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黄昏的操场
许多年后我站在北方某座城市的过街天桥上，看桥下车流像一条凝固的河，尾灯连缀成暗红色的光带，缓慢地往夜色深处流淌。风从西边来，裹着这个季节应有的干燥与凉意，吹得人眼眶发酸。我忽然想起高中那个黄昏的操场，想起塑胶跑道上被拉得很长很长的影子，想起小城四月里那种将暮未暮的天光——一种介于灰蓝与暗金之间的颜色，像旧照片褪了色的边缘，像一个人欲言又止时眼底的暗涌。
那时候我十六岁，或者十五，记不太清了。有些事情记得太清楚反而可疑，倒是那些模糊的、暧昧的、说不清具体日期的片段，往往是最真实的。我只记得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自由活动，我没有和同学去打羽毛球，也没有坐在看台上聊天，而是一个人绕着操场走了很多圈。走到后来，其他人都散了，偌大的操场只剩下我和几个还在慢跑的老师，以及远处篮球场上断断续续传来的球击地面的声音，沉闷的，有节奏的，像一个心脏在不远处跳动。
我坐在了跑道尽头的台阶上。那是水泥砌的看台，夏天烫得能煎鸡蛋，四月的傍晚却刚刚好，凉意从水泥里慢慢渗出来，穿透校服裤子的薄料子，抵达皮肤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某种温柔的触感。我把书包放在脚边，拉开拉链，其实没有什么要拿的东西，只是想听那个声音——拉链划过齿轨的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显得格外清晰，像撕开一段沉默。
书包里有一本数学练习册，一支笔帽已经被咬变形的圆珠笔，一包纸巾，一个水杯，还有一个橘子。橘子是早上出门时母亲塞进书包的，她说学校的饭没营养，多吃水果。我剥开橘子，橘皮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酸涩的、明亮的，像一束光忽然照进了什么陈旧的角落。可我没吃几瓣就吃不下了，不是不饿，是嘴里忽然泛起一种奇怪的苦味，和橘子的甜搅在一起，咽不下去。我把剩下的橘子瓣放回书包侧袋，用纸巾擦了手，然后就这么坐着，看天一点一点暗下去。
操场的东边是一排白杨树，很高，叶子已经绿了大半，风过的时候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有人在低声翻书。白杨树后面是老城区的平房，灰瓦屋顶参差不齐，偶尔有炊烟升起来，薄薄的，很快就被风吹散了。我盯着那些炊烟看了很久，心想，那些房子里的人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有人正在厨房切菜，刀刃与砧板碰撞的声音被黄昏吞没？是不是有人已经打开了灯，橘黄色灯光从窗子里漏出来，在渐浓的暮色里显得温暖而遥远？是不是有孩子正在写作业，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和他母亲在电话里的说话声混在一起，构成了又一个寻常的傍晚？
我想象着那些房子里的生活，努力地把它们想象成电视剧里的样子——一家人围坐吃饭，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不小，笑声偶尔冒出来，像锅里翻起的气泡。可是我想象不出来。不是想象力不够，而是我的经验里没有这种东西的底本。我能想象一个人走在荒原上的孤独，能想象冬天的河流在冰层下缓慢流淌的声音，能想象一扇很久没有人推开的木门发出的吱呀声，但我想象不出一家人安静地吃一顿晚饭、没有争吵、没有冷战、没有摔门声的画面。那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像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我坐了很久，久到腿有些发麻，久到暮色彻底沉下来，操场上只剩我一个人。教学楼的灯次第亮起来，晚自习要开始了。我该回去了，可我忽然不想动，不想回教室，不想回到那个挤满了人的空间里，不想面对任何人的脸。不是因为讨厌那些同学，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好，善良的、热闹的、会在课间递给你一包辣条然后冲你笑的那种好。可那种好是浮在水面上的，而我在水底，隔着厚厚的一层水，他们的声音传下来变了形，像隔着一堵墙听隔壁的欢笑。不是不想融入，是不知道该怎么把那个水底的自己打捞上来。
那时候的我经常有这种感觉——站在人群中间，却像站在一片空旷的荒原上。耳边有人说话，我听得见每一个字，但那些字连成句子之后就变成了某种听不懂的外语。我点头，微笑，偶尔回应几句，一切都正常，一切都体面，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正在点头微笑的我不是我，她只是一层壳，壳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或者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风在里面穿来穿去，发出呜呜的声响。
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我问过自己很多遍，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都问过，可答案像一条滑溜的鱼，怎么也抓不住。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了，它们挤在一起，互相覆盖，互相否定，最后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雾。但我隐约知道，这一切和我家里的那些声音有关——那些在夜晚响起的、压低的、又忽然拔高的声音，那些摔门声、碗碟碎裂声、沉默中的呜咽声，那些像钉子一样钉进骨头里、拔不出来、又不敢去碰的声音。
