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的冲突情境可以充分的解释焦虑。然而，如果在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先前就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为什么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患者会产生敌意并加以压抑。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先前已有的焦虑，又是此前已有敌意之结果，如此循环往复。为了理解这整个发展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将不得不追溯到童年时期。
--- 这是我处理童年经历问题的少数场合之一。与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惯常做法相比，我较少提到童年时期，并不是我认为童年经验不如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要讨论的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构成，而不是实际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体经验。
--- 在考察了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经历后，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遭遇了不幸的环境，这种环境以不同的组合表现出以下特征。
--- 可以说，最基本的不幸是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一个孩子可以忍受很多通常被视为创伤的东西——例如，突然断奶、偶尔挨打......等——只要他在内心感受到被人需要、被人爱。不用说，孩子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否真诚，绝不会被任何虚情假意所欺骗。孩子没有得到足够的温暖和关爱，主要原因在于父母自己患有神经症，无法给予孩子所需要的的温情。在我的经验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温暖的基本缺失被伪装了起来，父母声称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利益。一位所谓“理想的”母亲，她的教育理念、过分操心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造成这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而这种氛围比任何因素都更能让孩子对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 此外，我们还会在父母的身上发现许多行为和态度，它们只会激起子女心中的敌意。例如，对个别孩子的偏爱，不公平的责备，对孩子忽冷忽热，不信守承诺，等等。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孩子需求的态度也有问题，即使是最正当合理的愿望，要么是暂时不考虑，要么是一贯干涉，例如，干涉孩子的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追求的兴趣——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关于艺术的、体育的，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在实际中也会破坏孩子的意志。
--- 关于引起儿童敌意的种种因素，大多数精神分析文献都强调儿童愿望的受挫（此处删减几字），以及儿童的嫉妒心理。童年期之所以产生敌意，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对欢乐的态度令人生畏，尤其是对儿童的（此处删减几字）态度，无论后者涉及的是（此处删减几字）好奇、还是（此处删减几字）游戏。但可以肯定的是，挫折并不是这种叛逆敌意的唯一来源。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可以接受大量的剥夺，只要他们觉得剥夺是公正的、公平的、必要的。或者是事出有因的。例如，主要父母不施加过分的压力，也不以欺骗或残忍的手段来强迫孩子讲卫生，他们就不介意接受清洁教育。同样，孩子也不介意偶尔的惩罚是公正的，而不是为了伤害他或侮辱他。挫折本身是否会引发敌意，这个问题很难判断，因为在儿童受到剥夺的环境中，通常还存在许多其他刺激因素。重要的是挫折的真正意图，而不是挫折本身。
---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挫折本身的危险上，这使得许多父母比弗洛伊德本人走的还要远，他们避免对孩子做任何干涉，以免他们因此受到伤害。
--- 确实，无论是在儿童还是成人身上，嫉妒都是滋生仇恨的源头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对父母中任何一方的嫉妒，都会对神经过敏的儿童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这种态度还会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免产生疑问：这种嫉妒到底产生于什么样的情境？在手足之争或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嫉妒反应，注定会出现在每一个儿童身上吗？或者它们只是由某种特定情境所激发的？
---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他从这些患者身上发现，对父母任何一方的强烈嫉妒反应极具破坏性，足以引起孩子内心的恐慌，并可能会对其性格形成和人际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他经常在那个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现象，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而且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但正是这种概括让人心生疑惑。在我们的文化中，手足之间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确实容易产生嫉妒反应，正如它们发生在任何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群体中。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破坏性的、持久性的嫉妒反应——当我们谈论俄狄浦斯情结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常见，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总的来说，这些嫉妒是一种人性的反应，但它们是通过儿童成长的环境而人为产生的。
--- 在后文讨论中神经症嫉妒的一般内涵时，我们将详细了解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嫉妒。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缺乏温情和鼓励竞争会促成这一结果。此外，那些制造出这种氛围的患有神经症的父母，他们通常并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没有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此处删减几字），因此倾向于把孩子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对爱的需要寄托在子女身上。这种爱的表达不一定带有（此处删减）的色彩，但无论如何，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涵。我不敢确定，子女与父母关系中的（此处删减）暗流是否会强大到引起潜在的障碍。但不管怎么，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都是通过恐吓或温情，迫使孩子陷入这种充满张力的依恋，并使其带上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的全部内涵。
--- 我们习惯于认为，对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产生敌意，对儿童的成长来说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孩子是反抗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那确实是不幸的。然而，如果这种反抗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对儿童性格养成的危险，并不在于对反抗的感受或表达，而在于对反抗的压抑。压抑批评、反抗或指责，会产生很多危险，其中之一就是，儿童可能会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人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况的种种内涵。我在这里所担心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并开始经历我们上文讨论过的发展过程。
---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压抑自己的敌意呢？原因有很多，它们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作用。其中主要的四种原因是：无助、恐惧、爱或罪疚感。
