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拜别老子的20年后，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他在外面行走了整整14年，而且他的年纪已经不轻了，从55岁走到68岁。
这14年的行走，有一些学生陪着他，沿路讲的话被学生们记下了，他很想让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统治者听这些话，但他们不听，却被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人听到了，也被世界上很多人听到了。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很多人，都从孔子的那些话来认识中国文化。
这14年，他似乎没有走出他所期望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他的这次漫长出走，历史上称之为周游列国。当时所谓的列国，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和结盟，谁也管不了谁，孔子想让他们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一些共同语言，但没有成功。
原先他一心想着，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掌握过一部分权利，但实在冲破不了顽固的政治架构，最后被鲁国的贵族抛弃了。
他以前也对邻近的齐国抱有希望，但齐国另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那个小个子宰相晏婴就不太能接受孔子的那一套，于是，孔子就去了魏国。
魏国的君主卫灵公很快接见了他，问他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孔子回答后，卫灵公立即说按同样的数字给予，这听起来很爽快，但孔子走那么多路，难道是来拿俸禄的吗？孔子在魏国主要是住在隋伯玉家里，䆳伯玉比孔子年长，对孔子建立君子之道有不少帮助。今天，河南省立着“君子故里”的碑文，以示纪念。这块碑文就竖立在孔子经常出入的路口。当时的孔子一直等待着卫灵公来问政，但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突发的政治案件牵涉到孔子认识的一个人，孔子面临危险，只能猖慌离开。
后来，孔子在别的邦国遇到的问题大体都是这样。一开始都表示欢迎他，也提供一些生活物质，却谁也不听他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一次次抱着希望而去，就一次次颓然失望而走。
有一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了战场，孔子和学生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看了大家一眼，问：“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孔子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矛盾，他一会儿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过一会儿又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可能被世人充分接受。
余秋雨老师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孔子行走了14年，回到故乡时，已经68岁。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过了一年，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再过两年，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接着，他最忠心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
面对接连不断的死讯，年逾古稀的思想家仰天呼喊：老天要我的命啊！
但是，就在这悲惨的晚年，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尤其著书《春秋》，把他的“大一统，正名分，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观念，郑重地交付给中国历史。如果说后来秦始皇在领土上让中国成为中国，那么，孔子则在思想上让中国成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