我站起来，拎起书包拍了拍灰，往教学楼走去。从操场到教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灯是声控的，我的脚步声太轻，灯不亮，我就在黑暗中走，只有尽头教室门缝里漏出来的光指引方向。那道光很亮，亮得有些刺眼，我盯着它走，像在隧道里盯着出口，一步一步，不急不慢。推开门的时候，没有人抬头看我，大家都在埋头做题，课桌上的练习册堆得像小小的城墙，人在城墙后面，你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头顶——头顶的黑发、白发、染过的发、剪得很短的发、扎成马尾的发——它们伏在那里，像一片安静的植物，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拿出课本。同桌陈知予侧过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递过来一张纸条。我打开，上面写着：“橘子好吃吗？”我愣了一下，然后想起下午走之前她确实问过我一句“要不要带个橘子”，我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纸条上写：“还行，就是有点苦。”她接过纸条看了，又写：“我妈说橘子苦是因为打了霜，营养价值更高。”然后画了一个笑脸。我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动了动，不知道算不算笑了，把纸条折好，夹进了课本里。
那是我高二的春天。北方的春天来得晚，四月了还凉飕飕的，暖气已经停了，教室里坐久了脚会僵。我把脚缩进椅子底下，低下头，让自己的视线只停留在课本和课桌之间那一小块区域，不去看窗户外面的夜色，不去想今晚回家会面对什么。可不想是不可能的，那些念头就像操场上那些白杨树的影子，太阳落下去了，影子没有了，可树还在，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收拾书包的动作很慢，慢到所有人都走光了，我才拉上拉链。陈知予在门口等我，背着书包靠着门框，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站着。我走过去，她问：“今天一起走吗？”我说好。我们住的方向不同，但有一段路顺路，就是出校门到十字路口那一段，不到十分钟。那十分钟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十分钟，夜色足够浓，看不清彼此的表情，所以不用扮演什么。我们聊天，或者说她说话，我听，偶尔回应。她说的大多是学校里的事，谁和谁在一起了，谁又和谁吵架了，哪个老师今天上课说了什么好笑的话。我听着，觉得遥远，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新闻，但我不觉得无聊，因为她的声音很好听，轻轻的，软软的，像四月傍晚的风。
到了路口，她说：“明天见。”我说：“明天见。”然后各自转身，走向不同的方向。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已经走远了，书包在她背上颠簸，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像一个无声的告别。我忽然想叫她，想跑过去说点什么，可我不知道说什么，脚步也已经继续往前走了。
回家的路是一条老街，两边是梧桐树，新叶还没有完全长出来，枝桠光秃秃地伸向夜空，像一些没有写完的句子。街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小超市还亮着灯，灯管大概是老化了，光色发黄发暗，照在门口堆放的水果箱上，那些苹果和梨子看起来蔫蔫的，像等了一整天也没等到买主的人。我走得很慢，不是故意慢，是身体自己在慢，好像慢一点就可以推迟抵达，好像晚一秒推开家门，那个家里的空气就会发生什么变化。
可家门总是要推开的。
## 二、钥匙与锁
我家的钥匙是那种最普通的黄铜钥匙，齿痕已经有些磨损了，开门的时候要多拧半圈才能把锁舌转到位。那把锁也是旧的，我爸说还是九几年换的，比我的年纪大。每次开门，锁芯里传来的咔哒声都像一声咳嗽，沉闷的、费力的，好像在说——你又回来了。
我尽量轻地开门，轻地关门，把自己缩小，像猫一样穿过玄关。玄关很窄，左手边是一个鞋柜，木头的漆面已经斑驳了，上面放着一个塑料盘子，盘子里是他和她——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钥匙，混在一起，分不清谁的是谁的。鞋柜上的镜子也是旧的了，边框的银色脱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黑色的塑料。每次路过那面镜子，我都尽量不看，因为镜子里的人看起来不像自己，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你在某个场合见过，知道她叫什么，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通常这个时候，我妈在厨房。如果厨房的灯是亮的，油烟机嗡嗡地响，说明今天算是好的，至少表面上好的。她会探出头来，说一句“回来了？洗手吃饭”，声音平平的，没有多余的情绪，像在念一份清单。我会嗯一声，放下书包去洗手，然后坐在餐桌前，等她端菜过来。餐桌上通常盖着一个不锈钢的菜罩，揭开的时候热气扑上来，模糊了视线，那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是一个短暂的可以躲进去的空白。
如果厨房的灯是暗的，那就意味着另一种情况。我会闻到空气里残留的烟味，不是香烟，是更呛的东西——可能是锅底烧干了的焦糊味，可能是什么东西被摔碎后残留的气味。客厅的灯也暗着，只有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映在空无一人的沙发上。我爸不在家——或者在家但关着卧室的门，我妈在某个房间里，关着门。这种时候我不会喊“我回来了”，我会直接走进自己房间，轻轻关上门，坐在床上，等。等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等一个声音忽然打破沉默，也许是等时间自己过去，等到明天早上，一切又恢复正常——不，不是正常，是恢复到那种表面的、脆弱的、像薄冰一样的平静。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大概十三岁，上初一。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门口的鞋柜倒了，鞋子散了一地，玄关的墙上有一道很长的裂痕，像一条黑色的蛇爬在白墙上。客厅的茶几被推到了墙角，茶几上的玻璃碎了，碎片在地板上反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地的星星。我妈坐在卧室的床上，没有开灯，没有说话。我爸不在了。我站在卧室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站在那里，看着黑暗里她的轮廓，像一个快要融化的雕塑。
