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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的动机使得邵远愿意来玉声书屋做陈列。一来是他早就受不了一般书店的分类摆放，既失望又鄙视，很高兴有个机会让自己也一试身手。二来是徐冬回到玉声书店帮忙被他看作是一个反抗行为，而这类事情他都愿意参与。
连续一个多星期里，他每天下班就来到玉声书屋，坐在电脑前，强忍住吸烟的冲动，在出版社传来的征订单上选书、下订数，然后就钻到书架下面，埋头整理图书。
将书籍一本本地展示在书架上，等于是一种见解的表演。读者只能见仁见智，不会有哪一种方式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邵远的排序标准是：作者、观点、风格、背景思潮与时代，适用在文史哲三个种类上都可以。他在很多书店看到图书是按照国别甚至书脊下方的出版社来排序的，觉得这太偷懒了，纯粹是为了自己找书方便，完全没顾及读者的需求。
首先在分类上，难点是除了照顾那些模棱两可的品种，还要迁就复本量与架位空间的配合。例如他知道人类学很重要，可是眼前的书撑不出一个类别，于是他到处去找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把它慢慢丰富起来。然后在每一个类别的架位上，他会选一种书做正面展示，就像一本书要有个封面，每个品种也有了一个代表。女性文学他用了《奥兰多》；民族学是《古代社会》；逻辑学那里，他很冒险地将培根的《新工具》做了封面展示。
每个展示出来的书架就像一张脸、一副表情，体现的是背后经营者的心思与性格。邵远的风格离不开他惯常的尖刻阴暗风：詹姆斯·鲍德温和让·热奈两个同性恋作家做了邻居，海德格尔的社会学著作靠在汉娜·阿伦特与京特·安德斯之间。这样会不会太邪恶了？但是在当前的审美意象里，也只剩下阴暗不令他恶心了。
周文功和徐冬弄了一点旧书回来，品种不够，版本也不精。暂时没办法做旧书区。于是他选了一点看起来比较新的摆到书架上。书店目前一共二万多个品种，十几万本库存。邵远觉得很多书的本质与魅力都没有被出版社设计出来，经过自己的陈列，简直是焕发了第二次生命。
外国文学那块区域，他几乎每天都要重新检查一番。在整理好的书架前转上两圈，检阅自己的作品。只是每次走到拉美文学这里，就会有一种遗憾的心情。很多品种凑不齐，尤其是“文学爆炸”那里的景观，无法完整地展现。就像一首动听的歌，中间的几段歌词硬是不见了。博尔赫斯的作品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富恩特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做。略萨获奖后更是出了一大堆。但科塔萨尔与卡彭铁尔的作品就几乎看不到，零星几本夹在其中，与他们本人的巨擘气势很不相称。他对徐冬说，准备去旧书市场进货，补足品种。
“进旧书要现款，如果卖不掉或者卖得慢，那就等于压钱了。”徐冬说。
“我自掏腰包，就当是我代卖的。”邵远说。
于是，他跑到火车站旁那片旧书市场里，挨家地搜寻，总算在一套十几年前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找到了他要的书。他把书捧回来摆到书架上，看着整个类别，心里生出一种通畅的舒适感。然而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开始疑惑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做这么无聊的事。最后他得出结论：或许是他在用展示图书的快感，来弥补工作中的遗憾吧。
邵远从出版社辞职后，辗转在几家出版公司里打工，最后只有一间叫作快鱼文化的公司仍愿意收留他。老板是做教辅批发商起家的，现在的业务主要是做团购书，出版的品种只走招标，不进书店，偶尔才会以特价书的折扣放到批发商那里。邵远在公司的职位名义上是编辑，其实就是一个写手，而他本人则自称为剪刀手。
