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他是第一个就读并且从美国高等学府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他是容闳，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探路人。
读《一个民族的远航》，除了对晚清政府更加的痛恨意外，脑海里久久回荡的一句话，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容闳倾其一生都在致力做一件事，那就是“植柳计划”。当年容闳坐船出国时路过了当初幽禁拿破仑的小岛，他从拿破仑的墓前折了一根柳枝，然后栽到了美国的国土之上，用以纪念他正式踏足美洲大陆的日子。
又像是带着拿破仑的那句东方睡狮的预言，在新的大陆之上汲取新的养分，直到有一天长成真正的参天大树，再来实现这位曾经的战神的预言。
八年后，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当年的孩童已成长为风华正茂、胸有鸿鹄之志的有为青年了。而当年那个小小的柳枝也以成长为垂绦万缕的大柳树。
容闳看到这棵柳树就像看到了自己，经过多年的异国求索，他们都脱胎换骨，成长为栋梁之材了。
1854年，容闳带着他在新大陆取得的“新柳枝”回到了祖国的大陆上，他立志要将这枝从新世界带回的柳枝种在祖国的大地上，并让它生根成活，长成参天大树。
这就是容闳的植柳计划，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他希望通过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引进中国来，以改变大清王朝日渐衰微的现状和未来。
然而有志者，在一个国势衰微、人民愚昧、领导者顽固守旧而自己又得不到有力帮扶的境况之下，是很难事竟成的。容闳蹉跎半生，经过商，做过官，兜兜转转，磕磕绊绊，直至临近花甲之年，才算看到了植柳计划被提上日程的曙光。
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的支持下，容闳于1872年夏天，带着30个留美幼童踏上了美洲大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最大的不过16岁，最小的只有九岁。至1880年，中国先后派出了四批共120名留学生。
在容闳的预想里，如果这些留学生都能够在美国顺利毕业并返回祖国，那对祖国的未来将是多么大的助益。然而大清王朝的腐败堕落早已渗透进官僚阶层，很多为官的人鼠目寸关，只看到眼前的微末利益。
与容闳一同去美国的陈兰彬和吴嘉善虽然身处文化开放的美国，但他们到底眼界、胸襟皆不够，骨子里的守旧思想，浸淫官场多年养成的唯利是图，和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
他们见不得孩子们学习“洋派”作风，尤其吴嘉善，更是以强硬的手段控制孩子们听从他的安排。孩子们抵抗他就往国内打小报告，说留学的弊端与坏话。最终在他的从中作梗下，这一百四十和留学美国的孩子被迫终止学业，遣返回国，只有两人顺利从大学毕业。
容闳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由其一手不成的晚清第一次官派留美计划就此夭折，在没有复来的可能。
虽然留美计划被迫中断了，但那批留美的孩子却也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日后的国之栋梁。比如中国的铁路之父、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比如宁沪铁路局局长钟文耀，比如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比如驻美公使、通过美国总统争取到庚子赔款的梁诚，还有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沈寿昌，马尾海战中牺牲的黄继良等人，都是这一次的留学幼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这不禁让我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的那段话：
“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
容闳的一生，从他决定去香港读书，从他决定跟随布朗去美国的时候，他的人生闪耀时刻，甚至中国近代历史的闪耀时刻就已经在悄悄积蓄能量了，只等那真正具有意义的一道召令下达，容闳的人生闪耀时刻、中国近代历史的闪耀时刻便真的来临了。
容闳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为“植柳计划”这一个理想而活。他一生秉持母校校训，廉洁自守，堂堂正正做人做事。虽然植柳计划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夭折了，但容闳的贡献是巨大的。
如果说鸦片战争唤醒了沉睡的东方睡狮，那么容闳就是唤醒华夏子民的第一声长啸，正是他的这一声长啸，带动了广大有为青年承担起了民族觉醒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