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敢忘记军旅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位师职首长、大兴安岭军分区原政委黄臻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无私帮助。
这么多年来，时不时总会想起同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黄政委发现我能写点东西并建议把我调到团部，我会不会在洛古河边防五连一直干到转业？
确有可能，并且可能性很大。部队卧虎藏龙，什么厉害角色都有，很多战友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而我这个从大巴山余脉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最初的机会，是黄政委给我的。这一点，一辈子不敢相忘……
——摘自渝夫《军营牛人之黄臻——一路走来全是歌》
（三四八）期望与关怀
怎么也没想到，这本《边陲纪事》日记竟然引起大兴安岭军分区黄臻政委的重视。
按要求上交干部笔记的时候，本着坚决落实刘指导员“越多越好”的指示，我把正在写的这本日记也上交了。更何况，黄政委一再要求干部要有工作日记，我没有专门的工作日记，这也算是滥竽充数吧。
晚上就寝前，电台新兵窦向军找到我：“排长，黄政委找你。”“找我？”我一愣：“我犯啥错误了？要收拾我？”我开着玩笑，向楼上跑去。
报告，进门，敬礼。黄政委的第一句话让我感动的同时，也有些摸不着头脑：“勤俭，我得感谢你啊！”我茫然得不知所以然，感谢我？我做什么好事了？没有啊。
政委接着说话了：“你把日记本交上来了，表示对我的信任。日记是个人的私事，我可以不看。你交上来了，我就不客气地看了。”
政委接着问我写日记坚持多久了，写了多少本，我一一作答。政委告诉我，他写了整整22年的日记，已有三四十本，整整一箱。“我搞了18年文字工作，日记可帮了我大忙。对你而言，日记本可是一笔无价之宝。”政委还说，写日记既可以锻炼意志和毅力，又可以练笔，一举两得，值得坚持。
政委要我坚持下去，同时叮嘱我：“以后在写日记时，视野要宽点，写一篇要有一篇的收获。这是个好习惯，你要坚持下去啊。”
我点头。放心吧，政委，我不会让您失望的。（1999年1月2日写于漠河县洛古河村）
（三四九）另一种收获
北大营校友王程伟在团部的通信连代理排长。他当战士时，曾在某集团军通信团呆过5年，所以对通信业务较为精通，虽然在军校学的是司务长，但并不影响他成为通信连的骨干或尖子。算上这次到我们五连维护通信线路，他已是第四次带队执行任务了。
久未谋面，自然就多了几份亲切。晚上10点熄灯后，我们两个盘腿坐在连队招待间的床上，天南地北地胡吹乱侃。
和我一样，程伟在忙碌中依然挥不去那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或许，这是年轻人通病。说真的，让我们这些未曾经历严格锻炼的司务长带兵训练，真有些力不从心。虽然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但时间不等人啊。如此这般，真让我们有些进退两难了。
自然会提及边防一线和二线连队的差别，比如通信连就算二线连队。对此，我们各有感慨。比如，一线太偏僻，时间呆久了，真有可能把人呆痴呆傻；唯一的好处是花钱不多，或者也是坏事，有钱花不出去，何尝不是一种悲哀？而在二线，花钱的地方又太多。你得承认，虽然同在一个边防团，但一线与二线却有着天壤之别。
对我而言，呆在一线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忍受寂寞。以前，我总为自己是不甘寂寞的家伙，可如今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
习惯成自然，真理也。（1999年1月3日写于漠河县洛古河村）
（三五零）没娘的孩子
也许是酒后失言，驻辽西某步兵师交流过来的王庆君指导员（原职务，现为编外）在罢宴前扔下一句“我们是像没娘的孩子……”就这一句，弄得五连的几位在编干部很是尴尬。我低声对医助（助理医士）单伟说：“人家没喝到位哩。”单军医一笑：“这事交给你办了。去，取酒！”刘指导员也赶紧表示：“门没锁。拎酒上来，喝！”
想来王指导员是有感而发。原部队缩编，交流到边防部队，不适应的地方固然很多。因为是交流，自然不同于军校学员毕业分配，王指导员他们是带着职务过来的，有的在原单位混得还蛮不错，可一到了边防，一下子成了编外干部，给晾到一边，原本是排长的“降任”排副，副连以上的一律协助连队本级干部开展工作，于是，便有了“连长助理”“指导员助理”“副连长助理”等前所未有的称谓。
比如王指导员，虽然和刘指导员同为八九年度兵，可他正连已经两年，刘指导员却还是代理（实为副连职）。尽管如此，王指导员仍然要给刘指导员当助理，那份失落可想而知。
事实上，连队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有点欠妥，大事小情，总喜欢附加一句：“某某师的，不用参加了。”原本可能是好心，可在那些交流干部看来，就有些排外的意味了。
于是就有了如下戏言：你叫忠诚，我叫虚假，我俩配合得天衣无缝；于是就有了“我们像没娘的孩子”的感慨。（1999年1月4日写于漠河县洛古河村）
（三五一）固强补弱
