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比操作性更重要的，这里的操作性就是实用性。比操作性更重要的其实是一些教育理论，我觉得。
李镇西老师在外面给老师们做报名，结束后一些老师往往对李镇西老师说：“您讲得很实在，特别有操作性，拿来就可以用了。”其实我感觉专家讲得不一定有操作性，只是他讲的许多案例和故事，比较具体而已。我也有这种感觉，当专家讲案例时，老师们的神情特别专注，眼睛都在放光；当讲到一些原则或观点时，老师们的表情便明显倦怠，目光也黯淡了。
我也是一个喜欢可操作性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忍不住对自己进行剖析。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很重视实践，重方法，注重技巧，但实际上是对理论的忽略和轻视。我不喜欢听理论，更不喜欢听专家的报告，认为那是“空对空”，“从理论到理论”有什么意义，简直对理论不屑一顾。固然，脱离实际的理论谁都不喜欢，但科学的理论对实践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实践离不开正确的理论，离开了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比如，教育的方向与目标，教育的价值与理念等，无不体现在我们的每一个教育行为中，没有了这些，任何一个教育行为便失去了意义。
何况即使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任何人的做法和经验，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不存在什么拿来主义。每个地区的文化环境、每个老师的性格特征、知识结构、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等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在具体的教育行为和教学方式的“操作”上完全一样呢？从80年代起，全国老师都在学魏书生，中国并没有出现千千万万的魏书生，而依然只有一个魏书生。任何一节课都有一百种上法，你有你的上法，我有我的上法，他有他的上法，我觉得一节课上出自己的个性就是最好的课。
就像李镇西老师说的真正的有效的教育具有不可复制性。不但不可复制别人的，也不可复制自己的。我很赞同李镇西老师这句话，无论我转化过多么顽劣的学生，其经验完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复在以后遇到的新的“后进生”身上。尽管每个顽童都是唯一的，教育理念可以相通的，但具体的技巧方法永远是一次性的。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在《和青年校长的谈话》中，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精辟：“某一教育真理，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而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至会是荒谬的。”可是，这样的荒谬至今还在不少老师绵绵不断地重复着，这也许就是我们教育深深的遗憾。
我们老师包括我在内，听报告只是听热闹，讲求可操作性，可是还有比操作性更重要的就是一些正确的教育理论，这些事我们不喜欢的，但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又是我们最需要的，只有它是它开启教育之门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