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比起张居正，申时行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差了许多，也就是说比起张居正，申时行较为平庸，但同时，申时行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明朝这样的封建朝代，维持统治的精神根基是道德，而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而对于明朝的官员来说，无一不是从小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施政是否符合道德更为敏感，所以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依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而申时行比起张居正，对于这点的认识要更深刻，而他想要弥合张居正时期在官员内部所造成的分裂与不信任，则需要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所以申时行使自己更像是一个和事佬，对事情选择折中与调和的原则，表现出自己的同情与怜悯之心，以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在申时行看来。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而申时行的解决方法是折中，也就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标准就已经足够。
文官集团之间存在许多派系与小圈子，这是十分危险的，申时行想要的是尽量消除不同派系与圈子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申时行是一个居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他既不可能完全否认道德理想的作用，也不可能完全强调道德的绝对，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灰色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其实是古代老成的政治家的常见形式，既不激进改革，也不会毫无底线。这两种状态在封建王朝其实都是危险的，都是对统治根基的颠覆。假如没有这些观念与原则，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而手援，那么凭什么让各级官员与所有人歌颂皇恩浩荡？
张居正的悲剧，就在于过度自信、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出必要的让步。申时行对这一点深以为然，所以他很少去批评别人的缺点，在1587年的京察，他仅仅降级或罢免了三十三人，赢得了广大文官集团的好感。在申时行看来：首辅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对他们起到感化和领导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文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道德上文官是服务与百姓，而实际与私欲里，文官是要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申时行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张居正则忽略了，甚至忽略了自身也是如此。为此，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然而，申时行的在位期间，成功的希望至微微小。
原因出在万历。在经历过张居正事件对于万历的打击之后，这位皇帝对于一切都开始不信任，他对于臣子对他的要求与批评都不置可否，因为这都是祖先的训示，但他并不相信臣子对他的这样要求是出于什么目的，连张居正都有两张面孔，何况其他人？而皇帝放弃了“诚意”，申时行并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一起，只希望时间能带来时机，但留给申时行的时间却不多了。
在这一章里，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深意的问题，就是政策的制定推行与基层的治理。张居正的很多措施，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过于急躁与冒进，而在当时基层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强行给下层施压的结果必然是产生矛盾与分裂，把本身的技术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继而引发政治危机。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而人事考察的风险，使得官员们开始抱团建立联系，有“乡谊”、“年谊”已经联姻等等办法，这些几乎是每朝每代无法避免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