过了很久——也许只有几分钟，但在那种场景里时间是不一样的——她开口了，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去写作业吧。”
我去写作业了。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数学课本，看到一道二元一次方程组，x和y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我去解。我盯着那道题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一个解字，之后就没有了。笔尖停在纸面上，墨水洇开了一个小圆点，慢慢地变大，像一个黑洞，把所有的光都吸进去。
那天晚上我一道题也没有做。我坐在书桌前，耳朵却像雷达一样张着，捕捉着房子里的每一个声音——楼下有人按门铃，隔壁的狗在叫，墙上有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房子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可我知道这种安静是假的，它随时会被撕碎，像一匹布被猛地扯开，发出尖锐的声响。
快十点的时候，门响了。是我爸回来了。我听出了他的脚步声，沉重的，拖沓的，像扛着什么东西。他没有开灯，直接去了他们的卧室。然后是一阵低语，听不清内容，只有声音的质地——一个粗哑的，一个尖细的，像两把刀在互相摩擦。低语变成了争吵，争吵又变成了尖叫和咒骂，然后忽然又安静下来，安静得让人心慌，比声音更让人害怕。然后是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撞在了墙上，然后是哭声，压抑的，破碎的，像一只动物在暗处喘息。
我用被子蒙住了头，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可那些声音还是能穿透进来，不是因为声音大，是因为它们在骨头里共振，不是通过耳朵，是通过别的什么通道，直接抵达心脏。我把身体蜷起来，像婴儿在子宫里的姿势，用力咬住被角，不让自己的牙齿打颤。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浸湿了枕头，凉凉的，咸咸的，像一个迟来的潮水。
不知道过了多久，声音渐渐小了，一切归于沉寂。我松开被角，被子已经被咬得湿透了。我翻了个身，仰面躺着，黑暗的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很重很重，像一个看不见的手掌，把我按在床上，不让我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呼吸，却总觉得吸不到足够的空气，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喝一杯很稠很稠的东西，费很大的力气，却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点。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结冰的湖面上，四周全是白茫茫的雾，看不见岸，看不见来路，也看不见去处。冰很厚，透明得像玻璃，我能看见冰层下面的水在缓慢地流动，深绿色的，幽暗的，水草像头发一样飘摇。我低头看着那些水草，忽然它们开始生长，长得很快很快，穿过冰层向我伸来，缠住了我的脚踝。我想跑，可脚被缠住了，动不了。我想喊，可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然后我醒了，心砰砰跳，后背全是汗，枕头湿得能拧出水来。
那是十三岁的冬天。很多年过去了，那个梦还会偶尔回来找我，在某个毫无防备的夜晚，站在床尾，等着我闭上眼睛。
## 三、沉默的共谋
后来我才明白，比吵架更让人窒息的东西，是沉默。
吵架至少还有声音，至少你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他们的愤怒在哪里爆发，又在哪里暂时停歇。你可能害怕那些声音，但至少它们指向明确，像路上的坑，你看见了，知道要绕过去。而沉默是另一种东西，它无处不在又没有形状，它不是声音的缺席，而是意义的缺席。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下一秒是和平的延续还是一场爆发的前奏。你走在薄冰上，每一秒都不知道下一脚踩下去，冰会不会裂。
我们家最漫长的沉默发生在初二那年。起因是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是钱，也许是亲戚的事，也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些东西在心里积攒得太久，终于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开始不说话，不是那种“我在生气你别跟我说话”的不说话，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说话——不交谈，不交流，目光不接触，连呼吸都像在避免碰触对方。家里的空气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冰，冷得你走两步就想缩起来。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冷，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让你在不该穿毛衣的季节裹紧了校服外套，让你在阳光下也觉得身体深处有一小块阴影，怎么都晒不暖。
