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将创伤转变为成长
“这个想法非常棒，塞利格曼博士，”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将军说，“要多关注创伤后成长，而不仅仅是聚焦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要更多地培养他们的优势，而不是弥补他们的缺点。”
不断去培养又是，缺点就会不断的自己缩小。
当时，我刚刚向凯西将军属下的12位四星将军简要介绍了心理弹性训练及其对士兵战斗反应的影响。
所以，先来了解一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吧，这是创建CSF项目的基本理由之一。之后你会理解，为什么我会对这些四星将军说，聚焦于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因小失大。
炮弹休克和战斗疲劳是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病学诊断。然而，现代人对战争造成的心理伤害的思考不是从战争开始的，而是源于一场洪水。1972年2月26日清晨，西弗吉尼亚州煤矿区布法罗河上的大坝坍塌，几秒钟内，1.32亿加仑充满污泥的黑水呼啸而下，轰然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下的居民区。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儿子凯·埃里克森写了一本关于这场灾难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荡然无存》。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是人们开始思考创伤的拐点。埃里克森在这本书中写的一些内容很快就被纳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并立即被随意地（有人说是“杂乱无章地”）应用于退伍军人。以下是布法罗河幸存者的口述，来自埃里克森的记录。
威尔伯、他的妻子德博拉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都设法活了下来。
不知什么原因，我打开了里面的门，抬头看了看路——它来了。那就像一大片乌云，看起来水有四五米深……
邻居的房子被冲进了河里，一路被冲到我们住的地方了……事情发展得不快，但我妻子带着孩子还在睡觉——当时我女儿才7岁，其他孩子也在楼上睡觉。我提高声音大叫，想立即引起妻子的注意……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让孩子们这么快下楼的，她穿着拖鞋跑上楼，把孩子们全都叫醒，然后下楼……
我们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妻子和几个孩子上了铁路缆车，我抱着7岁的女儿在他们下面走，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环顾四周，发现我们的房子不见了。它没有被彻底冲走，而是撞向了四五户人家，把一切都变成了废墟。
灾难过去2年后，威尔伯和德博拉描述了心理创伤，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首先，威尔伯在梦中反复重温创伤：
我在布法罗河所经历的一切是问题的根源。晚上休息的时候，这一切会在我的梦里发生。在梦里，我一直在水里奔跑，一直跑。整件事在我的梦里一遍又一遍发生……
其次，威尔伯和德博拉在心理上变得麻木。情绪反应变得迟钝，在情感上对周围世界的悲欢离合感到很麻木。
威尔伯说：
父亲去世的时候（洪水过后1年左右），我甚至都没去墓地。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永远走了。现在，身边的人去世，不像灾难前那样困扰我了……我父亲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竟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感觉。我对死亡之类的事情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这些事不会像以前那样影响我了。
德博拉说：
我忽略了孩子们。我完全不做饭了，也不做家务。我什么也不做，睡不着，吃不下。我只想吃一大把药，然后上床睡觉，再也不醒来了。我喜欢我的家和家人，但在他们之外，对我来说，生活中所有曾经喜欢的东西都被摧毁了。我以前喜欢做饭，喜欢缝纫，喜欢收拾屋子。我一直在努力让家里变得更温馨。但现在的我变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已经快三个星期没给孩子们做一顿热饭了。
最后，威尔伯出现了焦虑症状，对任何让他想起洪水的事件都会过度警觉和恐惧，比如下雨、即将到来的坏天气。
就坐在那儿。我告诉妻子，“不要给孩子们脱衣服，让他们穿着衣服躺下睡觉，然后如果我看到有什么情况，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叫醒你们，赶紧离开屋子。”我自己则不睡觉，整夜醒着。
我的神经出了问题。每次下雨，尤其是暴风雨，我都受不了。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紧张得突然起了一身疹子，最近正在治疗……
威尔伯也出现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当时，我听到有人对我喊叫，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康斯特布尔太太。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大声喊道：“嘿，威尔伯，过来帮帮我！如果你帮不了我，请救救我的孩子！”……但我没有考虑回去帮助她。为此我一直很自责。她怀里抱着孩子，看上去好像要把他扔给我似的。我从没想过要去帮那个女人。我在想我自己的家人。结果他们一家六口都在那个房子里淹死了。她当时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后来他们都淹死了。
夫妻两个都产生了这件事情的后遗症，这本书作者有个特点，喜欢用第一人称，所以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他说的到底是谁。
