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再次派黑的等人出使高丽，同时带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劈头盖脸就将元宗狠狠训斥了一顿，信中说：从高丽行船至日本，顺风之时，朝发而夕至，难道朕不知道？在大都的高丽人又不止一两个，你的小伎俩实在太拙劣，你已经先后食言多次了，应当好好自省了。出使日本之事，“必得要领为期”，把这件事给朕办妥了。你不是说“圣恩天下，誓欲报效”吗，现在不正是你展示忠心，报效朕的好机会吗？

很显然，高丽人严重低估了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决心，也低估了大汗的智商和格局。

既然大汗这么不好忽悠，那就只得照办，至于日本人会受到什么刺激，我们也管不了了。

蒙古至元四年，高丽元宗八年，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冬天，元宗给潘阜加了个礼部侍郎的虚衔，为国信使，书状官李挺为国信副使，出使日本。

九月二十三日，潘阜一行人从江华岛启程，这次他们不仅带了上次未送达的忽必烈诏书，为了防止日本迁怒于高丽，还带了一封高丽国王致日本朝廷的书信以及潘阜本人的书状。

元宗的书信原文如下：

高丽国王王禃

右 启。季秋向阑，伏惟

大王殿下，起居万福，瞻企，瞻企。我国

臣事

蒙古大朝禀正朔，有年于兹矣。

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

视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化。今欲通好于贵国，而招募人云，海东诸国，日本与高丽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而下，抑或通使中国。故遣书以往，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朝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书前去，且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其利贡献。但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既通而后，当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也。惟贵国商酌焉。拜覆日本国王左右。

                          至元四年九月日 启

信中首先是表明了此次派遣潘阜来日本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方面派出使节，接着便劝诫日本早日入蒙古朝贡，并力陈其中的利害关系，元宗强调蒙古想与日本通好，不是为了什么经济利益，而是要弘扬皇帝的威德于天下，中肯地指出与蒙古通好，既能得到好处，也无损日本的国家利益。信的末尾，几乎是以恳求的口吻说道，兄弟行行好吧，你就派个使者，过来看看，可以吗？

潘阜在他自己的书状中，将蒙古第一次遣使的经过及此次蒙古重派使者的目的向日本大宰府进行了一一说明，并表达了与高丽元宗同样的愿望，就是希望日本也像高丽一样与蒙古建立朝贡关系，文中还充分表达了高丽于1266年接到蒙古充当向导出使日本的使命，因蒙古势力强大，皇命难违，迫于无奈只能将蒙古和高丽的国书送达日本的语气。从潘阜的书状中我们不难看出，高丽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当谨小慎微的，并始终传达一个信号，高丽对蒙古的要求完全是无可奈何，不得以而为之，言下之意是希望日本不要迁怒于高丽。

十一月，潘阜一行人抵达对马岛。从对马岛到九州岛只需要几天航程，但是潘阜在岛上却足足呆了一个多月才等来顺风，这才坐船驶往九州。

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潘阜等人在九州西北岸的筑前国博多湾登陆，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大宰府。

大宰府位于现今日本福冈县的太宰府市，毗邻博多湾，是统辖日本西海道九国二岛军政、民政事务，并且具有外交管理功能的机构。所谓的九国二岛包括筑前国、筑后国、丰前国、丰后国、肥前国、肥后国、日向国、萨摩国、大隅国以及对马岛、壹岐岛。

大宰府所在的九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前沿，也是古代日本吸取大陆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大宰府不仅是古代日本重要的地方行政官署，更因其接近朝鲜半岛和中国，它同时也发挥着处理外交事务的功能，并且随着日本与大陆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大宰府在外交上所承担的角色愈加重要，所拥有的权限也相当大，在和歌总集《万叶集》中称此处为“大君的远方朝廷”，它也被称为“天下之一都会”，在整个日本古代和中世纪时代，这里因为吸收了来自国外的先进文化而熠熠生辉。

