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代表了“大道”。《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这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世间的最高理想。

可是，现实世界的生活却是“天下为家”，一家一户是社会由以构成的细胞，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追逐当下利益、实际利益的主要立足点。　

　其实，纵观中华文明成长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和二者的紧密纠缠，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极为强劲的一条生命线。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和纠缠，催生了中国的家庭、社群、国家、天下命运与共的内敛型社会结构。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家庭、国家与天下串联起来，铸就家国命运共同体，使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既相背离又相互补。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和纠缠，使中国古代在形成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产业的普遍的家庭所有制的同时，还一直存在着公共所有的族田、义庄、学田、义塾、义仓等公共财产作为补充，而且一直生产着周期性的群众自发自流性的以“均田”为主要目标的土地与财富的重新分配，国家也经常通过“限田”“占田”“均田”等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和纠缠，既催生了“家天下”的皇权政治，同时又催生了“民惟邦本”“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伦理，催生了实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又催生了包括宰辅内阁制、郡县制、选贤举能的科举制等开“公天下”之端的国家治理制度。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支柱的统一国家得以长期维系，其生命力和再造能力正在于此。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并行和纠缠，还在保持各地方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方言的同时，催生了文字统一、规范化的书面语言的统一，催生了包括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审美体系、话语体系等在内的文化上的普遍认同，催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

“夏传子，家天下”出自《三字经》，说的是夏禹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启的事情。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本来是遵循禅让制的，他刚开始选定了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偃姓，也有说是嬴姓，皋氏，名繇（yao二声），是黄帝长子少昊的后裔，东夷部落首领，并且是上古四圣之一，可见他是当时的一位圣贤之人。

皋陶是中国司法鼻祖，长期担任法官，构建了司法体系，坚持公平公正，强调法治和德政结合治理天下。是李姓始祖，唐朝天宝年间时被尊为德明皇帝，然而皋陶还没有继承帝位就死了。

于是，夏禹又选了辅助自己治水的伯益为继承人。伯益是皋陶的儿子，曾经辅佐帝禹治水，有功于天下，同时他懂鸟兽言语，可以驯化它们。他还发明了凿井的方法。有说法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就是伯益。但是禹的儿子启非常贤能，所以天下人都想让他继承帝位。

禹去世之后，虽然把天下传给了伯益，但是由于伯益辅佐禹的时间不长，天下人并不服从他，诸侯都不去朝拜伯益，而是去朝拜启，说：“这是我们帝君禹的儿子啊。”启于是继承了天子之位。此后，帝位开始按照血统关系传承，“天下为公”也就变成了“天下为家”。

夏王启夏代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使夏商周三代成为一个以“家天下”为标志的时代。由社会分工造成社会分化，由“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

“社会分化”体现在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不平等上，体现在“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上。大量反映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把“大道既隐”证明得清清楚楚。《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就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而言，夏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

世袭制的建立标志着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集中，“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天下一家”成为人们处世的共同行为。周代的宗法封建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天子制度，是三代之“家天下”的完成。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三代”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开始就潜伏着一条以“公天下”的“大同”理想来批判“家天下”的思想线索。这是因为，“天下一家”的政治是立足于天下整体性的政治，超越族群，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集团，始终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就在于通达历史，通达天命转移的道理，通过主动改制以实行自我革命，从而达到天下之一统之局的长治久安。汉代经学，无论今古，皆共享这一基本的思想、政治倾向。传贤还是传子，其实就是禅让制和世袭制孰优孰劣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大家聚集成部落一起劳作，平均分配资源，这个时候，穿衣吃饭都成问题，也没人想着争权夺利，另外天下共主也不比别的人住得好，吃的好，穿的好，还要负责整个联盟的事物，还得调解纠纷矛盾，劝架时，说不准就得被谁打一拳踢一脚，分配物资时也不能私留一点，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而且物资也不多，私留了就有人分的少，还得找自己闹事，传出去名声还要不要了，这么一看，天下共主就是为全体部落的子民服务的，一点实惠没有，说不定自己还得往里垫点。