这种时候，我在家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尴尬的介质。有时候我妈会通过我传话——“跟你爸说灯泡该换了。”有时候我爸会通过我传话——“跟你妈说我这个周末不回来吃饭。”我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信使，在两个不再交谈的人之间传送着那些最琐碎、最必要的信息。那些话经过我的嘴，像是被过滤了一遍，变得比原来更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可就是这些轻飘飘的话压在我心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了。
不是变得，是回到了某种原初的状态。我小时候就不太爱说话，亲戚们都说这孩子安静，乖，好带。他们不知道安静有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习得的策略——在一个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爆发战争的环境里，最安全的方式是让自己尽可能地消失，不发出声音，不制造存在感，像一只把身体缩进壳里的蜗牛，以为壳足够硬，就能挡住外面的一切。
这种习惯延续到了学校。在课堂上，我从来不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是不会，而是不想让自己的声音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任何目光的聚焦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善意的是，恶意的更是。我宁可是透明的，是空气，是教室里一件普通的家具，只要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就可以安全地、安静地存在着。老师们对我的评价通常是“文静”“认真”“不惹事”，全是褒义词，可这些褒义词凑在一起，拼出来的却是一个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在人群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人。
只有一个人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陈知予。
我和她高一同班，高二分科又分在一起。她成绩不算顶尖，但很聪明，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敏锐。或者说，她有一种“看穿别人而不让别人难受”的能力，这在学校里太难得了。大多数人的敏锐是刀刃，能切开伪装，但切得太深，见了血，让人疼。她的敏锐是水，能渗透进缝隙，但不会造成伤害，只会静静地存在，等你愿意开口。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我的。也许是某次班会课，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声音发颤，一个字也说不出，最后红着脸跑了下去。也许是某次体育课自由活动，别的女生三三两两结伴，我一个人坐在看台上看书，书翻开很久都没有翻页。也许是某次语文课老师布置了一篇随笔，我写了一篇关于老街黄昏的文字，写了六百字，老师打了“优”，在班上念了，念完之后教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鼓掌，有人转头看我，我低下头，耳朵烧得通红。
她后来告诉我，就是那篇随笔让她想认识我的。她说：“你写黄昏的时候，写到‘暮色像旧信纸慢慢变黄’，我觉得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想知道能写出这种句子的人是什么样的。”
我不好意思告诉她，那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有一天傍晚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天边云彩的颜色从浅灰变成深灰再变成一种说不清的暗金色，忽然想到小时候在外婆家见过的一叠旧信纸，放在樟木箱子里，时间长了，白纸变成了一种温暖的米黄色，边角卷起来，像被反复读过的书。我只是把那个画面写下来了而已。
但那是后话了。
在那之前，在我们的关系还很浅的时候，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小到也许她自己都不记得了。高一下学期，刚开学不久，有一天晚自习，我因为头疼趴在桌上，没有写作业。旁边的同学都在埋头做题，没有人注意我。过了一会，我感觉到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我抬起头，看见她递过来一盒牛奶和一个面包。她什么也没说，也没有看我，继续低头写她的数学卷子。我愣了几秒，拿起那盒牛奶，还是温的，大概是她在食堂热了带过来的。
我喝了一口牛奶，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小溪流进了干涸的河床。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哭，不是难过，是别的什么——像在一个很长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忽然看见前方有光，很小的一点，但你确定那是光，不是幻觉。我把面包拆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得很慢，面包屑掉在课桌上，我用手指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她没有看我，我也没看她，但我知道她知道我在吃，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比任何安慰都让我觉得安全。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一些她的事。她家也在老城区，离我家隔了两条街，她父母在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离婚了，她跟母亲住。她母亲在一家超市当收银员，很辛苦，经常上晚班，她从小就是自己管自己。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末了还加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习惯了就好。”
