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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53篇《鄘风 干旄》
【原文阅读】
孑孑jié干旄máo，在浚xùn之郊。
素丝纰pí之，良马四之。
彼姝者子，何以畀bì之？
孑孑干旟yú，在浚之都。
素丝组之，良马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jīng，在浚之城。
素丝祝之，良马六之。
彼姝者子，何以告gǔ之？
【译文参考】
牛尾之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城郊。
素丝束束理分明，良马四匹礼不轻。
那位忠顺的贤士，用啥才能去应招？
鹰纹大旗高高飘，人马来到浚近郊。
束帛层层堆得好，良马五匹选得妙。
那位忠顺的贤士，你用什么来回报？
鸟羽旗帜高高飘，人马来到浚城里。
束帛捆捆堆得好，良马六匹真不少。
那位忠顺的贤士，有何良策来回报？
【字词注释】
（1）孑（jié）孑：独立，旗帜高举的样子。
（2）干旄（máo）：以牦牛尾饰旗杆，树于车后，以状威仪。干，通“竿”“杆”。旄，同“牦”，牦牛尾。
（3）浚（xùn）：卫国城邑，故址在今河南浚县。
（4）素丝：白丝，一说束帛。
（5）纰（pí）：连缀，缝合，束丝之法。在衣冠或旗帜上镶边。
（6）良马四之：这里指四匹马为聘礼。下文“五之”“六之”用法相同。
（7）彼：那。
（8）姝（shū）：美好。一说顺从貌。
（9）子：贤者。
（10）畀（bì）：给，予。
（11）旟（yú）：画有鹰雕纹饰的旗帜。干旟：旗杆顶部有山字形装饰物，以鸟头为装饰的，称干。洛阳北窑西周墓葬曾出土此物，青铜制，整体作山字形，山字中间一竖高出，如剑锋，两边的短竖则刻镂成一对反身翘首的飞鸟形。
（12）都：古时地方的区域名。《毛传》：“下邑曰都。”下邑，近城。
（13）组：编织，连属，拴系，束丝之法。
（14）予：给予。
（15）旌（jīng）：旗的一种。挂牦牛尾于竿头，下有五彩鸟羽。
（16）祝：“属”的假借字，编连缝合。一说厚积之状。
（17）告（gǔ）：作名词用，忠言也。一说同“予”。
【诗歌赏析】
《干旄》一诗，古今解其主旨之说甚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所载，有十三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毛诗序》为代表的“美卫文公臣子好善说”、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卫大夫访贤说”和现代一些学者所持的“男恋女情诗说”三种，恰好代表了古代经学汉学、宋学两大体系和五四运动兴起后新学的观点。个人倾向于认为“卫大夫访贤说”更可取些。
本诗赞美了卫文公能够招致贤才，用心复兴卫国。诗中叙述了卫国官吏带着布帛良马，树起招贤大旗，到浚邑访问贤士、征聘人才的景况。不过，本诗是否作于卫文公时，后世研究者也多有表示怀疑。
此诗开篇就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大。不过，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在《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
《毛诗序》说：“《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朱熹说：“言卫大夫乘此车马，建此旌旄，以见贤者。彼其所见之贤者，将何以畀之，而答其礼意之勤乎？”（《诗集传》）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本诗三章结构严禁又巧妙变化，“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三章反复述说求贤之意，重章叠唱，表达思贤若渴之心情，可谓妙笔生花。
【《干旄》学习的反思探讨】
《干旄》主旨：访贤说还是感恩援军之歌
有人认为，《干旄》是卫人感激齐、宋等诸侯援军的乐歌。
此诗历来难解之处在“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不过，古代驾车应该没有这样的驾法。现代学者李山认为，把“五之”“六之”解释为缰绳是偷换概念。其实诗篇本身说得明白：“四之”“五之”和“六之”的良马，都是用素丝“纰之”“组之”和“祝之”的，也就是拴系连缀的，与车驾本无关。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程颐也将这些“四之”“五之”和“六之”的马匹解释为“见其礼之益加也”，因此，将其视为礼品更为妥当可信。
诗篇反复说“干旄”“干旟”及“干旌”，很明显是有军队驻扎在卫国浚邑，而此地又与卫遭北狄入侵后的临时都城漕，及稍后迁移的楚丘距离都不远，因而，诗篇的创作背景似可作如下推测：北狄入侵之后，宋桓公立戴公于漕，戴公旋即死去，文公继立。与此同时，齐桓公使公子无亏率军队戍守漕地，卫国局势得以稳定。