那个时期不见得有多少人想当这个共主，也没有实力去把共主传给自家人。禅让就成了最好的办法。随着各种工具的使用，种植作物种类的增加，生产力渐渐增强，人们有了私产，有了私信，有了阶级，尊卑，贫富，这个时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天下共主权力越来越大，自身利益越来越多，可以培养和掌握的实力越来越强，此时，禅让制就不适用了，你认为他贤明可以当共主，那我还认为我贤明呢，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当共主，矛盾就这么产生了，意见达不成统一，那好解决，战争吧。

于是涿鹿之战，三苗之乱就爆发了，这个时候，世袭制就应运而生了，世袭制好吗，也不好，天下成了一家的了，凭什么不是我家的，非得是你家的，但是在当时世袭制还是有有优点的，一是权力平稳过度。

自家人权力交接，顶多闹内讧，不会引发大的战争，当然这也说不准，否则后世七国之乱，八王之乱是怎么来的。二是继承方式稳定。父传子嘛，认血缘就好。三是节约社会成本。不用发动战争了，避免了流血。

总之，世袭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禅让制的消失有其必要性。夏启生而逢时，丹朱，均商时期都处在世袭制萌生阶段，因此他们无法承继父辈的位子，而到了夏启时，正当其时。

我们必须承认，夏王朝这个中华第一朝的“开局”是十分精彩的，为中华儿女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瑰宝。夏王朝正处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不是一般的转型，而是大的转型，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文化转型。

这是一个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摆脱了原始公有制社会而创建起私有制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开创出王传子制度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王者权威的新时代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如今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

制定礼仪作为准则，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

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传统的社会，重视家族的价值，在意家庭的建造、珍惜家人关系的维系。

现代的社会，家庭架构变化了，家中的个人更多的与外界环境关联频繁。

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功能或作用，往往被更加完善的社会服务组织替代。

因此随着家庭功能的衰退，人们对于家庭共同体体验、认知、依赖、维护意识，重视程度有了衰减。

因此，认真思想与继续维护发挥家庭的功能，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事情。重要的是，家庭是一个共同体。

人们生活的幸福，安全，互助，丰富，发展，有赖一个健全、健康的共同体。

人们有许多的理想，构想，期许世界成为一个美好的共同体——理想国。

人类的身体，从一个角度看，可以说是一个共同体。

生命是一个理想的，美好的，完美的“共同体”。

人类生活的世界，太阳系是一个共同体。

供应、滋养生命的自然世界，分明是经过智慧设计和创造、护理的。

这世界，有规律，有目的性，有内在的奥秘制约着；世界有完善的自我修复系统和功能。

广阔的宇宙世界，是一个完美的、奇妙的、智慧的共同体。

家庭经济共同体是指家庭成员在经济活动中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联合体，其核心特征包括共同财产管理、财务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传统模式以‘同居共财’为基础，而现代社会中则与法律规范、婚姻关系深度绑定，形成更为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

传统模式：同居共财，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核心，家庭成员共同拥有财产、均分收益，通过集体劳动维持家庭生产力。

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强关联，例如古代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需依赖家族凝聚力抵御风险。

现代转型：法律赋能与经济多元化，城市家庭经济来源从单一农业生产转向职业收入、投资理财等多元渠道，但‘共同财产’仍是主流模式。

《民法典》明确共同债务认定规则：需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或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单方隐蔽借贷且未用于家庭的开支不构成共同债务。

共同意思表示 夫妻共同签名、事后追认的债务需共担。

利益共享原则， 投资债务若为家庭共同利益（如购房、教育）则需共担，个人投机行为（如私自炒股亏损）可豁免。

财产独立性 婚前财产、遗嘱指定财产等可排除在共同体外，需通过协议明确界定等等。

财务透明度建设，建立家庭共同账户，定期同步收支明细，避免单方大额支出引发的信任危机。

利用数字工具（如共享记账App）实现资金流动可视化。

风险防范机制，签署婚内财产协议，明确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边界（如创业投资、继承财产的特殊约定）。

购买家庭综合保险，覆盖医疗、财产损失等意外风险。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既是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价值观的基本单位。