大兴安岭军分区黄臻政委离开连队前，专门召开干部会，突出强调连队“固强补弱，争先创优”的口号提得很好，但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有实际的细致的措施，要搞清楚强项是什么，强项中的薄弱环节有哪些，巩固强项的措施是什么，弱项在哪里，怎样弥补薄弱项目，只有搞清这些，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黄政委要求五连制定措施后上报他本人，看能不能转发军分区所属各连，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显然，军分区首长的指示是要听的。刘指导员想必是为了发扬民主，或是集中众人的智慧，于是要求每位战士从实际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查找连队的强项和不足，尔后写在纸上，交给连队党支部。
对这事，战士们的兴趣显然不大，但不写又不行。怎么办？就瞎对付呗。强项嘛，谁都清楚，后勤建设；强项也很明了，日常管理和经常性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军事训练抓不紧，等等。如此这般，简单实在。更可笑的是，四班的几个小子，连个“项”字也不写，竟写成了“强点”和“弱点”，弄得不伦不类，让人哭笑不得。
也有实话实说的。比如“连队说话不算数”“比赛打了，却不发奖品”“只打雷不下雨，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等等。
只可惜，这种实话太少。（1999年1月5日写于漠河县洛古河村）
附：军营牛人之黄臻——一路走来全是歌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敢忘记军旅生涯中遇到了的第一位师职首长、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原政委黄臻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无私帮助。
这么多年来，时不时总会想起同一个问题：如果不是黄政委发现我能写点东西并建议把我调到团部，我会不会在洛古河边防五连一直干到转业？
确有可能，并且可能性很大。部队卧虎藏龙，什么厉害角色都有，很多战友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而我这个从大巴山余脉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最初的机会，是黄政委给我的。这一点，一辈子不敢相忘。
实际上，从边防连队到团机关，从军分区到省军区，包括后来调到军区机关，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我们边防五连当年所出的那起突发事件，源于黄政委到我们五连蹲点，源于黄政委发现并认为我是个人才。
（一）
其实，我算哪门子人才？只是喜欢文字并长期坚持练笔而已。
要说厉害角色，黄政委绝对算是一个，并且是让人刮目相看的那一个。
如果没有记错，黄政委是1968年兵，他当兵六七年后我才出生，真正的老前辈。
黄政委是农家子弟，来自黑龙江省海伦县。
入伍后，这个农家子弟给自己定了一条奋斗标准：比同龄人表现更优秀一些，比同龄兵进步更快一些，永不懈怠，永不服输。
他的这个标准，后来成为指导我军旅生涯实践的首要标准，一直默默激励着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黄政委当战士时，没在野战军，没在大部队，而是在以干部为主的人武部。
那时人武部编制人员比较多，作为义务兵，主要负责人武部机关的公差勤务，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不站岗不执勤，工作平平常常，很难有所出息。
还是义务兵的时候，黄政委就很好强，想尽办法寻找展现自己的机会。
同样都是战士，别人打扫卫生，他帮领导誊写材料；别人跑跑颠颠忙着杂事琐事，他陪领导去乡镇检查调研。
一来二去，他成了兵中的佼佼者；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一些年轻干部还要突出。
那时战士提干的机会多多。像他如此优秀的战士，自然脱颖而出。
于是，他成了同年兵中的第一个提干的战士，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装，成为人武部的报道干事。提干当年，就在牡丹江以上新闻媒体包括《解放军报》发表稿件100多篇，其中采写的县委书记王永江报道稿，《解放军报》刊发了一个整版。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荣立了三等功，开创了所在人武部参谋干事立功的历史先河。
之后，从人武部调到牡丹江军分区，成为宣传科的主力干事。后因熟悉征兵、民兵等工作，本该当宣传科长的他被任命为动员科科长，成为那个时代的“跨界先锋”。
无论是当宣传干事还是动员科长，他的笔头功夫都很过硬，号称“牡丹江军分区一枝笔”，领导们的各种材料都让他过目把关，否则就不放心。
黄政委给我讲，他当科长的时候，科里有副科长，还有9个参谋，一帮兄弟对他都很敬重，可以说是指到哪打到哪。
他这个动员科长之所以牛气冲天，不是因为脾气硬朗，而是工作干得确实漂亮。
比如，他当动员科长期间，沈阳军区在牡丹江军分区搞预备役部队建设试点，探索成立预备役师。尽管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借鉴，但他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带领动员科全体人员主动作为，拼了一年，圆满完成先行任务。
还是当动员科长期间，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赋予牡丹江军分区民兵工作改革任务，他全程筹划推进，历时8个月，改革顺利落地，做法被沈阳军区推广，他还作为试点单位代表参加了总部组织的座谈会。因表现突出，总参兵员动员处（原总参动员部前身）看中了他，找他谈了话，甚至下达了任职命令，后因家属工作调动困难、军分区领导又极力挽留而作罢。
