动减少是免不了的，所以脱困出路只能是：千万别劳动力又减少了，又去和那些更穷的国家、更便宜的劳动力去竞争。
所以就得拼科技、拼服务业、拼高附加值产业。日本有松下、索尼、丰田等一批企业；韩国有三星、LG、现代等一批企业。不管你是原创、还是代工，总之要在高价值产业链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引擎不熄火，才能慢慢消之前城市化太快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
不过这个升级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需要国家主政者提前一两代人就预见到未来的问题，在产业政策、在教育上有提前几十年的谋篇布局，不是等问题到了眼前你说升级就能升得了的。爬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坑归根到底是个民族创造力的问题，高价值产业肯定是创新性密集的产业。所以又回到了我们提过N多次的问题，怎样的社会才是个富于创造力的社会？这就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了。
#脑洞大开的历史现象＃持续更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