经济是基础，先说经济。自战国以来，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农业，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这种类型的小农经济，就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和主体。西汉文帝、景帝时代的晁错，有段话很有名，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这是对当时小农之家的描述，其实也适用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这样的五口之家，勤劳节俭，含辛茹苦，以一两个主要劳力，加上辅助劳力，凭借最简单的农具（锄、镰或犁），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传统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相结合，进行简单再生产。经过编户齐民，这种分散细碎而又数量庞大的小农，便构成了国家赋税徭役——传统社会经济剩余的主体部分——的来源。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端，是数以千万计的细弱孤立的小农；另一端，是皇权─官僚阶级的强大国家机器。“小农经济”，历来就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

这种家庭经济，结构简单而脆弱，面对水旱灾害、豪强兼并、苛捐杂税和社会动乱等，极容易破产。但另一方面，唯其简单，也极容易再生和复制，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多少旧王朝倾覆，多少新王朝诞生，全都有赖于小农经济这种辩证的“既脆弱又顽强”的结构。

家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这种基础作用，决定了“家”在价值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孔子说：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道德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三纲”（董仲舒：“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家庭伦理占有最大的比重。这种现象的实质在于，以父子、夫妇、兄弟为架构的家庭秩序，保证了小农经济内部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保证了家庭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单元变得牢不可破。

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价值，而不是最高价值。因为在“小农经济”之上，毕竟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国政治”。所以，按照儒家的“家——国——天下”的价值谱系，“大同”必然在“小康”之上，“天下为公”必然在“天下为家”之上；孟子说：“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因此，中国一向存在着毁家纾难、大义灭亲的传统。“家”固然是传统中国的基本价值，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基本价值也可以——且应该被超越。

从家到国，从“五四”运动到革命。

农耕时代，家庭是最重要的组织单元。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单位，社会组织的方式，被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大机器生产和经济不可能再以家庭为中心，厂矿、公司、院校、军队和政府机关等社会单位取代家庭单位，国民经济概念取代小农经济概念，公民道德——而不是家庭伦理，日益成为新社会风尚的基础，“民族国家”日益成为新的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在列国竞争时代，一切现存的传统社会，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转型为新的“民族国家”，否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殖民、征服和灭绝的命运。

在这个大背景下，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经过19世纪后期的徘徊、挣扎和妥协，进入20世纪，中国开始急剧转型，家庭的变迁，是这个转型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这方面，五四启蒙运动首开先河。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五四”的一个前提，因为这个前提常被忽略。

1914～1918年的一次大战，实际上，是欧洲中心地带的一场内战。战争迫使列强将很大部分中国国内市场，归还给当时初生的民族工业。同时，战争导致世界范围内对食品和原料需求的增加，这同样刺激了中国的经济生产。这样，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个增长速度，直到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才被超越。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例如在上海，华界人口从1910年到1920年增长了3倍。

以此作为物质基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社会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历转型。事实上，五四启蒙的范围主要限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它的反传统主义精神之所以能在短期席卷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其生活方式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纲常名教的约束。五四启蒙不多不少，只是在相应的社会存在基础上，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分内工作。

五四启蒙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将个人从传统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家庭首当其冲。围绕家庭伦理，以《新青年》杂志为例，从1916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连续发表论文、随笔、小说，排炮似的轰击传统儒家，特别是家庭伦理，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为本位，全面解构传统。

在这方面，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这部中国文学史上印数最多的小说，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部总结之作，它以“家”为焦点，全景式地反映了1920年代初的时代转折和变迁。除去这种正面抨击传统大家庭的长篇巨制外，即使是那些娓娓讲述亲情的短篇佳什，也折射了那个时代对家庭的批判。例如朱自清的名作《背影》（1925年），以父子关系为主题，主要情节为父亲到火车站送儿子北行，帮他看行李、找座位、买橘子。在这里，传统儒家塑造的“严父”形象，已荡然无存。

作者当时在北大读书，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作风洗礼。儿子看父亲，“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以怜悯的目光注视、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疼爱儿子、唠叨、琐碎、笨拙、老态的父亲形象。这里展示的，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亲情和人性，不如说是一个被五四启蒙打垮了的父亲形象，是传统儒家父亲的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在这背后，是新与旧、青年与老年、进化与保守、少年中国与老旧中国等一系列价值的对峙、冲突和互动。子辈正在超越父辈。