料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齐、宋等诸侯援军都会驻扎卫地，《干旄》之作当即此时。篇中的浚郊、浚都、浚城，当是援军驻马之所。诗中“干旄”表诸侯军车马旗帜，“彼姝者子”是赞美援军士卒个个精神。“素丝”“良马”，则指诸侯对卫国的馈赠。《左传·闵公二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即漕）。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匹）。”诗言“素丝”系马，说的正是齐国“归公乘马”之事，只言赠马是因为马最贵重。而且，齐人有所赠，宋国及其他诸侯也不会不有所表示。深处大难之后的卫国人，对此心存感激是自然的，所以才有诗篇“何以畀之”“何以予之”等深情之语。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传统礼制发展的第二阶段“夷夏之辨”（2）
礼制的最初产生，是为了使人“知自别于禽兽”，但仅“知自别于禽兽”，还远远不够。完成“人禽之辨”的分判只是“礼”的第一步。如果只是不与“鸟兽同群”，明白“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却依然是断发文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被发左衽，那就还是丛林部落和蛮貊之邦。于是，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夷夏之辨”。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
诸夏，指中原诸国，乃礼乐文明之发祥地；夷狄，则指周边落后之异族。孔子此言，常常被误解为宣示一种基于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优越感，实则不然。“夷夏之辨”内涵非常丰富，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关乎“礼”，涉及文明与野蛮的内在张力。表面上看，夷狄之地虽有君主（如“酋长”或“头人”），却比不上中原各国没有君主，这话似乎是强调生产力水平或者社会组织能力的先进性。
如《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但实际上，判定“夷夏之辨”的绝不仅是衣冠文物、“火食”“粒食”，还有礼乐文明与伦理秩序。
韩愈在《原道》中说：“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和“中国”，当然不是空间地理概念，而是礼乐文化概念。只有通过“夷夏之辨”，才能将文明与野蛮区别开来。
其二关乎“道”，涉及君道和王道的统一性。当孔子说“夷狄之有君”时，是肯定“夷狄”已经完成了“人禽之辨”，进入“有父有君”的人类社会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孔子说“不如诸夏之亡（无）”，一方面是对夷狄的批评，但同时也是对诸夏文明实质的一种揭示，其中也流露出对诸夏现状的不满。孔子话里有话，其中隐含着一种不便明说的“君道之辨”。言下之意，夷狄虽然“有君”却“无道”，反不及中原“无君”而“有道”。联系到春秋末年“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的乱象，孔子显然有着更为深广的忧患。
在这里，“道”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构成了对“夷狄”和“君”的双重批判。换言之，孔子之所以对华夏文明有着坚定信念，绝不是因为其“有君”，而是因为其“有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会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一旦在上之君不好礼、不好义、不好信，民便可以不敬、不服、不用情。这里分明隐含着一个“从道不从君”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人禽之辨”让人获得了作为人的“自尊”和“自爱”，那么，“夷夏之辨”则是提醒那些为君、为臣者，不要仅为摆脱野蛮状态并掌握了“君权”或“特权”而沾沾自喜，还应该培养对于“君道”“臣道”乃至“王道”的“自觉”与“自律”！否则，必然会为了争权夺利而相虐相杀，使本已进入文明状态的天下倒退到“率兽食人”的丛林部落与蛮貊之邦！进一步说，孔子此言，其实有着对于“道不行”的沉痛感喟！这个隐而不显的“道”到底是什么？窃以为，就是高于“人道”和“君道”的“王道”与“天道”！
如果说，“人禽之辨”确立了“人道”，有了“人之礼”；那么“夷夏之辨”则确立了“君道”，有了“君之礼”。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人君”当位、中礼、合道？显然，那个最高的仲裁者和节制者，就不可能是“人”，而只能是“天”！（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