习惯了就好。
这句话像一根鱼刺卡在我喉咙里。我也对自己说过很多遍，几乎每一个失眠的夜晚都会说，像一个咒语，念了就能好受一点。可习惯不等于好了，习惯了痛苦，痛苦还是痛苦，只是它变成了背景，变成了空气，变成了你呼吸的一部分，你不再觉得它有味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闻过别的空气。
我想起某个冬天的午后，我在她的出租屋待过一下午。其实不算出租屋，是单位家属楼的一间小一居，墙皮有些脱落，窗户是老式的钢窗，关不严，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一股凉飕飕的气息。屋子里很干净，干净到有些空，家具不多，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桌上摞着她的课本和试卷，旁边放着一个台灯，灯罩是米白色的，上面有些细小的裂痕。床单是浅蓝色的，洗得发白，枕头上放着一个毛绒兔子，耳朵都被揪得变形了。
我坐在床边，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是凉白开。那个午后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长方形。光影里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像一些最小最小的生命，在光里漂浮，又沉入暗处。我们聊了很多，聊她以后想考什么大学，聊我最近在看的书，聊学校食堂新出的糖醋排骨太甜了，聊毕业以后想去哪里。她没有问我家里的事，我也没有说，但我们都知道对方知道些什么。那种默契像一条暗河，在地底下流淌，你听不见它的声音，但你知道它在。
临走的时侯，她送我到楼下。家属楼的院子里有两棵槐树，树干很粗，得两个人才能合抱，春天的槐花刚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甜的香气，蜜蜂在花簇间嗡嗡地飞。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面上印出无数个细小的光斑，像碎金子。她站在楼梯口，逆着光，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下。
她说：“下次再来。”
我说：“好。”
然后我转身走了，走出院子，走进老街。阳光很好，春天的风暖洋洋的，吹在脸上像一块软布。我走了很远，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楼梯口，影子已经短了，正午的光把一切都照得很清晰，包括她脸上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表情。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日记本是那种黑皮软抄，封面上有一只米老鼠，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我写：“今天在陈知予家坐了一下午。她给我倒了水，凉的白开水，但我觉得很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那里我不会觉得紧张，不会担心说错话，不会惦记着时间。就像……就像回到了一个我以为不存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名字，但我知道它在。”
写到“在”字的时候，笔芯没墨了，我划了两下，纸面上留下两道浅浅的划痕。我没有换笔芯，就那样合上了日记本，把它塞进枕头底下。
那个季节槐花开得很盛。整个老城区都浸在那股清甜的香气里，像被泡在一杯巨大的槐花蜜水里，甜得发腻。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从那两棵槐树下走过，有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看蜜蜂钻进花朵里，看花瓣在风里飘落，落在肩上，落在地上，落在路过的猫的背上。那些花瓣太小了，像一些碎掉的纸屑，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们，直到你走过之后才发现衣领上沾了一小片，带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多年以后，当我离开那座小城，去了一个没有槐花的城市，每到春天，我都会想起那个家属院的楼梯口，想起她逆着光站在那里的样子。想起那些细小的白色花瓣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拂掉，就那么站着，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院子里。我以为那个画面我会慢慢忘记，像很多别的事情一样，被新的记忆覆盖，被时间漂白，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色块。可它没有。它像那本黑皮软抄上没墨的划痕，浅浅的，淡淡的，但你永远擦不掉。
## 四、河的这边，河的那边
我家门前有一条河。说是河，其实比沟宽不了多少，夏天雨水多的时候能涨到七八米宽，冬天枯水期就成了一条细小的溪流，露出河床上大大小小的卵石，灰的、白的、赭红的，被水流磨得光滑圆润。河水不清澈，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常年是灰蒙蒙的浊黄色，但流速不快，慢悠悠的，像一个不着急赶路的人。
河上没有桥。要去河对岸，得往上游走一公里，那里有一座水泥桥，桥面很窄，只能通过一辆车，两车交汇就得有一辆停下。更多的时候，没人去河对岸，因为对岸什么也没有，除了庄稼和更远处的一个小村子。这条河更像是老城区的一条边界线，河的这边是烟火人间，参差的房屋、交错的小巷、晾在电线上的床单、蹲在门口晒太阳的猫；河的那边是田野和天空，开阔的、荒凉的、风很大的。