家庭伦理是五四时期的大问题，易卜生的戏剧《傀儡家庭》（后译作《玩偶之家》）曾风靡一时，并出现一批“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和社会问题小说。1923年底，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走出传统家庭的“娜拉”，作为个人，面对新的复杂社会环境，将向何处去？鲁迅的这个问题，已经隐含了对“五四”的超越。

像娜拉那样，走出传统家庭，只是“打碎”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重组”，即摆脱纲常名教的个人，以新的原则重新聚集。这个工作，从五四后期就已开始了。各种青年知识团体，如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国民社（1918年10月）、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等相继成立。其中，少年中国学会规模最大，“少年中国”就是“新中国”，它以创造“适合于20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为宗旨，兼收并蓄了各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打碎─重组的过程横跨了五四启蒙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因此，尽管从同仁社团到政党组织只有一步之隔，但这一步迈出去，五四启蒙运动就被跨越了。

举国体制盛极而衰，一般讲，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构成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五四”以后，个人走出家庭，在社会这个层次稍事停留，组成各种社会团体，接着便进入国家层次。因此，在“五四”之后，很快就是国民革命，先是国共合作，后是国共内战，要建立的都是各自的现代国家——对于国民党，是“民族国家”；对于共产党，则是“人民国家”。但这个“建国”的进程，却一再被日本所阻挠和打断。从济南事变（1928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和华北事变（1935年），直到七七事变（1937年），大半国土沦陷，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大危机抵达顶点。为应对这个大危机，必须实行全国上下的总动员，必须实行“举国体制”。所以，开始是“启蒙”（五四），接着是“救亡”（抗战），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超越了家庭及其伦理。

正是在中国革命时代，上述“打碎─重组”的过程宣告完成。在这方面，围绕家国关系，最戏剧性地呈现了“打碎─重组”过程的是样板戏《红灯记》。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分别出于各自不同的破碎家庭，却以阶级、民族的恩仇情义和理念为纽带，组成了非血缘的革命家庭，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概念。以“大义”超越“亲情”，是20世纪20～70年代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逻辑。

但另一方面，《红灯记》所表达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也并非毫无渊源。实际上，《红灯记》的前身，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的编剧沈默君，恰恰是从传统戏曲《赵氏孤儿》获得了部分灵感。只不过，为应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中国革命把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非常规逻辑长期化、普遍化了。

全民动员体制起始于抗战，完成于1949年建国。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建立的是“人民国家”（people-state），区别于一般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人民国家”以特定阶级和阶层为基础，而“民族国家”则以特定民族为单位。

这个人民国家以举国体制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人的梦想，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工业体系。在此过程中，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层次中社会基本消失，家庭严重削弱，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及其各个部门——社队、厂矿、学校、机关、军队。

中国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分别抗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内，则进行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大变革。举国体制走向极致，所谓“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被缩减到历史最低点。

以尼克松访华、中美缓和为标志，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完成了自近代以来的“救亡”任务。从此，“救亡”阶段将让位于“发展”阶段，长期实行的“准战备体制”也将让位于“和平体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现代化”主题取代先前的“革命”主题。改革开放，国家不断从经济、文化等领域退缩，社会逐步脱离国家，重新成长。知识分子回到五四启蒙立场，在各种研讨、讲演、会议和书刊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作为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在批判之列。

与此同时，从1980年开始，政府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家庭更加小型化。1980年代，是革命与启蒙的某种混杂：情绪是革命的，理念是启蒙的。这种混杂，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以此为转折点，有关国家、社会的激情和想象迅速失落。

家，中国文化的最后堡垒，20世纪最后十年，社会运动恍如隔世，家庭价值被重新估价。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播出，以“好女人”刘慧芳为中心，通过几个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揭示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创空前收视率。

《渴望》的热播，成为1990年代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件盛事。而从中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人们对宏大的、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公共事务的深刻失望和厌倦。他们似乎发现，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蕴含着丰富而深长的意义和韵味。因此，宏观地看，近百年来，中国的价值重心先是突然上升，尔后次第回落，从上述20年代以来的国家、社会回归到家庭和日常生活。