自公元710年起，大宰府就成为日本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基地，作为大宰府出海口的博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颇为兴盛。

在710年至1274年之间的几百年里，大宰府附近的山丘上就建有两座小型要塞，保护大宰府免受外敌入侵。此外，在大宰府与博多湾之间还建有被称之为水城的防御工事，也能为抵御外来入侵者发挥一定的作用。

大宰府的最高长官为大宰帅，通常由官位为从三品的朝廷高官担任，任期一般为五年。自平安时代以来，大宰帅一般由亲王或公卿兼任，可亲王和公卿当然是不愿离开繁华的平安京而前往遥远偏僻的九州赴任，因此设置了大宰权帅这一副职，掌控当地的军政大权，换言之，大宰权帅才是实质上掌握大宰府权力的人。

不过，长久以来这一官职似乎是专为朝廷上不得志或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安排的，比如被奉为日本“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和两次出使大唐的吉备真备，都曾被权贵排挤出中央，被贬谪至大宰府，担任大宰权帅这一职务。

在大宰权帅之下，还设有大贰、少贰、大监、少监、大典、少典以及主神、判事、令史、大工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官职。

建久七年（公元1196年），武藤资赖以镇西奉行一职进入大宰府，管理整个九州岛，以加强幕府对当地的控制。

承久三年（公元1221年），在幕府镇压了后鸟羽上皇挑起的承久之乱后，为了进一步压制朝廷在九州的势力，幕府授予武藤资赖大宰少贰的官职。

尽管大宰少贰并非大宰府的最高长官，但由于官职更高的大宰权帅和大宰大贰通常只留守京都，并不会亲自到大宰府就任，因此武藤资赖便成为大宰府的实际掌权人，并且在幕府的授意之下将日本的外交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

武藤资赖担任少贰期间处理了诸多外交事件，尤其是倭寇袭扰高丽沿海的事件。对于这些海盗，武藤资赖雷厉风行，毫不心慈手软，在高丽使团前往日本交涉期间抓捕了90名倭寇，将其斩首，将日本正规武士与海盗划清了明确的界限。

到资赖之子武藤资能担任镇西奉行之时，“少贰”已经被武藤氏用作姓氏。

1268年的这个正月，当高丽使团再次出现在少贰资能的面前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潘阜等人此番前来，并非为倭寇之事，而是让日本向蒙古帝国称臣纳贡。

这个封闭的岛国第一次听说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当潘阜将蒙古国书和高丽国王的书信，以及自己的亲笔书状一并交给少贰资能的时候，日本人才意识到事态的紧急性。

由于孤悬于大海之中，几个世纪以来，除了周边的海盗，日本甚少遭遇外来者的入侵，在蒙古人踏上日本列岛之前，唯一可以称得上外来入侵的威胁的事件，是发生在200年前的“刀伊入寇”。

最近热播的大河剧《致光之君》之中，就有“刀伊入寇”的情节。

何为刀伊，刀伊源于朝鲜语的音译，是为“东夷”之意，日本人所讲的刀伊人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东北部一带的女真人，他们同高丽一直有贸易往来，然而自11世纪以来，女真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先是在半岛东海岸进行劫掠，然后便迅速南下，侵入日本周边沿海地区。

宋真宗天喜三年，日本宽仁三年（公元1019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似乎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生活在日本对马岛的农民在田间耕作，渔民在海上泛舟撒网，匠人则照例做工，然而海湾中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瞬间打破了往日的平静，这群人来者不善，他们不是商人而是海盗，然而他们并不是日本人所熟知的高丽海盗和奄美海贼，这帮人的装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海盗，而且与高丽和奄美海盗的小打小闹不同，这次入侵，刀伊人共出动了50艘战船，3000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了对马岛。