我小时候经常一个人到河边去。不是去玩水，大人警告过很多次，河水看着慢，底下有暗流，每年都有人淹死。我只是坐在河堤上，看水。看水从上游来，往下去，经过我面前，继续往下游去。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时候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觉得水流的声音很好听，不是哗啦哗啦的激荡声，而是更柔和的、更持续的，像一声长长的叹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很远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什么也不做，就看着水面上的光斑闪烁，看一只白鹭在浅滩上站着，单腿独立，像一尊小小的雕像，很久很久才动一下。
那条河见证了我很多个狼狈的黄昏。那些黄昏里，我从家里跑出来，沿着老街一直走，走到河堤上，坐在那片草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没有声音，我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因为河对岸有人家，我怕他们听见，更怕他们看不见只是听见——一个女孩在黄昏里哭泣的声音，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故事在他们嘴里流传。
十三岁那年冬天有一次，我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连外套都没穿，只穿着一件薄毛衣。北方的冬天，零下十几度，我跑到河堤上，冷得直哆嗦，嘴唇发紫，手指僵硬得握不住拳头，可我不觉得冷，或者说冷的感受被另一种更强烈的感受覆盖了，就像你在剧痛的时候感觉不到身上其他的小伤口。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久到脸上那两道泪痕变成冰，久到身体不再发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的、迟钝的、几乎接近空白的状态。
有人来了。脚步声从河堤的另一端传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我抬起头，逆着光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走近了才发现是巷口那个卖红薯的老头。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大家都叫他老赵。他的老伴去世多年，儿女在外地，一个人住在巷子尽头那间小屋里，每天推着三轮车在老街上卖烤红薯，炉子里的炭火映红了他满是皱纹的脸。
他在我旁边坐下，把军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军大衣很重，有一股烟味和炭火味，还带着他的体温，暖的。他没有问我为什么哭，没有说“别哭了”“没事的”之类的话，只是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烤红薯，还热着，纸袋里冒着白气，递给我。
我接过红薯，烫得在两个手之间来回倒腾。他看了笑了，说：“慢点，刚出炉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摩擦木头。我把红薯掰开，黄澄澄的瓤，冒着热气，咬了一口，甜得发腻，烫得舌头都麻了。
那个黄昏，我们就这么坐着，他抽他的旱烟，我吃我的红薯，谁都没有说话。天慢慢暗下来，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反射着最后一缕天光，亮得像一面碎掉的镜子。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一点一点的，橘黄色的，像洒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金子。红薯吃完了，手指上沾着焦糖色的红薯汁，黏黏的，我用纸擦了手，把军大衣还给他。
他站起来拍了拍土，说：“回家吧。”
我说：“我不想回去。”
他没说什么，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就再坐一会儿。”
我们就又坐了一会儿。星星出来了，冬天的星星很亮，不多，但每一颗都像被擦过一样，孤零零地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红色的灯一闪一闪的，声音很大，大到把河水的流淌声都盖过去了。飞机飞过去之后，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声音——河水声，风声，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站起来说：“我回去了。”
他说：“嗯。明天来巷口找我，再给你烤一个。”
我点了点头，往家的方向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军大衣裹得紧紧的，嘴里叼着旱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一颗快要燃尽的星。
我没有去巷口找他。第二天放学我绕了另一条路回家，第三天也是，第四天也是。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见过我那样的人，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些眼泪，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说什么呢？说谢谢？太轻了。说那些让我哭的事？太重了，重到我不知道怎么从嘴里递出去。
后来有一天，我从巷口经过，看见他的三轮车还在，炉子里的炭火还红着，但他不在。我问旁边卖水果的阿姨，阿姨说他上个月走了，心脏不好，半夜走的，邻居发现的时候已经凉了。我站在巷口愣了很久，手里的硬币被攥得发烫。我以为他走了，是回老家了，或者去儿女那里了，我甚至在心里想象过一个画面——他推着三轮车消失在老街尽头，回头冲我笑了一下，然后就不见了。
