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的问题，是否属于执行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路线。从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各方面往来电报来看，说是逃跑主义的观念恐怕站不住脚。

      西路军是属于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广大指战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36年6月末，中央就有意打通一条向西通往苏联的道路，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9月初，共产国际电报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的方案。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先合力攻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10月上旬，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宁夏战役计划是1936年8月12日，党中央与张学良协商后提出的。中央及军委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已明确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24日，程世才、李先念红30军、孙玉清红9军、徐向前、陈昌浩总部机关、董振堂红5军先后从虎豹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由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紧追不舍，狂轰滥炸，后续部队无法过河。黄河东西两岸的部队就此隔断，河西红军孤军作战，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河东红军未能及时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并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经过一系列血战之后，1947年4月，李先念等带领400多人到达星星峡，陈云、滕代远根据中央指示迎接这批从战火中走出的勇士。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按照徐向前元帅的分析总结，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任务不明确，并且极大超出军队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犯了兵家大忌。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然后放弃计划，独立西进，打通新疆；然后要求停留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西安事变后，忽而要求准备西进，忽而要求准备东进，当明确西进之后，刚走了一段，又要求停止，就地建立根据地；为了策应河东，又被要求东返；继而奉命固守50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可以看出，因为任务飘忽不定，西路军走走停停，外线作战不同于内线，缺乏有效的后勤补给，伤病员无法得到有效安置，粮草弹药补给更是无从谈起。只有目标明确，抓住战机，方能一击必中且全身而退。

        当时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西路军的目的是到新疆接收这批武器弹药，后来由于失败，苏联人把它们交给了新疆的盛世才。或许这与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有一定的关系吧。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提到了西路军的只言片语，由于读的匆忙，没找到其中的联系。徐帅又从河西走廊的地形和民族情况进一步分析，当时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也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主观条件。既要作战消灭敌人又要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既要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又要分散力量发动群众，这件事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西路军战场的主动权问题，徐帅分析，外线作战，应制敌先机，争取主动地位。速决原则是“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孤军深入，旷日持久鏖战，进退不得又无外援，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依靠运动战消耗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狭长的河西走廊地区。被迫进行的阵地防御战，最终演变成了对我军的消耗战，在兵源和补给双双枯竭的境况之下，西路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就是作为西路军总指挥，徐帅明知情况不利我军，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果断指挥部队西进新疆。古人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之前也好奇。

       据徐帅所述，西路军的“每一步行动，均须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既不通报河东红军的战略部署，又要西路军配合。还有就是陈昌浩的因素。按我军的规定，政治委员拥有最终决定权。由于陈昌浩过去曾支持张国焘分裂中央，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导致在西路军政治委员任职期间，思想上紧跟中央，把“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几乎到了一切盲从的地步。对于徐帅的争论，还要对之“开展斗争”。徐帅最后也就只能“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