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的时候，就想过要自杀。导致我想自杀的因素，出奇地多，趁现在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挥霍，我愿意列出一长串的清单来。比如，我嫌自己长得爆丑；周围的人也很认同我的爆丑；我的亲生父亲时常对我拳打脚踢；我的母亲在我十岁那年和父亲离婚；我喜欢的男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他像躲瘟疫一样避开我。。。。。。可想而知，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不幸事件，都增强了我自杀的念头。
在我眼里，自杀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当一个人面对生存和存在的苦难，却无法从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时，自杀的想法便会像幽灵，像微光下黑暗角落里狰狞的、扭曲的影子与之不离不弃。深埋于我内心的想法，一直不为人所知，就连我最亲近的祖母，一手带我长大的祖母，我也不曾对她表露过一丝一毫。我知道，这是个不见得有多光明的想法，相反，它一定会让绝大多数人都吓得魂飞破散。
我不想在别人面前，把自己演绎得很悲切，很阴郁，笼统地说，那只是在世人面前，我所不愿意表达的特质。但当我面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通常要说服，如果已经对生命感到绝望，倒不如死了算。事实上，这也说不上是说服，至少不算是很卖力的说服，我的敏感的神经，我的细腻的心思统统像有方向性的箭头那般指向一个特定的区域，如果生存解决不了，那就让死亡来解决吧。我开心地想着这些不为人所知的逻辑定式。
后来，过了那一年，也就是我十岁那年一过，你并不见得我对自杀的向往有任何的消退，我也迟迟未做出任何自杀的举动来。尽管我认为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作为靠杀猪营生的父亲，我的存在便是可有可无的，在他比我见多识广，却狭隘如逼仄死胡同的观念里，我显得很多余。我想即便这辈子我再有出息，也不可能将父亲的观念修正过来，所以从小到大，我都不曾想过要有多努力以换取足以光宗耀组的荣誉，所以迄今为止，我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自杀的问题，围绕自杀这个话题，我曾暗暗策划过几场内容精彩的告别人生的闭幕式，我在自杀的内容和手段上都有了一定的深入探讨。
据说，上世纪著名的诗人海子以卧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年轻而又宝贵的”这样的形容词是后人对诗人海子昂贵却普通的修饰，但我想诗人海子自己未必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意识和轻飘飘的概括。通常，一个想自杀的人，从来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年轻而又宝贵的”。所以，也可以推测一下，那些已经自杀的人们对生活生命的意识千真万确是淡漠的。淡漠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让我决定用它的原因是，长久以来，我对自己的人生也够淡漠的，更何况我也是那些有自杀念头的一类人，只不过不曾付诸行动，也谈不上自杀未遂。好在后来的后来，我接触了大大小小的小说书刊，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所爱，我发现，文字予我的不仅是感官的愉悦，更让我从中获得了某种启迪：我可以暂时忘记自杀这一回事了。在小说里，也不单单给我带来感官的愉悦，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里，在深沉华丽的对白里，我便与主人公一起历经生死或悲或喜。我说过通过阅读，我忘记了自杀，甚至连自杀的苗头都没有了，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或许是暂时的，向来我对自己都没有百分百可以肯定的答案，说不准哪天，我又会动起自杀的念头，只要我认为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了，我就能够做出一件对自己来说没什么惊奇的事，对外人来说却是惊天动地的事，这件事除了自杀之外，绝不会有其他事件取代，我保证。
我不想把我的自杀理念剖析得体无完肤或用一个干净利落的词“有条有理”，总之，接下来我将花大篇幅描述的事件，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到最后自杀已经变成一个和我没有多大干连的词汇。
在我的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曾频繁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我承认我的小说里不曾脱离过对母亲形象的刻画，也就是说，母亲予我的影响已经不能单单从简单的数字来说明。在《雪凤》里，我把母亲写成是一个从良的发廊女；在《被遗忘的时光》里，母亲则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打工妹；在《躺在他身边的女人》，母亲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烈女的形象。老实说，我对母亲的记忆并没有多少，在懵懂的童年时代，我的母亲便不曾再活跃在我，父亲，祖母甚至整个黎洋村，所以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对母亲的记忆可以用荡然无存来概括。杀猪的父亲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母亲，想必那是个他不愿说起的人，让我清楚父亲对母亲的看法的是，父亲曾以杀猪杀红了眼的表情，对我吼出了一番足能让钱塘江潮水推迟涨潮时间的气势，他说，早知道的话，就把那死婆娘给阉了。
我畏惧于父亲，父亲的一切都让我畏惧甚至毛骨悚然。在他面前，我是个战栗的小孩，我宁愿接受黑暗的侵蚀，，也不愿在他面前有任何时间的停留，对他的恐惧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我又怎样才能不再出现在父亲面前呢，我说过我曾想过自杀，除此之外，出走也成为我不可或缺的念头之一。
在整个焦虑的童年时代，我曾对母亲有种热切的向往，我的祖母曾对我大发慈悲，在我的试探下，她通过语言的描述使我对母亲有了初步的想象。祖母说，你母亲嫁来那年，我和你外公外婆都不同意。
我问，为什么？
祖母继续展开说，我一看到你母亲就觉得她不可靠，浑身透着一股骚劲，那个时候，你父亲和她要死要活的，还没结婚就把你给先生下来了。
我问，后来呢？
祖母说，后来，只能给他们结婚了。
我心想还好，父亲母亲有结婚，也去结婚登记了，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私生子了，弄不好还是个黑户。
我接着问，那外公外婆怎么不同意呢？
祖母恨恨地说，他们嫌你父亲是杀猪的，赚不了几个钱。
我明明知道，一面之辞有很多的弊端和不足，祖母对母亲的说法我并不十分认同，平心而论，我理解祖母的心情，对一个和自己儿子离了婚的女人，祖母没必要附带上再多的赞誉之词，即便她曾为这个家做出了什么贡献，我想祖母也一定会吝啬地把美好的词汇烂在胃里，以致生锈发霉。当然，从以往对祖母的种种旁敲侧击里，我对母亲的想像已经不再算是想像了，可以说，也正是祖母的一面之辞让母亲定了型，以致我不敢想像，长久以来我梦中那个温柔贤惠的母亲竟是如此这般让人有不堪的回忆。
祖母也不单单说我的母亲，在她絮叨里，我也对父亲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有了融会贯通的了解。祖母是八十多岁的年纪，而我当时还差半个月就十八岁了。祖母脸上的皱纹已经像黄土高原上的纵横交错的沟壑，而那张空洞的嘴巴在失去弹性的肌肤里，一开一合地运动着。祖母说，那时，你父亲可勤劳了，上山砍柴没几趟就能拖回满满一板车的柴火，后来被张三带坏，学会喝酒赌博，这个家也就不像家了。
我坐在祖母的旁边，祖母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我们挨在一块，我感觉到了世界的宁静，而逆光下的尘土却在空气中没有理由地活跃着。我看见一只燕子在屋顶上旁旋着，顺着燕子的方向，我便轻易看见，在这座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宅屋檐下，有一个鸟巢真牢固地挨在那盏已经许久不亮的灯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