--- 孩子的无助，常常只被当做一个生物事实。虽然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依赖周围的环境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格不够强健。经验不够丰富——但人们仍然过于强调了这个问题的生物学因素。儿童在两三岁之后，就会发生一种明显的改变，从占据主导地位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一种包括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过程从童年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够自己维生为止。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这一切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期望达到什么目的：是倾向于让孩子坚强、勇敢、独立、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境；还倾向于保护孩子，是他顺从听话，让他对现实生活毫无经验，或者简而言之，等他长到20多岁时，仍然把他当做小孩子来对待。在这种不良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的无助通常由于恐吓、溺爱，或者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而被人为地强化了。一个儿童越是无助，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现反抗，这种反抗就会被隐藏拖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潜在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就是：
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 大人的威胁。禁令和惩罚，以及儿童亲眼看见的暴怒或暴力场面，都可以直接引起恐惧。不仅如此，恐惧也可以由时间的恐吓所引发，比如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各种危险——细菌、街头汽车、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等等、孩子越感到恐惧，就越不敢表现出敌意，甚至不敢去感受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其格言就是：
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 爱可能是让孩子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对孩子缺乏真正的爱时，往往就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自己如何爱孩子，如何为孩子呕心沥血。自我牺牲。一个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尤其是当他又不断受到外界恐吓时，很可能会紧紧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做出任何反抗，唯恐失去温顺所换回的奖赏。在这种情况下，其格言是：
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孩子会压抑自己对父母的敌意的诸多情形，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达都会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受到恐惧的驱使，害怕这些强大无比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让人安心的慈爱，或者转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经常被教育，若是感受或表达了某种敌意或反抗，就应该感到罪疚；也就是说，他被教育成：如果他对父母感到或表达出愤怒，或者如果他违背了父母制定的规则，那么他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卑鄙可耻。这两个产生罪恶感的原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越是因为违反规则而感到罪疚，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 在我们的文化中，此处删减一个段落
--- 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合，然后使一个孩子压抑他的敌意，并最终产生焦虑。
--- 但是，每一种童年期的焦虑最终都会导致神经症吗？以我们目前的知识，还不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童年期的焦虑是患上神经症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及时改变不利条件，或者通过各种形式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可以预防神经症的形成。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可能持续存在——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而且它必定会逐渐增强，并推动促成神经症的所有过程。
--- 所有可能影响幼儿期的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个是我想特别加以讨论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仅仅局限于迫使儿童产生这种反应的环境，还是会发展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与焦虑？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 举例言之，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有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师。一些好朋友，那么他与他们相处的经历，就足以使他避免感到别人都怀有恶意。相反，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处境越困难，就越容易对父母和兄弟姐妹产生仇恨反应，就越容易对所有人产生不信任感或敌意的态度。如果这个孩子十分孤立，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这种情况就容易恶化。最后，这个孩子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怨恨，比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来加以掩盖，就越会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因此认定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可怕的。
--- 这种对“世界”的普遍焦虑，有可能会逐渐发展或增强。一个在上述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于其它孩子的交往中，不敢像他们那样有进取心、冒险或好斗。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样最幸福的感觉，甚至会把无害的玩笑也当做残忍的拒绝。他会比其他孩子更容易感到受伤，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 由上述因素或相似因素促成的状态，是一种在内心不断增长的、无所不在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助感。对个别环境因素做出许多激烈的反应，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神经症，但它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定的神经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 在精神分析中，修通所有不同个体的种种焦虑之后，我们逐渐的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激发，但在实际情境中，即使没有任何特定的刺激，基本焦虑也仍然存在。如果把神经症的整个情形比作一个国家动荡不安的状态，那么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人们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迹象，也可能它们会以各找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暴动、罢工、集会、游街示威；而在心理领域也是一样，焦虑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被何种特定事物所刺激，焦虑所有的外在表现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