在照例和老板争论了一段时间后，老板亲自给他算了一笔账：“喏——就拿这套‘国学读本’来说，每本定价29.80，印一万册，就是30万的生意。我们一般五折能中标，也就是15万销出去。利润这边，先去掉10%的回扣，变12万，买纸和印刷的10%是固定的，剩9万，书号管理费15000，封面设计、排版校对、仓储物流，咱们都是找最便宜的，但至少也得15000吧。这样就只剩下20个点——6万块，摊到每本书上也就6块钱。然后你是不是多少得让我赚上3、4块啊，不然我这公司都弄不下去。所以最后到你这里，就是2000块，你要是半个月内不把书写出来，咱俩都不划算。如果你想做精品，就别干了，咱们这儿可不玩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继续老老实实地操作着剪切、拼接的工作，并且把这项技术练习得非常精熟。然后，他利用省下来的时间一如既往地搞选题，通过苏喆向社里报上去，再一如既往地被否决。
从小时候起，他就开始把书里抄来的情节稍做加工，当成自己编的故事讲给表弟们听，享受着他们听故事时惊讶的表情与专注的眼神。上学后，他的作文总是班里的最高分，需要站到讲台上去读一遍。这慢慢地养成他爱阅读的习惯。他喜欢和优秀的作者斗智斗勇：冲破他们布置的文字迷宫，找出隐藏的含义和那一刻攥住心尖的审美愉悦。所以他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出版行业，从未想过改行。
他整天和徐冬他们玩在一起，表面上是一个混日子的小编辑。但内心深处，他还是和少年时一样，想靠文字与思想出人头地、表现自我。他希望大家觉得他聪明，希望自己制作的精神产品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满足虚荣。然而到了如今，他发现不仅是自己的选题得不到面世的机会，就连图书都已经被踢下第一媒介的宝座了。出版社每年报批的书号骤减，即使是跟风书，也快要Gone with the Wind了。
他的选题被打枪后，得到的反馈大都是不够通俗、市场性低。其实他一直对销量是很重视的。除了提成、虚荣感等因素外，他觉得书只有被读者阅读时才算是完整的。“出版”这个词本身不就包含着大众的意味吗？他的选题不通过，有时应该怪在社里对他的市场性根本没理解透。例如《荷尔德林传》，它的市场优势就在于没有竞品。商界大亨们的传记都有十几种版本在竞争，而荷尔德林唯独这一本，喜欢他的人也只会买这一本。他用的是茨威格1928年的一个公版版本，附上一些自己整理的资料，一共7万余字，薄薄的一本。在公司被毙掉后，他让苏喆拿到社里去试，能过一本就赚一本。
而此书之前鬼使神差地得以能够出版，应该要感谢一部讲述藏族诗人的电影。
艺文出版社的社长兼主编有一天走进文府书城。他发现有关那个藏族诗人的著作占领了整个书店，大大小小十几种版本，有诗集，也有传记，电梯里贴满了相关书籍的海报。他对这个人了解一番之后，忽然想起电脑里一堆否掉的选题文档中，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倒霉诗人，名字同样是四个字。第二天上班后，马上叫来编辑部主任重新研究这个选题；主任回去后找来两个编辑小组长，说一定要做好这本书；小组长和韩磊研究了一个下午后，决定以诗传的形式操作此书，自己做责任编辑，计划在两个月内完成印刷，发货后，让发行们去书店把它摆到藏族诗人旁边。
邵远原本对这本书没抱什么希望，知道居然可以出版之后，偷偷地高兴了一下，接着就收到修改任务了。首先要求他将书从15章变为30章。邵远询问理由，收到的答复是“因为这符合现在读者的短阅读习惯。”随后他又被告知，每章后面需要加一两个小栏目：衍生的同时代人物故事或历史知识之类。邵远担心这样下去变少儿读物。要求给自己一点时间，他可以收集荷尔德林研究者的阐释，附在每章后面。但这个提议马上被否决掉。接着是找图的命令：一百张与内容相关的免费图片。他拒绝了，决心宁可不出版也不要再趟这个混水。但编辑自己找好了图：下载了那个年代的建筑风格、国王与王后的画像等等，把相关的定义延伸得非常远。