他们手持大刀，四处劫掠，日本对马守晴远急忙领兵抵抗，但是很快便败下阵来。

在对马守晴远的眼里，这群刀伊人“跋涉山野，疾如飞隼”，据《小右记》记载，刀伊人的作战方式，也是日本人前所未见的，“贼合战每人持盾，前阵者持鉾，次阵持大刀，再次阵弓箭者，箭长一尺余许，射力大猛。各人手持盾，最前列鉾队，最后列弓失队，一阵约计二十队编成。”

其实《小右记》所描绘的场景是东亚大陆民族惯常使用的步兵集团战术战法，而当时的日本人在军事上还停留在一对一的单挑格斗的战术上，即所谓的“一骑讨”。面对气势汹汹的刀伊人，晴远大败而逃，从对马岛逃往九州的太宰府。

刀伊人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便杀死当地老人儿童，将青壮年装船运走，充作奴隶，掠走资财粮食，掳走大量牛马。刀伊海盗杀死掳掠对马岛民300多人，并将日本历史上最早开发的银矿——对马岛银矿付之一炬。

紧接着，刀伊人又攻占了壹岐岛，壹岐守藤原理忠率领147人前往迎战，结果全军覆没，无一生还，壹岐岛民也被屠杀殆尽。

此后这群刀伊海盗进一步发动了对九州岛的进攻，四月七日，他们以能古岛为根据地，在北九州筑前国怡土郡丝岛登陆，八日入侵筑前国的博多湾一带。由于事发突然，邻近的志摩、早良各郡郡司地头已经乱作一团，根本没有有效地组织防御行动，便纷纷逃离庄园。

海盗们每攻下一处，便大肆掠夺物资，并将房屋烧毁，然后就扬长而去。九州的大宰权帅，也就是曾经在长德之变后被藤原道长排挤出中央的藤原隆家积极组织当地豪族武士阻击刀伊人的入侵。四月七日的当天，九州豪族文室忠光趁刀伊人疏于防备，率部发动突袭，射杀数十人。

九日早晨，博多警固所派遣大藏种才领军抵抗入侵的刀伊人，其手下的十余人用弓箭再度射退了海盗的进攻。四月十二日，九州当地武士财部弘延单骑来到刀伊海盗驻地的营门前弯弓搭箭，射杀了40余人，其神勇表现给予了海盗极大的震慑。

海盗们人心涣散，无力再战，纷纷从海路败退，逃往肥前的松浦郡，结果又被肥前介源知等当地武士击退，此后刀伊海盗又在沿海一带往来游弋了数日，企图寻找防守薄弱的地区，伺机登陆，然而令这群海盗失望的是，当地海岸戒备森严，无机可乘，最终不得不从日本撤退。刀伊人此番入侵日本，共杀死463人，掳走1280人，还抢走了数百头牛马，烧毁多处房屋。

斩获颇丰的海盗船队在返回的途中栽了跟头，再次遭到高丽水师镇溟兵船都部署的伏击，结果大败而逃。259名被海盗掳走的日本人被高丽水师解救，其后被送回日本。

此次女真人入侵日本的事件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刀伊入寇”。蓝文徽在《海上女真》一文中评价这个事件“实为中国人第一次攻至日本，也是日本第一次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可为东亚史上一件大事”。

刀伊入侵在日本国内曾一度引起恐慌，然而又很快被人们淡忘了，不过此次事件却促进了九州武士集团力量的增强，由于当时的太宰府官军战斗力低下，太宰权帅藤原隆家积极动员北九州有实力的豪族武士前往讨伐女真海盗，藤原隆家、大藏种才、藤原明范、平为贤、财部弘延、文室忠光、源知等大批知名武士都在抗击女真入侵的过程中增强了自身的力量，他们中很多人的子孙都发展成为九州岛重要的武士集团。

“刀伊入寇”虽然不是来自中国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行动，但在日本历史上确实可以称为第一次遭受来自中华帝国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

然而女真入侵只是东亚大陆民族侵略的前奏，在“刀伊入寇”的二百多年后，已经建立武家政权的镰仓武士们，正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外来入侵者——蒙古帝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