---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并不存在基本焦虑。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做出的神经症反应，而这些人的人际关系未受到干扰。下面的案例中或许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们经常出现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 一名45岁的妇女抱怨说，她晚上老是心跳加速，焦虑不安，并伴有大量的盗汗。在她身上没有任何性的器质病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心肠和直爽的女人。20年前，出于外界原因而非本人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25岁的男人。不过，他们一直生活的很幸福，在（其他）方面也很和谐，有三个孩子，都发育的很好。她勤劳能干，善于持家。近五年来，他的丈夫变得有些暴躁，（删减）能力也大不如前，但她忍受了这一切，没有做出任何神经证反应。问题开始于七个月前，当时，一个与她年纪相仿、讨人喜欢、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对她大献殷勤。结果，她开始对年迈的丈夫产生了怨恨，但考虑到自己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完全压抑了这种情感。在几次面谈的帮助下，她最终能够坦然面对冲突的情境，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 把性格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与上文提到的纯粹情境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做个比较，最能说明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情境神经症出现在健康的人身上，他们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无法有意识地解决冲突情境，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面对这种冲突的存在及其性质，因此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神经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情境神经症比较容易获得治疗效果；而性格神经症的治疗往往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并因此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有时等待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患者还未治愈就退出了。对造成问题的情境所做的清晰明了的讨论，经常不仅可以治疗症状，还可以治疗病因。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通过改变环境就可以消除困扰。
--- 因此，对于情境神经症，我们会有一些印象，即冲突与神经症反应之间存在某种恰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 尽管焦虑的外在表现，或者说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其范围无限大，且因人而异，但无论何时何地，基本焦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只是在程度上与强度上有所差异。或许，我们可以粗略的把它描述为这样一种感觉：自觉渺小、无足轻重、绝望无助、被遗弃、受威胁，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妒的世界。我的一个患者在她的自发画的一幅画中表达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坐在一个场景中央，化身为一个瘦弱、无助、赤裸的小婴儿，周围环绕着各种各样可怕的怪物、人和动物，随时准备攻击她。
--- 我们常常会发现，精神病患者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敏锐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对周围世界中潜在的敌意都极其敏感，以至于他们很容易把别人的善意也当作潜在的敌意。
---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没有意识到它们对其整个人生的影响和意义。我有一位患者，她曾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老鼠，为了避免被人踩到，不得不整天躲藏在洞里事实上，这正是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确实害怕所有人，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叫焦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对所有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以被一种表面的信念掩盖起来，即相信人通常都是非常可爱的；与此同时，他还可以与别人建立一种敷衍了事的友好关系；而对每个人都存在的深深的蔑视，也可以通过随时称赞别人而加以伪装。
--- 尽管基本焦虑的对象是人，但它也可以完全摆脱其他人格特征，转化为对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头食品感到焦虑，或转化为对命中注定、劫数难逃感到焦虑。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要认清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即他的焦虑实际上并不是针对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他人恼怒，也不是或者不只是对某些实际挑衅的恰当反映，而是因为他对别人形成的基本敌意和不信任。
--- 在描述基本焦虑对神经症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可能藏在许多读者心中的疑问。那就是：这种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被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难道它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吗？难道不是每个人私下里都有一些焦虑和敌意（可能程度较轻）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 如果“正常”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那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确实是一种正常的态度，正如德国哲学和宗教的语言所谓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力量时都是无助的，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的无助中，但这种认识会伴随我们整个一生。这种“生之苦恼”与基本焦虑一样，也包含了面对强大力量时的无助，但它并不使人对这些力量含有敌意。
--- 然而，如果“正常”是从我们文化的角度而言，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一个人生活不是受到太多庇护，经验通常会使他在成熟时变得更小心谨慎，不容易相信别人；让他更熟悉这一事实，即通常情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坦率直接的，而是会因为懦弱和私心而变化。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还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如果他不够诚实，他会在别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而言之，他会发展出一种与基本焦虑相似的态度。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发现那种神经症态度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且，他仍然能够与许多人建立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下面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两者的区别：健康人所经历的不幸，发生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的经验的年岁里；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控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的经验，而且孤立无援使他产生了焦虑的反应。
--- 就一个人对自己、对他人的态度而言，基本焦虑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会造成情感上的隔离，如果个体的内心还有种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会更让人难受。它意味着削弱了一个人自我信任的基础。它在人们心中播下了潜在冲突的的种子，因为一方面他们急切地想要依赖别人，而另一方面又因为深深的怀疑和敌意而无法依赖别人。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想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想要被保护、被照顾，但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对别人怀有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这一愿望无法实现。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花费绝大部分精力去寻求安全保障。