最后，加了内容与图片的诗传由一本小册子变为300多页、超过20厘米高的砖头式开本。定价从预定的21.00元升到45.00元。苏喆将样书拿回家时，邵远挥舞着书，在客厅中走来走去，停不下脚步。
“太感人了，一个死人能被鞭尸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不服不行。”
“他们说增加字距是为了符合诗传的形式；大开本是因为和其它书一起摆在新书台上时不被吃掉，比较有陈列效果。”苏喆传话说。
尽管是这样的结果——邵远在豆瓣网上终于找到两篇书评，将书讥讽得体无完肤；可怜的销量引发出版社一轮抱怨，领导怪编辑，编辑怨发行，发行怨宣传，宣传怨美编，最终统一口径怨到邵远身上。尽管邵远再也不愿提起这个诗人，但是当他发现玉声书屋没有这本书时，还是从家里带了两本来，默默地塞到角落。
赶在开学前的最后一天，邵远终于将店里所有的书整理完毕了。两层楼，十几万个品种，每一本书都过了一遍他的手，归纳进新的展示体系中。每完成一个书架，他就贴上新的分类标牌，注清每一排的架号。徐冬跟着用采集器扫描每个架号对应的书，再导入到电脑中。现在只剩下门口那几个重点书展台了。
他和徐冬吃过晚饭一起来到书店，准备做完最后的功课。他在出版社报的选题会遭到发行们的责难，在玉声书屋做陈列则要受到徐冬的掣肘。围绕着销售优先与风格优先的分歧，他们一直争论不休。
最近，徐冬发现文府书城的倒闭是玉声的一个机会，很多社科类图书的读者回流到了这里。这群人都比较懂书，喜欢评论书籍的内容与制作，也在乎书店的品味。想要唬住他们，就要显示出玉声是一间有态度、有文化服务概念的书店，营造出令他们愿意在店里消费的格调与氛围。
他觉得邵远的陈列大多符合自己想要的效果，但有时要提防他的风格过于强烈，走得太极端了。毕竟传统的陈列原则仍要遵守。例如黄金视角的那几排书架一定要摆最畅销的品种；顶层与底层是整套的文集待的地方；品种的过渡是否合理？颜色的过渡是否顺眼？收银台上诱惑读者顺手买走的小册子，应该是那种小开本的《论语》《庄子》……
在人物传记的部分，两人就稍稍争执了一下。邵远将每个人物都归到了各自的作品旁边，商业人物则摆在了财经类，政治人物挪到了政治类，还准备退掉一部分。
“不行！有些人专门找人物传记，不能没有这个类别。”徐冬说。
“喜欢这个人的就会连他的作品一起研究。怎么可能福克纳传记的旁边没有福克纳的小说。”
“那不一定，有些人买传记当作励志书看的，不一定看作品。”徐冬说，“你这样一定影响销售。”
邵远只好折中一下：“那两边都摆吧，登记两个架位号。”
汉学书籍是另一个品种过渡上的难题，找不到合适的邻居。这类书如今越来越好卖了，品种也多起来，莫里逊和谢和耐都出了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那套 “海外汉学丛书”，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有很多读者在找。邵远原计划将它放置在中国历史的尾端，对面是中国哲学。但徐冬从销量上考虑，希望放在一上楼就看得到的柱子那里。
“这显得太突兀了。”邵远说。
“这样才好，独立又显眼，促进销量。”徐冬说。
“算了，随你吧。”邵远又妥协了。
徐冬还觉得店里的常销书展台太少了。社科类图书大部分的销售是那些经典常销书提供的。应该占据更多的陈列资源。他看中了门口那个借书柜的位置，打算撤掉它，换成展台。
“你要撤了借书柜？我正打算把它发扬光大呢。”邵远说，他嘴上嫌那个柜子老土，实际上很精心地选了很多书准备放在里面。
“我打算放在楼梯下面，将来库房不租了，那里可以放点库存什么的。”
“那学生来借书怎么办？”夏珂问。
“现在还有多少学生来借书？”徐冬质疑。
“我塞满好书，不就有了。”邵远说。
“他们借不到，就会想办法买。”徐冬说，“而且这块位置这么好，当然是用它出点利润。”
“就因为这里是门面，所以才要做点形象的东西，何况它真的挺有意义的。”邵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知道很多大部头的资料性书刊在图书馆是借不到的。
“我也不想撤。以前的感觉都变没了。”夏珂在旁边应和。