1980年，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这些症状正式采纳为一种精神障碍。以下是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PTSD病例的标准：
A.经历了创伤性事件。
B.该创伤事件被不断反复体验。
C.持续回避与创伤相关的刺激，通常的反应是麻木。
D.持续的过度唤醒症状。
E.困扰的持续时间（标准B、C和D的症状）超过一个月。
F.困扰引起了在临床上显著的痛苦，或造成了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领域的功能损害。
还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标准，那就是在创伤之前不存在以上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名词是在越南战争结束时提出的，并立即得到广泛应用。以下是战争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综合病例：
K先生是一名38岁的国民警卫队士兵，他曾在伊拉克的逊尼派三角地带服役12个月，这是他在10年的国民警卫队服役中第一次接触到了战斗。随后，他回到家中，几个月后在一家精神病诊所接受了评估。此前，他曾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销售员，婚姻幸福，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另一个12岁。在社交方面，他性格开朗，有很多朋友，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活动。在伊拉克期间，他经历了大量战斗。他所在的排遭到猛烈炮击，多次遭到伏击，经常有战友死伤。有一次，他搭乘巡逻队的车，路边炸弹炸毁了车辆，炸伤或炸死了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他杀了一些敌人，但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对平民旁观者的死亡负有责任。他责怪自己没能阻止最好的朋友被狙击手打死。被问及战场上最糟糕的时刻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在一次特别血腥的袭击中，他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伊拉克妇女和儿童在交火中丧生，自己却无能为力。
回到家后，他一直焦虑、易怒，大部分时间都紧张不安。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对家人人身安全的担忧，总是随身带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晚上则放在枕头下。他入睡困难，哪怕睡着了，也总会被生动的噩梦折磨。在噩梦中，他会痛打、踢妻子，或者跳下床开灯。孩子们抱怨他过分保护自己，不让他们离开他的视线。妻子说，他回来后，两人的感情日益疏远。她还认为，开车载他已经变得很危险，因为他有时会突然伸手抓住方向盘，觉得自己看到了路边炸弹。朋友们已经厌倦了邀请他参加社交聚会，因为他一直拒绝所有的聚会邀请。他的老板原本一直耐心地支持他，但现在也说他的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似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想法，很容易对客户生气，经常犯错，业绩表现也不行，而曾经的他是一名顶级销售员。K先生承认，战争之后，他已经改变了。他报告说，他有时会经历强烈的恐惧、恐慌、内疚和绝望，有时他会感到自己的情感已经死了，无法回报家人和朋友的爱和温暖。活着成了可怕的负担。尽管他并没有主动自杀，但他报告说，他有时认为，如果自己死在伊拉克，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一直是军队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据说有多达20%的士兵患有此病，而这正是将军们邀请我共进午餐的原因。
我告诉将军们，人类对严酷逆境的反应呈钟形分布。在极度脆弱的一端，结果就是病理性的：抑郁、焦虑、药物滥用、自杀，以及现在被官方诊断手册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东西。每个去过战场上的士兵都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人类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创伤，对严酷逆境的常见反应是恢复——先恢复到有相对短暂的抑郁、焦虑，然后恢复到从前的功能水平。
在西点军校，90%以上的学员听说过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其实这种疾病在现实中是比较少见的；只有不到10%的学员听说过创伤后成长——这才是现实中更常见的情况。在这里，医学上的文盲反而是好事。
如果一个士兵只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不知道心理弹性和成长能力，就会造成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下降。你的朋友昨天在战场上被杀了。今天你哭了，你想，“我要崩溃了，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的人生毁了”。这些想法增加了焦虑和抑郁的症状。
事实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是焦虑和抑郁的特别糟糕的组合，反过来又增加了症状的强度。只要我们知道，流泪并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而是正常的悲伤和哀悼，过段时间通常可以恢复，就有助于阻止这种螺旋式下降。
