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此文并文抄公，作此感言：这篇论文鄙人读了数十遍，也不时地跳读玩味，但终还是不过瘾，于是做起文抄公，索性把此文重新输入存录，以便后读。先前作一小文说过读书的境界，一是浅尝辄止点水蜻蜓不求其解，二是探寻作者原本动机满足索隐癖好，三是泛滥式的深化或超越性阅读，这正是实现读书三重境的一个标本样式的文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文中提到的两种笔法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甚至在某种场合还信誓旦旦地说出，但真正的内涵是不懂的；后来，时间长了，不断地对这两种笔法的理解加深了些，雨过地湿式的敷衍，终究还是不能准确地表述或理解，直到有心要搞明白它的根本意蕴那一刻，才去找到了这篇论文，认为这是一篇搞清楚两种笔法的有效论文；弄清楚其用意与目的就是所谓的超越性阅读了。这个超越性阅读，我觉得是有着广泛实用性在里面，对现实中的写作者或是深度的阅读者都极其实用。
宽泛地说，每一作者或文本都可以有其所谓的笔法，但由于个性不是如此突出，或影响力不大，谁会去追问笔法之类的事情呢。但《春秋》、《史记》不同，况且他们的笔法是如此的独特！要从这样的史籍中析出“笔法”不仅是一个阅读理解过程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过程。对于《春秋》、《史记》的史作者而言，开始只是一个创作过程，创作的原则当然是要立定的，事实是这个原则只表现在文本中了，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原则是什么、写在那里。春秋时代文字兴起远不象现在丰富，一个字多种意思是必然的，字汇字典这样的东西不知可有，而且字的书写媒介自然笨拙低效，所谓“学富五车”，不过是现在的一本书而已。对《春秋》而言，孙犁说的“真实而简练”就笼统包含了。历代史书大都是给统治者或士人知识分子专阅的，以用资治，观点是必须的！但这个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观和历史观问题。面对权力与政治，隐与现、曲与直、明与暗在作史者的笔下“标尺”掌握分寸没有说明，一切都将交给后来者完成。而后来者正是先生的学生，也不象现在满大街都是学生，那时的学生也就那么几个几十个，是拜在先生门下一些人，这些人正是被先生写的文章所熏陶，所以也叫传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人以先生之文字解读为职，有人以“超越性阅读”后写一种叫做传的东西，如《左传》是也（原本孔夫子也作传，有名的《易传》就是，大概以为作传是一种高级的学术成果，可以传世）。这些人普遍认为《春秋》有一种作史笔法，而定义为“春秋笔法”。
他们认为：《春秋》叙事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对事件的直接呈现，其中既没有因果过程，也没有评判。当是一部忧患之书，含有“微言大义”，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而《春秋》之所以能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至深至隐的“大义”，就在于它所特有的“笔法”。
真正地隐藏在《春秋》背后的那个“大义”是作史者要表达的，只是通过曲、隐、暗、讳方法，以突出史作者的根本主旨。“春秋笔法”“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解读与表述方式”。通常理解的“春秋笔法”所体现的“常事不书”、“讳书”及“一字褒贬”用词规则归根结底是一个表述方式问题。再把表述方式具体化就是文本语言的增删问题，以极其的简约达到极端的深刻，看是否利于“大义”和后世的传承。这样一来，便会失去一些历史的细节与原本的真实，它可能只是作史者选择的真实，特别是历代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倾向后，它成为儒家的经典更胜于史学的经典，也是《春秋》列为儒家经典的原因。
《史记》则有着明确的不同。它对《春秋》的写法进行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革命性的。它是以一种“实录”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展现历史真实是作者的根本动机。
对于人物史实的褒贬，两种笔法也各有不同，前者从简从曲，以义为尊；后者以直以实，不畏不惧，当为人格之典范史界之圣祖。
其实两种笔法的现实与深远意义已跨越历史范围，它构成了国学文化的基因，对文学、艺术、以至国人的灵魂塑造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似沙漠的风永恒不息地雕琢着戈壁沙洲的走向和轮廓，为文化奠基。对于小小读者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有着方法论的意义，无论是写点东西还是静心阅读，感觉着追溯源流的踏实，大有以一当十功效，读几遍不过隐，还作起文抄公来。
此文论点精微明确，论述层次清楚，行文语言简朴规范，引证证据准确具体，在“比较”中让读者清晰把握两种笔法的特点和历史含义，也是一篇好的范文。
几天来温度骤降，气候反常， 外面下了断断续续的雪，返绿的大地顿见白茫茫一片，鸿踏雪泥，海棠飞谢，估计这春天如寒冬的一剑直逼在初夏里，也不得不卷在家里安静地敲击键盘假以消磨文字了。2023.04.24
附：“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
鲁迅在其所著的《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中论及司马迁和《史记》时说：“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于旧业者矣…….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这是对《史记》前无有古人而又实事求是的崇高评价。关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人阐释已多，而对于这段话中的“背春秋之义”则没有进一步的阐释，本文拟从“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的比较角度，对此略加申说。
一、两种笔法的具体含义——“表述方式”与“实录精神”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简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42年间的历史大事。《春秋》叙事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对事件的直接呈现，其中既没有因果过程，也没有评判，但依传统看法，《春秋》是一部忧患之书，含有“微言大义”，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而《春秋》之所以能不动声色地表达出至深至隐的“大义”，就在于它所特有的“笔法”。这种“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总结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概括出了其基本大旨。“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解读与表述方式”。通常理解的“春秋笔法”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常事不书”，属于选材类；二是“讳书”，它特指一件不得不载录的事实被部分或全部隐藏；三是表述中的一些特殊的句法和用词方法。“常事不书”一词出于《公羊传》，被认为是“春秋笔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体例。《公羊传》在三处指出的《春秋》中这一书例，都是关于祭祀礼仪的记载。除此之外，确实再无四时礼仪的记载，可见“常事不书”是一般史官的载录原则。而一旦被载录，就不能不引起“此何以书”的疑问。所载之事或者违背了时令顺序，或者无视神的警戒，从中可以推断主事者对天人秩序已经懈怠了，史官借以表示自己对这种懈怠的不满。