徐冬不觉得这个借书柜的意义那么强烈，而且眼前的情形，当然是生存比较重要。但是邵远坚持门口要有一个体现学术书店气质的东西，不能全是销售考量。对他来说，徐冬的陈列原则是迎合读者，他则是迎合之外还有引导。虽然有些自视太高，但他总觉得书店要有引导的作用，不然就会像文府书城倒闭前的样子，迎成什么模样了？
“我是在引导他们啊，引导外面的人想进来，进来的人想掏钱。”徐冬说。
邵远失望地抓了抓胡子。但无论如何，他这次要守住这个书柜，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分享知识的书店精神。“这可是你舅的创举。”他说。
“为什么不能既有精神，又有销量呢？”夏珂感叹道。
这句话触动了徐冬。他想起了在外地见过的一些书店。
“这样吧！各让一步。我们把柜子撤走，换成一个主题展台。”他说，“你想一个你喜欢的图书主题来布置这个地方，能展示我们书店风格的，然后定期更换主题。这算引导了吧？但是这个展台每个月要产生一万元以上的销量，否则就得撤掉，行吗？”
邵远想像着展台的模样，生出一些想法。
“好吧，就这么定了。”他接下这个挑战。
“也许将来情况变好了，我们还能把借书柜搬回来。”夏珂说。
邵远整晚都在琢磨这个主题展台。一万元的销量，对于这个位置来说并不难。所以它的重心在于主题而不是销售成绩。但邵远仍然希望它在展示书店的品格之余，用一个蛮不在乎的态度打败徐冬那些一心牟利的畅销书展台。这对他来说就是个不小的挑战了。他抱着争取销量的心愿，根据现有的品种和他个人的判断，决定第一期做“存在主义思潮”的图书展销。他知道“存在主义”在学生中算是有市场的，尤其是被世俗化解读之后的那部分张扬个性的内容。学生应该会有兴趣拿起来翻一翻，了解一下。或许他还可以在旁边插一些小卡片，写一点介绍文字，或是书中的名言。
他找出几个箱子，在展台上垒出几层梯架，像是玛雅人用来祭神的金字塔。所有相关的书都捧出来，环绕在四周排好。上面用封面陈列，摆上经典的代表作。底下的书是书脊排列，是上面那些书的解释和延伸。这时候，他又觉得缺品种了，只有这些标致性的代表作，能撑上一个月的销量吗？
为了显得层次丰富，他在网上找了些作者照片，让夏珂去图片社打出来，镶上相框后参次错落地摆到展台上。克尔凯戈尔一脸阴郁的面孔，被萨特与雅斯贝尔斯两张学究脸夹在中间，显得更加不开心。最后，他找来一块小黑板竖在旁边，写上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就成了。
他们几个退到门口的地方，端详了一下效果。夏珂觉得挺好看的；徐冬认为卖不上一万；而邵远觉得一定会又赚口碑又赚钱。
他像小孩拿到新玩具一样，围着展台不停地摆弄。调整作家的排序与书籍的位置，中间还要捧着书看上几分钟。
“走火入魔了。”徐冬说。
邵远正在看那本克尔凯戈尔的《勾引者日记》。里面的那个被勾引者——蕾琪娜，曾被他编进了《最美的女主角》。后来有人说这个人物太主观，于是被他删掉了。
这篇稿子一共24章，原本是他和几个好友在讨论组里一个闲聊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美的女主角，反应出不同的审美趣味。有人欣赏卡门，有人赞叹费里帕夫娜，还有人爱死了《第22条军规》中那个叫做露西安娜的妓女。这些不存在的美女所引发的讨论越发激烈。有人写了文章上传到共享，维护自己的女神，质疑其它的角色，激起了一篇篇回应。邵远发觉如果将这些观点各异的文章贯穿到一个统一的编辑思路里，或许会成为一本既好玩又有卖点，并且很美的评论集。于是他找朋友邀了些稿，自己也写了《福尔赛世家》的伊琳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安朵瓦内特等几个美女，加了进去。
很明显这篇文稿更像是网络上的贴子，不太可能成为一本出版物。但他还是拿去给老板看了，希望能够塞进哪一套合适的丛书里，让书稿跟着印出来。至于让苏喆拿去艺文出版社报选题，他只是怀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去撞墙罢了，就像动物园里的小鸟总要去啄犀牛的屁股。