灾难化思维和相信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导致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下降，从而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一开始就灾难化思维的人更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5410名士兵从2002年到2006年的军旅生涯，在这5年中，395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从一开始就处于心理和身体健康的后15%。这是整个创伤后应激障碍文献中最可靠、引用最少的事实：一开始状态不好的人比心理健康的人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创伤后应激障碍视为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恶化，而不是另一种心理疾病。以前我在出租车公司，那时候很快报纸上就有消息，频频出现我们公司的名字，那一年我们公司的司机能从二环高速路的栏杆上翻下去，在路上也能和别人撞车把腿给撞断了。很奇怪，这些人原本就会有一些孤僻，或者相对消极一点。正是这些发现支持了CSF心理弹性训练的一个基本原理（见下文）：在战斗前增强士兵的心理素质，可以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这里，我必须当一次坏人。洪灾灾民起诉大坝的所有者皮特斯顿公司，要求赔偿10多亿美元。虽然文献表明灾民们并没有装病，但在我看来，这么多钱可以导致他们夸大症状，也可能导致症状持续时间变长。他们最终打赢了官司，所以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经济激励的效果如何。不幸的是，同样的事情正在军队中发生。如果一位退伍军人确诊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其余生中，每月可以拿到约3000美元的伤残补助金。一旦他们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症状缓解，补助金就会停发。得到诊断并开始获取补助金的退伍军人里，82%的人不会回来接受治疗。我们不知道，这种实质性的激励对战争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有什么影响，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报告中的20%的发病率远远高于以往战争。或者说，远远高于没有将创伤后应激障碍视为残疾进行补偿的军队。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归来的英国士兵，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为4%。我梳理了南北战争时期的著作，发现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几乎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类似的症状记载。
撇开怀疑不谈，我想明确地说，我确信存在核心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装病，但我怀疑有些人被过度诊断了。我相信，相对于以感恩和金钱方式给予退伍老兵补偿而言，社会还是亏欠了他们。然而，我不认为这种感激应该通过残疾诊断和剥夺退伍军人尊严的制度来实现。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创伤后成长。相当一部分人在经历极端逆境后会表现出强烈的抑郁和焦虑，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程度，但随后他们会从中成长。
几年前，我和克里斯·彼得森、朴兰淑给“真实的幸福”网站www.authentichappiness.org 加了一个链接。新的调查问卷列出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发生的15件极其糟糕的事情：酷刑、重病、孩子夭折、强奸、监禁等。在一个月内，1700人报告说，自己至少经历过其中1件可怕的事情。这些人也参加了我们的福祉测试。令人惊讶的是，经历过1件可怕事情的人比没有经历过的人有更强的优势（因此福祉也更高）。经历过2件可怕事情的人比经历过1件可怕事情的人更坚强，而经历过3件可怕事情的人又比经历过2件的人更坚强。
朗达·科纳姆准将是创伤后成长的典范。1991年，我曾读过朗达的故事，那时她是一名少校，被萨达姆·侯赛因军队俘虏。科纳姆是泌尿科医生、生物化学博士、飞行外科医生、喷气式飞机和民用直升机驾驶员，在伊拉克沙漠上空执行救援任务时，她的直升机被敌人的炮火击中。坠机过程中，尾桁被炸飞了，飞机上共有8人，只有3人幸存。
朗达的双臂和一条腿骨折，被俘虏了。她遭到了性侵犯和残忍对待。
8天后她被释放。她描述了创伤经历之后的影响：
·关于病人：“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适合担任军医和外科医生了。我对病人的关心不再停留在学术层面。”
·个人力量：“我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成为一名领导者和指挥官。有了战俘经历打底，现在的我面对挑战时不再那么容易焦虑和恐惧。”
·对家人的态度：“我成了更好、更细心的母亲和妻子。我努力记住家人的生日，常去看望祖父母，等等。毫无疑问，差点失去他们，让我更懂得珍惜。”
·精神上的改变：“灵魂出窍的体验改变了我的看法。现在，除了对物质生命，我对精神生命的可能性至少持开放态度。”
·优先级：“我还是把生活分成A、B和C三个优先级，但现在，我对判断什么事情属于C级变得更谨慎了。 ”
我曾亲眼见过这位准将。2009年8月，在我们都要发表演讲的大礼堂中，她走进来时，1200名少校和上校都为她起立鼓掌。作为CSF的总负责人，朗达对创伤后成长这一模块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专业。
你都有些什么经历呢？昨天有一位朋友告诉我，阳了之后越来越严重，说话都很困难，哮喘，所以共读了今天这部分内容，你就要知道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创伤后的成长就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把一些症状都和新冠挂钩，说我没劲儿，估计是新冠后遗症，所以你得赶快搞明白，这是创伤后应激性障碍，你要迅速消除它的影响，希望所有共读书籍的人都能够持续成长，让你更加的幸福快乐，你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做，会更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