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洋人也是人

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

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他援引孔子的话：“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

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

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羁縻”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

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不能让步。

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才是大事。在对外交往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