从空间范畴看，如果说，对应于国家和社会的特定空间更多地是广场、街头、工地、厂房、会场、课堂等公共场所，那么，家庭则一般仅限于私人居室。而恰好在1990年代，家居装修和房地产业陆续兴盛，成为社会消费和国民经济的热点，就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基础。人们感到，似乎只有在自家居室的掩蔽之下，在爱情、亲情、友情的细节和深度中，才能获得身心的慰藉、安宁和归宿感。

所以，这个作为家庭载体的居室，就特别值得营造和装饰，值得刻意经营。在这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引导下，甚至公共空间也私人化了，最典型的表现，是1990年代兴起的酒吧文化，那种幽静、隐蔽、明暗相间的环境特点，其实意味着以往公共空间的瓦解。

随着价值重心的回落，“大同”理想渐行渐远，“私”的观念深入人心，私人、私密、私有，都与“家”密切相关。所以《礼记· 礼运》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德超越公德，经济领域的私有化与公共权力的腐败并肩而行，它们在1990年代的蔓延与家庭价值的凸显一样，都是198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和价值观演变的结果，在深层分享着同一个逻辑。

另一方面，1990年代又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根本调整，个人命运升沉起伏，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导致国企困境，几千万职工下岗，在缺少基本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却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部分原因就在于，许多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在家庭和亲友的社会网络中得到了改善和缓解。

与城镇职工大规模下岗形成对照的，是1亿到1.5亿农民工进城务工，活最累，钱最少。支撑他们的同样是家庭价值。民工勤劳节俭，含辛茹苦，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更多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庭是其辛苦奋斗的动力和目标所在。

附近有一建筑工地，常年悬挂一幅宣传标语：“想老婆，想孩子，想安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以家庭的重要性为前提。

千里之外的家是维系人生意义的中心和尺度，这既是一种社会保障，更是一种心理保障。所以，“春运”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转型时期，“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堡垒。

按照儒家的说法，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天下为家”。“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提倡最多的政治理念之一。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财产和权力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

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由野蛮进入了文明，由贫穷进入了富强，由一穷二白，进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由于家文化的信仰，中华民族才成为四大文明古之一，五千来，无论是战乱，外族入侵，中华民族已然生生不息，用一代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两百多年来的工业革命。

人生的旅途上，多美的风景都比不过回家的路。无论春运的人潮再怎么汹涌，无论回家的路有多少雨雪阻隔，心的方位永远指向家。家文化把中华大地变成巨大的磁场，磁吸着每个人的心思和情感。故乡和家庭有如此强大的亲和力与凝聚力，造就了亿万人流穿越大地的律动，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春节传统。

　　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信念有着一个固定的归属，这个归属就是家。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乡愁是不灭的明灯；从“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亲情是绵远的牵挂；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家国是永恒的话题。对家的精神归属浸润在血脉中，融入到文化里，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说：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中国人做事以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以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它教授给我们的内容，有无私而厚重的亲情大爱，有接人待物的基本功课，有家国天下的浓厚情怀。

　　家是亲情的港湾。对亲人的情感，不会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般斤斤计较，也不会虚与委蛇、虚情假意，它最需要真诚的爱、无私的爱，而不是锱铢必较的等价交换。亲情之爱恰如投进湖面的石子，荡开的层层涟漪，由近及远，而能够达到的最远距离，往往就是我们在社会中跋涉的距离。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是父母的无私责任；事亲以敬，则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由亲情出发，便有了“父慈子孝”，做父母的要像父母的样子，做子女的要像子女的样子。正是在这种家庭责任和担当氛围中，我们识晓了人生大义，读懂了生活哲学。

　　家是社会的细胞。罗素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观察，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但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文化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与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休戚相关。

正因为这种对家庭的责任，家成为由私及公的必经桥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与亲人之间最真诚的爱戴，往外推己及人也才会格外有力。由家而国，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扩，让仁爱精神成为文化精髓，让家国情怀成为民族品格。

　　出则安邦定国，归则立业兴家。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根脉。虽栉风沐雨，我们仍会风雨无阻在春节这个节点一致奔向那个叫做家的地方。因为家，是我们心灵的皈依，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天下为家，族脉千秋。愿每个人都欢享家的融融喜乐，铭刻家的浓浓亲情，承续家的绵绵瞩望。以家为起点，让我们奔向更美好的前程。以家为终点，让我们告别孤独，有爱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