依旧是在动员科长任上，全程经历了人武部移交地方这件极为棘手的事情。从军队序列转到地方政府，军官们有的想就地转业，有的想调往军分区机关，思想空前活跃。他牵头负责移交事宜，前后几个月，没出现任何纰漏。
更为传奇的是，动员科长竟然被提拔为边防某团政委！按照惯例，动员科长一般提升为人武部部长，就算当上边防团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可他这个动员科长，偏偏就当了边防团政委，这在当时绝无仅有、绝对牛气。
在边防团政委岗位上，他依然干得非常出色，所在团被沈阳军区树为基层建设标兵团，树立集体二等功；本人被树为沈阳军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获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荣誉章，同时还位列全军20个领导干部学雷锋先进典型第一个，荣立二等功，20多家省级和中央媒体集中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先进典型。
再后来，边防团的黄政委被提拔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之后改任军分区黄副政委；再后来，黄副政委被任命为大兴安岭军分区政委，成为我的首长；再后来，因身体原因，黄政委离开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八万里茫茫兴安，最终在大庆军分区政委岗位上光荣退休。
（二）
黄政委属于不怒自威型领导，浓眉大眼，满脸坚毅，在他面前，部属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压力或是紧张。
我是个另类，从一开始就不怕他，在边防五连第一次和他面对面谈话时，我就没觉出自己有多紧张。
调到军分区机关以后，黄政委非常正式地问过我：小李，你说实话，你怕我吗？他们都怕我，你到底怕不怕？
我说了实话，不怕。于是黄政委很高兴，说我不至于那么可怕嘛。
扯远了，还是回到黄政委年轻时的那些光辉岁月吧。
黄政委当科长当得牛，写材料也是把好手，只要经过他上手的材料，当时的军分区首长百分百予以通过。
黄政委曾经向我传经送宝：小李，我告诉你实话，那些内部材料，真没那么难写，甚至没有对错；尤其是讲话材料，无所谓道理深浅、水平高低；如果非要给好材料立一个标准，那就只有一条——负责最后把关的领导认可就行。
黄政委还跟我讲：他当动员科长时，军分区首长们大多参过战，但学历都不高，对材料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只要把他们关注的关键词、想讲的关键话写进去就行了，其它方面，任由你发挥。
黄政委还告诉我：那时他写材料，先按自个儿的思路写，写完了，再把领导强调的那些关键词、想表达的观点找出来，逐个往已经写完的材料里安放，十有八九都能顺利过关。
哈哈，黄政委教我这招，至今还在使用，效果真就不错。
（三）
1999年春节过后，当我还是个扛着红肩章的军校实习学员，在黄政委的极力推荐下，我从洛古河边防五连调到漠河边防某团政治处宣传股，由此开启长达20余年的机关工作岁月。
2000年3月，当我还是个正排职干事的时候，在黄政委的亲自过问下，我从漠河边防某团政治处宣传股调到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并逐步成为黄政委比较信任的机关干部。
忘了从何时起，黄政委下部队检查调研，经常只带我一个人。对此，我自个莫名其妙，机关科长们也很诧异：这小子什么路数？难道有什么特殊背景？
现在想想，这事确实有点不同寻常。排职干事，少尉军衔，中专文化，要阅历没阅历，要学历没学历，堂堂正师职领导干部，肩扛大校军衔，下部队凭啥总带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要知道，按照惯例，军分区司令员或政委下部队，一般要去个副参谋长或政治部副主任，最次也要去个科长；人手实在安排不过来，也要派一个老一点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并且不止一个，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部都要派人参加。
黄政委偏不，就带我这个小干事下部队，并且带顺了手，几乎是能带就带。
跟黄政委下部队，其实很幸福：一不用整材料，二不用写汇报，全听他一个人问，一个人讲，我只负责记录就可以了。并且这个记录只归我自己学习领悟，黄政委从不过问，也不要求我整理，所以想怎么记就怎么记。
黄政委确实有水平。
到边防一线连队，他更多的是鼓励，是表扬。即使连队有问题，他也会和风细雨地指出来，从没见他严肃批评过任何一名连队干部或骨干。
对边防团和县区人武部领导，黄政委就没那么客气了，检查发现问题，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批得一帮上校、中校们满头大汗，紧张得不得了。
作为军分区政委，那时黄政委还兼任大兴安岭地委常委。下部队到相关县区，书记和县（区）长自然要前来探望，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什么叫领导艺术、什么叫人格魅力。
（四）
2002年3月，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要调我过去工作，黄政委先是舍不得，坚决不放我走，最后终于理解并放行。