所谓“讳书”或谓“隐”，绝大部分是因为史官为了表达对事实的褒贬态度，而故意隐而不书的。还有相当一部分隐而不书的，被后世儒者看作是避讳。《春秋集传纂例》引赵匡的话说：“凡君子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为尊者讳，不书王师战，不言天王奔及出⋯⋯”按照《公羊传》的理解，《春秋》所谓“诸所避讳”的基本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描述：一是“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春秋笔法”除了“常事不书”和“隐而不书”外，还表现为某些特殊的表达规则和用词规则。
无论“常事不书”还是“讳书”，以及特殊的用词规则，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春秋》笔法的表述方式。
“太史公笔法”是人们对司马迁撰写《史记》之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概括。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论《史记》时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的评价即是对司马迁“太史公笔法”的颂扬与阐发。因此，“太史公笔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文直事核，即作史有据，忠于史实，如实地记述史事，客观地表述历史事实。如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即属此类。历史史家对司马迁撰《陈涉世家》持有非议。但陈涉在秦汉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过程中，建立了首难之功，这是历史事实。倘若没有陈涉的“首事”，秦汉之际的历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所以，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是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在秦亡汉兴的情况下，西汉初年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指斥秦的暴政，在一片反对声中，司马迁“察其终始”，充分肯定秦的“世异变”之功绩。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对秦统一天下的功绩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而且还对那些不能正视历史的人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说他们在是用耳朵吃饭。二是“不虚美”，“不隐恶”。即不任意夸大或美化好的事物，不回避、隐瞒丑陋的现象，也就是善恶必书。司马迁在《平准书》、《封禅书》诸篇中，一方面如实记述了汉武帝年间“人给家足，都鄙廩 庾皆满”，“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等一派繁荣、升平、昌盛的景象；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迷信鬼神、轻国民力、厚敛于民，因而导致“县官大空”、“黎民重困”的局面。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了项羽的不朽功绩，讴歌了项羽的英雄本色，但对项羽的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想依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于酷吏的横行霸道、冤杀无辜，都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而地于个别酷吏的某些好品德，也给予了肯定。他在《酷吏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说，郅都，“争天下大体”；张汤，“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他认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司马迁不国为酷吏令人憎恶而否认他们身上的长处，即便是对于酷吏，他也做到了善恶必书。以上就是“太史公笔法”的意义所在。
二、两种笔法的相同之处——“褒贬”与“义法”
（一）两种笔法，均含褒贬
在我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褒贬人物便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史官也因此而获得了“褒贬”的权力。梁王绳在《〈汉书人表考〉序》中说：“褒贬进退，史官之职。”孔子以扬善惩恶的方式，“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制讥而已也”。这一点，“春秋笔法”已有了明确的表现。无论是“常事不书”、“讳书”，还是特殊的表达规则或用词规则，均含有“褒贬”之意。《史记.孔子世家》说：“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名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这足以说明《春秋》在纪录史实之中，包含着巨大的或褒或贬的意蕴。《春秋》中，无论是季节性礼仪的“常事不书”，还是一切礼仪活动的“常事不书”，到普通的社会现象的“常事不书”，都是为了记述“非常之事”，因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非常事件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此类非常之事，受到了史官的重视，构成了《春秋公羊传》解读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些“异辞”之中，正好包含了史官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讳书”亦是如此。其隐而不书并不是一味遮掩，也是一种藏否方式，史官无权直接表达自己的评判，只能通过各种超乎寻常的表达规范来显示自己的意见。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后人从不同角度对《春秋》的用词规则和表述规则进行总结、阐发。《左传》以“凡”字引出对《春秋》这些语言规则的解释，被后人称为凡例。杜预统计共有50“凡”。晚唐儒学家陆淳撰《春秋集传纂例》，以事类分“春秋笔法”为34例。再看用词规则。《春秋集传纂例》“杀例”第二十六引啖助的话曰：“凡鲁君见弑皆书薨，不可斥言也。他国公子篡大夫弑必书名，志罪也。称国以弑，自大臣也，不书大夫，君无道也。称人以弑，同贱人也，亦恶其君也。称盗以弑，非君之恶也。⋯⋯据此，君有道则大臣称名，卑者称道；君无道则大臣称国，卑者称人。”同为杀君行为，改弑为薨，属于隐讳其词。这就是所谓的“一字褒贬”的用词规则。这“一字之褒贬”，却重于万言，能够“以绳当世”，使“天下乱臣贼子惧”。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强烈的伦理化倾向，是以述史的方式，来“彰善瘴恶”，“笔削褒贬”，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
