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大卫染上毒瘾的时候，父亲的做法是给他提供一份工作，还在地下室的健身器材上陪他练习举重，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母亲经常和他谈话，拉着手保证她愿意做任何事情，帮助他减轻痛苦。医生诊断出他是慢性抑郁症，给他开了安定和抗抑郁药。神父建议他每天去教堂祷告。大卫也挺上心，他努力服用药物，花时间阅读各种书籍。但最终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些建议都过于简单化了，他们仅仅把大卫定位一个吸毒者，用一些给吸毒者惯用的方法来对待大卫。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对哥哥说如果要坐牢，会杀了自己，哥哥这个时候的反应是跟大伟描述客观情况，也就是他的下半辈子不能总在欧洲，总是要回家的，别人都很想他，他不在别人就没法活了，回来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支持他。(哥哥的关注点一直在今后的事情上)。当大卫说他爱爸爸妈妈和哥哥的时候，哥哥把目光聚焦在解决当下事情上，并保证明天再跟大卫打电话，把计划定下来。(哥哥的关注点将来的事情上) 之后大卫便注射了致死剂量的海洛因。 对于弟弟的死，随着时间阶段的推移，作者的感受是不同的。葬礼的时候甚至情绪上有点埋怨弟弟毁了父母的生活，让父母在哀伤中度过余生。之后就陷入了迷茫期，做事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也找不到意义。之后进入了反思自责期。回顾自己跟大卫的最后对话，想当初能做什么来挽救他。作者最终发现了几个关键话语。

第一个是大卫说他爱自己。弟弟很少跟他说他爱他，突然说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反常，他在最需要哥哥的时候，他或许也需要听到我也爱你这句话。但是这个时候哥哥并没有给出回应，而是处于气愤和不信任中，认为因为大卫把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而深感厌恶，最终没能说出那句我也爱你。

第二个是大卫说他要是坐牢的话会杀了自己。作者当时的想法是他总是这么自私幼稚，他不是孩子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时候作者并没有使用共情，而只从哥哥这个身份出发体验到的感受。于是声音中带着恼火对他说，要考虑父母，全家一定会支持他，解决所有的事情。当时的作者因为恐惧并没有突破自己的气愤和恐惧，做到倾听，而一直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打转。

2.首先，标准的心理治疗方法是把人性简化为一个理论模型，大多数教授们一直在讨论心理结构，认知类型，抵御防卫之类的概念，给病人的症状，分门别类诊断之后贴标签，而标签又都是一些负面的妄想症，躁郁症，强迫症之类的， 贴标签还没完，之后还针对标签采用了某种治疗方法或药物来缓解症状，直到恢复正常。这引发了作者对正常一词的理解，大卫年轻的时候是正常的，他帅气，举止得当，有爱心，而离开学校后，他吸毒，抑郁，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哪个标签，哪种分类能够概括弟弟前后变化的情况呢？没有。心理学理论认为大卫是抑郁症，成瘾性人格，长者认为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药物滥用的受害者。朋友说他是一个大学辍学的无业游民。邻居说他是一个冒险者和追求快乐的人。大卫的朋友说是军队毁了他。这些都包含了事实的一部分，但把这些合在一起都无法解释是什么熄灭了大卫活下去的意愿。所以作者放弃了这种贴标签，把人变成抽象概念的治疗方法。

因为这些治疗方法是关注病了之后怎么治，而无法阐明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向好的方向，而另一个人却走向坏的方向。

那到底是什么让大卫放弃了希望？

作者最终找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感到他跟所爱的人失去了链接，就像人没有氧气一样。其实大卫在自杀之前很久就开始慢慢凋亡了，他之前做的所有尝试和呐喊都没有被回应，最终，他被毒瘾逼到了一个愧疚，恐惧，悲痛的死胡同。

在单位自杀之前，其实有很多机会和关键节点都能拯救他，在大卫的绝望不断加深的最后几个月中，家人们本该有所行动，比如每天给他打电话，一遍一遍告诉他，他相信大卫爱大卫，永远有希望，这样的话会大大减少他自杀的概率。

然而逝人已去，作者只有通过弟弟的故事告诫我们，当别人表现出悲观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能仅针对他现在的行为帮他开出能让他转变好的方法，而是要挖掘深刻的原因，让对方感受到他有希望，他是被爱着的，他是可以改变的。要多倾听而不是建议，多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来思考回应，而不只站在自己立场给出行为，每个人都是有独特经历的复杂个体，不能用过于简单化，标准化的建议来搪塞对方。或许我们表达出对对方情绪的关注和爱比一个落地的建议本身更加重要。要学会看到负面情绪背后真实的脆弱，不是越过他们直接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提出建议，但提出建议只是最后一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倾听别人真实的脆弱，再用一些时间告诉对方他是有希望的，他是被爱着的，才能走到最后一步，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