我去省军区报道前的一天，黄政委当着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的几位科长讲：这小子行，愿吃苦，能干活，重感情，将来肯定错不了；哪天我生病了，不行了，你们几个可能不会去看我，这小子会去。
这番话，黄政委说得很真诚，也动了感情，听得我鼻子阵阵发酸，想哭。
2004年夏天吧，已经调任大庆军分区政委的黄政委被确患了重病，虽然发现得早，但仍然做了手术，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得知情况后，我向我的直接领导、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吴其海处长请假，说是想去大庆看看我的老政委。吴处长很痛快，不仅准了假，还让我代表纪检处捎去一点心意。
在大庆油田的高干病房里，见到我，满脸倦容的黄政委笑开了花，指着我对前来探望他的军地领导们讲：这小子，我最喜欢了，在大兴安岭工作时总带他下部队…要不要我跟吴其海处长说一下，你来大庆军分区继续跟我干…你能来医院看我，我真是太高兴了……
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后，黄政委退了休，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不再抽烟，但依然坚持喝点小酒。
得病之前，黄政委是出了名的“大烟囱”，一天三包烟，经常还不够抽。
黄政委的酒量也是海量。
我曾亲眼目睹他和他的老朋友、时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沈阳军区支社社长张宝印拼酒，那个气势，那个壮烈，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个大清早，张社长到大兴安岭军分区采风，刚下车，这老哥俩便干上了。
不用杯，不用瓶，而是直接把啤酒往洗脸盆里倒。
一人一个脸盆，里面分别倒上五瓶啤酒，两人分别端起来，相视一笑便开喝，差不多一口气同时干掉，真是豪情万丈。
得病之后，黄政委戒烟了，但酒还在喝，并把此为作自己的一个小小爱好。
在省军区机关工作时，我偶尔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体育场看到散步的黄政委，每次都会问他还喝不喝酒，每次他都乐呵呵地对我讲：我就这点爱好了，不喝怎么行嘛。
每次我都劝他少喝点，他都打哈哈叉过去。
2012年1月10日清晨，我给黄政委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正在北京女儿家里。
问起他的身体，黄政委说尚可；我问他还喝酒不，他说还喝；我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与谢谢，他说不用。
黄政委叮嘱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发到他手机里，说到沈阳时一定来看我。
发送联系方式的时候，我在短信时写了这么一段话：“政委，一直没敢忘记你对我的大恩。总想给您打电话，但总是不敢打，因为不知道说些什么。真心希望你健康快乐，别的都是浮云。有机会一定去看您……”
后来，黄政委换了手机号，我的工作也一再变动，便与老首长失去联系。后经多方打听，前几天终于重新取得联系。
（五）
黄政委出生于1950年，这今年已经71岁。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已与病魔斗争了十五六年，但老首长一直那么乐观和坚强，依然热爱生活、精神矍铄，依然声音洪亮、一身正气。
2020年2月27日中午，抽空和黄政委视频聊天。老首长状态很好，思路非常清晰，考虑问题仍如从前那般周全，给我的提醒和建议仍如从前那般诚恳。
和黄政委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亲切如昔，如沐春风，真有一种重回大兴安岭、重回在老首长身边工作时的亲切感；尤其是老首长对我的点拨提醒，真让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聊天过程中，黄政委专门谈到了带兵育人之道，提醒我对部属要严管厚爱，工作上一是一、二是二，错了就要严格批评，哪怕批得体无肤，哪怕批得部属几天几夜吃不好、睡不着，也要毫不退让，这样他才会长记性，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同时要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对部属的家庭困难要真了解、真帮助，对部属的成长要始终放在心上、想尽一切办法；当领导是一时的，发现和培养人才、鞭策和成就部属，才是一名领导最应下力做好的事情。
对我接下来的发展路径，老首长想得比我深、看得比我远，不仅帮了作了深入分析，还提出了最为合理、最贴近我实际情况的意见建议。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不像是首长对部属，而是父亲对孩子一般语重心长、满是疼爱
政委，谢谢您当初对我的知遇之恩，更谢谢您一直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一直关心关爱着我这个后生。请您放心，我会进一步发扬您教给我的务实作风和脚踏实地精神，永不懈怠、继续前进，力争不辜负您对我的期盼和厚望。
军旅生涯有您，真幸运，真温暖，真给了我勇敢前行的力量。
渝夫2012年1月10日晨草于沈阳，2020年2月29日晚完善于河北易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