《史记》也是以“褒贬”的方式来关注历史与现实的。班固称其“不虚美”、“不隐恶”，其中便有“褒贬”的含义。梁启超在《要籍解读及其读法》中也说，《史记》是“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的。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无不涉及到对人物的“褒贬”。如司马迁评商鞅为“天资刻薄”。《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敢于秉笔直书，无所畏惧，客观、公正地写出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包括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的黑暗面，这里的褒贬，意蕴更为深厚。
（二）两种笔法，都体现了“言有物”、“言有序”的创作原则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儒林列传》等处，对《春秋》的创作精神予以阐发。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对此叙述最为明确：“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清代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又书货殖列传后》中指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体之文。”“言有物”即要有思想内容，“言有序”即文章的艺术形式。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言，目的在于强调作品既要有内容，又要有完美的形式。他自己在《史记》的编纂和创作过程中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三、两种笔法之不同——“解读之法”与“创作方法”
“春秋笔法”所谓的“常事不书”、“讳书”以及“一字褒贬”的用词规则，都不是孔子在编《春秋》时就提出的，而是后人在注解《春秋》时所解读出的一种“微言大义”式的话语模式。其实质是后来儒家学者的“解读之法”。
关于“常事不书”，《公羊传》在三处指出过这一书例，都是关于祭祀礼仪的记载。其一为桓公四年，《春秋》经文曰：“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传》解释曰：“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何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其二为桓公八年，《春秋》经文曰：“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传》解释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烝也，烝则黩，黩则不敬。”其三为桓公十四年，《春秋》经文曰：“秋八月壬申，御廪灾。”《公羊传》解释曰：“乙亥，尝。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从以上大概可以分析出“常事不书”的笔法意义。《春秋》的狩、礿、尝，皆是四时祭祀的一部分。属于一般性的常规祭祀活动。按《公羊传》的理解，应属于“常事”，所以史官一般不会载录。从这里可以看出，“常事不书”本身就是《公羊传》对《春秋》的阐释。
就“讳书”来说，其阐释有着强烈的伦理化倾向，提倡为尊者讳，为贵者讳。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晋侯召王”是晋文公称霸的一个标志，也是儒家所痛心疾首的政权下移的一个典型，不可不载，但在不加评论的情况下载录只能给人误解，只能采取隐讳的方式，以表现自己不赞成的立场。这些都是后人解读出的“隐”含之义。再来看“一字之褒贬”的用词之法。《春秋·隐公元年》中，有“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三传”是这样阐释的。《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中所谓“讥失教”等等，就是伦理性解读。对这一句，《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又阐释为“大郑伯之恶”和“失子弟之道”。
由此看来，“春秋笔法”实乃是一种政治化、伦理化的解读之法，而不是纯粹的历史史实的陈述。
与“春秋笔法”不同的是，“太史公笔法”是一种“实录”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这种笔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以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尽可能收集有关材料。作为一部通史，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而作为一部实录，则更需要在丰富的材料中进行分析、比较、鉴别，以便收集到确实可信的材料。二是“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和“择其言尤雅者”。“不离古文”的原则，是指文献资料应与实地调查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查，相互印证。“择其言尤雅者”的原则，就是选择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五帝本纪》的取材叙事便体现了这一原则。秦以来，关于黄帝的记载很多，其中不乏神化、附会之说，以致出现其文“不雅驯”的情况。司马迁经过调查、核实，从而采用了较真实可靠的《五帝德》、《帝系姓》作为撰述《五帝本纪》的材料。在他看来，选择史料必须删去“不雅驯”之语，坚持“择其言尤雅者”，方能获得真实可信的历史资料。三是“疑则传疑”，“疑者阙之”。司马迁在《三代世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均提出了这一整理文献的原则。由于历史上常常有许多问题众说不一，何者为真，何者为假，难以辨清，于是司马迁便分别照录采取“疑则传疑”的原则。另外，对于缺乏材料根据的记载，他也决不主观臆测，而是采用“疑者阙之”的处理方法。如在《货殖列传》序中说：“夫神农以胶，吾不知已。”司马迁正是以这些严谨的方法和谨慎的态度，撰成了《史记》这部千古不朽的“实录”。（作者王长顺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