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特别爱吃糖。妈妈刚蒸好的馒头，我就会一手端着碗，一手抓着馒头，蘸碗里的白糖吃。记忆中好像哪里都有白糖，稀饭面汤会放糖，喝的水中会放糖，特甜！爷爷是教师，每周都会给我发5块钱，让买作业本，买铅笔，我还拿它来买方便面，买冰糕吃，好像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有一次在看电视，大山里跟我一样大的学生，上学要翻过几道山，却没鞋子穿，连写字用的铅笔，短到手握不住了，他才会低着头像是犯了错似的问爸爸要钱，爸爸很为难的让他在等等...
我当时很不理解的问爸爸，他怎么上学买不起铅笔呀，爸爸说，大山里的人，走不出去，太穷没钱花。那时我就认为，大山是农村，而我是在城市。直到要升初中，填表格，有几处不会选，问老师后，才知道爸爸妈妈是农民，而我就生活在农村。那种感受，就如读《置身事内》中提到，在1990年，全球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中国，一模一样。
我不愿意相信，我生长的地方是农村，也不愿意相信，我所享受的丰衣足食的童年，却在世界之中，那样穷。
现在，看着《邓小平时代》，我才确定，我和我的祖国，当时确实穷。中国经历了溥仪退位，旧制度崩溃，又到抗日战争，内战，再到新中国成立，遭受“大跃进”和“文革”，这几十年的艰难岁月，让中国人民受尽了苦。改革开放，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某一自动化的钢铁厂，仅此一家工厂生产的钢铁量，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钢铁总产量的一半，不仅看到了大规模生产彩色电视机，还看到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看见日本的列车，只能惊叹到：“快！真快！”。
工作中，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碰壁踩坑，却自认倒霉遇到“坏人”。现在，我理解并慢慢认可一句话：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完善、专业、复杂的官僚体系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能有机会站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有部分原因是，他极度的认同和小心使用“官僚主义”。他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对毛泽东的忠诚让他免于迫害，复出后选出亲信的领导班子，可以让他放手干更重要的事。如此明显的官僚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我没看见。如果退回到两年前，我在剧院上班，这种体制内的单位，领导让我绝对服从，让我站队，我就不会拿“做自己的主人”与她对抗了，也不会在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却草草输了这场游戏；如果再追溯到一年前，新领导让我表态，我却用“看不上”藐视他的领导力和人格魅力，无疑断送了自己的发财路...
我不会对过往懊恼，那是我不知道的事。现在，认清了现实，就会更理解身边的世界，更好的生活。特别喜欢《置身事内》的一段话：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的乐观，不需要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
祝福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的人民，祝福身边的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