---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必须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尝试用四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的困扰，它们是：爱、顺从、权利和回避。
第一，人们设法获得任何形式的爱，以有效地对抗焦虑。其格言是：
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也是人们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一种方法。根据顺从是有特定的焦点，比如顺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顺从某些宗教仪式，顺从某个权威人物的要求。遵从这些规则或顺从这些要求，将是个人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会表现为不得不“听命”，尽管“听命”的内容会岁所遵循的要求或规则的不同。
--- 当顺从的态度不依赖任何制度或个人时，它会采取一种更普遍的形式，表现为顺从任何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了所有可能引起怨恨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的所有需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甘愿让自己被虐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选择地帮助他人。偶尔人们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背后潜藏着焦虑，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还坚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以至于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愿望。无论是特定的顺从形势，还是普遍的顺从形势，其格言都是：
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 这种顺从的态度也可以服务于这一目的:借助爱来获得安全感。如果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生活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那么，他会愿意为它付出任何代价，也就意味着他会顺从他人的意愿。然而，更多时候，这些人无法相信任何一种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不是为了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些人只有通过严格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非常强烈，对爱的怀疑又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得到爱。
---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试图通过实际权力、成就、财富、崇拜、智力优势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格言是：
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人能伤害我。
---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回避。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之周旋。然而，从现实世界中退出来，同样也可以实现这种保护。这并不是说要走进旷野，或者过着隐居的生活，而是说不去依赖他人，即使那个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求有着影响。外在方面需要的独立，可以通过囤积财务来实现。这种占有的动机完全不同于为了权利或影响力而占有，而是对占有物的使用也是不同的。凡是为了独立自主而囤积物品，占有者通常都会感到焦虑，以至于无法享用占有的快乐。他们通常都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各种不时之需。另一种服务于同一目的、使自己在外需要方面独立于他人的方法，是将个人的需求缩减到最低限度。
--- 内在方面需要独立，可以表现为试图在情感上脱离他人，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或者让自己失望了。它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超然的体验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自己，这种态度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很常见。对自己不在乎，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自己。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 这些回避的方法，与顺从或服从的方法有共同之处，两者都包含了放弃自己的愿望。但在顺从类型中，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与他人。这里的格言是：
如果我退避三舍，就没什么能伤害我了。
--- 为了评估这些抵抗基本焦虑的防御措施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认清它们的潜在强度。它们的动机不是为了满足对快乐或是幸福的渴望，而是为了获得安全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驱力那么强大或紧迫。经验表明，追求某种野心所产生的影响力可能与（删减）冲动一样强烈，甚至更强烈。
--- 只要生活环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无论单独使用这四种手段的某一种还是混合使用，都可以有效的给个体带来想要的安全感——尽管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会导致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要求女性服从家庭或者丈夫、顺从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化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可能就会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在例如，一位不懈的攫（Jue）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可能会同样拥有安稳和成功的生活。然而，事实上片面的追求一个目标往往会导致失败，因为它所设定的要求非常过分或者不顾及他人，所以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通过几种方式——而且是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从巨大的潜在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几种强迫性的需要所驱动：即想支配所有人，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即顺从他人，又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即疏远他人，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无解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更详细地讨论着两种尝试。
--- 从原则上说，我所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大体而言，神经症是本能驱力和社会需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相冲突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也同意个体愿望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视神经症的必要条件，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愿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而可能只是带来生活中的某些实际限制，即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简而言之，带来现实的痛苦。只有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缓解焦虑的尝试反过来又导致了各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虽然必要，但又互不相容，这种神经症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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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小记：
今日上午较为忙碌，晚间又有其他事情外出导致这篇内容晚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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