“你可真行，还在鼓捣这些东西。”老板对邵远感叹说，他压根就没看书稿，“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你还有这种热情了。”
“那这本书？”
“你可别来烦我了。但凡有机会，我早就转行了。谁还做书啊。”
邵远知道老板最近一直在研究玛瑙、琥珀的市场，把资金都投到了那边。看来自己这份工作是做不长了。几年来，他看着身边的人纷纷转行，尤其是去写剧本的越来越多，自己也在犹疑。30几岁的年纪，刚好不上不下。如果要放弃图书这个行业，他舍不得多年来积累的东西，那些思虑与归纳，学习与成果，都白白浪费了。但是要继续做下去，却眼见得越来越没有机会。以前大家总说图书业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但现在他在犹豫做一个劣币还能撑多久。
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最美的女主角》的其中一个作者，在北京搞了一个实验性的小剧团。一直遨请他过去帮忙。他直觉这个剧团不会靠谱，也清楚这又是一个“天边外”的情况，到了那边一定有新的问题，可是话说回来，他留在这里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呀。
一个面色苍白的男子，在邵远的主题展台旁站了很久，好像对邵远这个新作品很感兴趣。他20出头的模样，头发卷曲，身材瘦削，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邵远工作。邵远也留意到这个年轻人，发现他的姿势有点奇怪，后背隆起一块，走起路来有点跛脚。他念小学时，班上有一个患了佝偻病的同学，就是这个样子。
“不太好抉择？”那人突然说，低头看着展台，弄不清楚的人会以为他在自言自语。
邵远正拿着一本波伏瓦的《衰老》，犹豫是否应该摆到萨特旁边。有一种陈列习惯是将伴侣的书放在一起，就像有些书店会将钱钟书与杨绛的小说并排陈列。
“我还是决定分开摆了。”邵远回答他。将书插到后面。
“品种好像不太够。”
“是啊。”邵远遗憾地说，“这里的老板要求我，每个月要卖出三百本书，但品种却撑不起来。”
那人绕着展台转了半圈，始终保持着一个神秘的角度，让邵远对他说话时看不到他的眼睛。
“那前面应该多摆点萨特、加缪的书，卖得会好些。”他说。
“从销路角度讲没错，但从这个主题来说，我喜欢克尔凯戈尔在前面。”邵远说。
那人点点头，又观察了一会儿，从台上拿起一本《重复》。
“我帮你完成一本任务。”他说，走到柜台去结账。
付款的时候，那人眼睛盯着柜台上的名片盒，问夏珂说：
“夏老板的腿好些了？”
“好多了。”夏珂回答，“年底就能回来。”
那人点点头，将书收在一个挎包里，慢慢走了出去。
邵远问夏珂：“认识的？”
“嗯，他常来买书，名字很好听，叫范小舟。”夏珂说，“他就住在学校里。”
“为什么住在学校里？”邵远说。
“他开了一间打字复印社，所以晚上就住在那。”
“你们发现没有，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看地上。”徐冬说。
“他就是这样子的。”
“怪人！”
这一天，他们又弄到了十点多钟才收工。把所有的陈列完成后，徐冬和邵远去书店外面反复走进来好几次，捕捉第一眼的感觉，觉得有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雨已经停了，天气难得地凉爽。夏珂关掉空调，把门敞开，可以闻到一阵阵树叶和泥土混杂在一起的香味。
“还缺少一些装饰气氛的东西，一些造型。”徐冬检示一番后说道。
“缺品种，想把人类的知识和审美都装进来，还差很多书。”邵远说。
夏珂围着主题展台转了一圈，拿起一张小卡片，念出上面的名言名句：“‘无限弃绝的骑士会向悬崖做孤注一掷的跳跃。’这是什么意思呀？”
“意思就是，当你想跳崖的时候，不用想什么理由，跳就是了。”邵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