可他不是“走了”，他是“走”了。
那天我在巷口站了很久，久到卖水果的阿姨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转身走了。我走到河堤上，那个我们一起坐过的位置，草地已经被人踩平了，光秃秃的一片黄土。河水还是那个样子，灰蒙蒙的，慢悠悠的，好像什么都不会改变。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变了的就不会再变回来了。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十块钱的纸币，是那天烤红薯的钱。那天我没来得及给他，他也没要。纸币被攥得皱巴巴的，上面的人像都褶得看不清了。我把纸币展平，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口袋深处，后来放进了抽屉里，和那些没寄出的信放在一起。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一句话：“有些人的善意是这世上最锋利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你无法回报。”我想起那个黄昏，想起老赵脸上的皱纹，想起军大衣上的烟味，想起烤红薯烫手的温度，想起他嘴里叼着的旱烟在黑夜里忽明忽灭。我觉得自己欠了这个城市太多这样的东西——欠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谢谢，欠那些没能好好告别的再见，欠那些被自己的羞怯和笨拙挡在门外的拥抱。
可是我回不去了。不是回不去那个城市，而是回不去那个年纪，回不去那个还能坐在河堤上看一下午水的自己。河水还在流，河堤还在，但老赵不在了，那条老街也在前几年被拆了，据说要建一个商业广场。我不知道那个河堤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些卵石是否还躺在河床上，不知道春天的时候，河边的野草还会不会开出那种细小的白色花朵——小时候我叫不上名字，现在我知道了，叫荠菜花。
知道了又怎样呢？
## 五、未寄出的信
我从来没有寄出过一封信。
不是说没写过，是写过很多，但一封也没有寄出去过。它们躺在我的抽屉里，和那些旧课本、用完的笔芯、一张没有用完的邮票、一件从陈知予那里拿来的再也没有还回去的发卡挤在一起，成了我青春期最忠实的档案。
第一封信是写给我爸的。那时候我大概十四岁，刚上初二。起因是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大概是他和我妈又吵架了，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身上带着酒气，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没有声音，他看着无声的电视画面，表情像一堵墙。我写完作业出来倒水，看见他那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疼，不是心疼，是那种“看到他疼所以我也疼”的疼，像有人在你胸口放了一块石头，不是很重，但一直压着，让你觉得呼吸不顺畅。
我回到房间，打开台灯，拿出信纸。信纸是学校小卖部买的，粉色的，上面印着卡通小熊，现在看来幼稚得可笑，但那时候觉得那就是最适合写信的纸。我握着一支蓝色圆珠笔，想了很久，在信纸上写下了第一行字：“爸，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然后我卡住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写了很多行，又划掉了很多行。圆珠笔的墨迹洇开来，把“对不起”“谢谢你”“你能不能不要喝酒了”“你们能不能不要吵架了”这些句子变成了一个个蓝色的小墨团，像一些被掐灭的念头。最后我在那些墨团下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知道你也很累，妈妈也很累。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不说话也可以，就是安静地吃完一顿饭，没有谁摔门，没有谁不告而别。我知道这个愿望有点傻，但还是想写下来。”
写完之后我把信纸折好，没有信封，就那样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块，塞进了数学课本里。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把它带去了，想在早自习之前塞进校门口那个绿色邮筒里。可走到邮筒前面的时候，我的手伸不出去，好像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拽住了我的胳膊。我在邮筒前站了大概有十分钟，经过的学生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最后我把信纸从课本里抽出来，折得更小，塞进了校服口袋。
那天晚上回家，我爸不在，我妈在厨房切菜，刀刃接触砧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均匀得像是机器在运作。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的背影，她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头发用黑色发夹随便夹起来，几缕碎发落在脖子上。她瘦了很多，肩膀窄窄的，像一小片影子。我想把那封信给她看，或者读给她听，但我知道如果她看了或者听了，她会哭，我不想看到她哭，更不想看到是因为我哭。
那封信后来被我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抽屉最里面。再后来我搬家的时候翻出来看过，纸已经泛黄了，圆珠笔的字迹有些洇开，粉色的小熊变得灰扑扑的，像从灰尘里捡出来的旧时光。我展开来读了一遍，没有读完，不是因为内容有多好或有多糟，而是那个十四岁的自己离我太远了，远到我觉得那个写信的女孩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一个我认识但不太了解的人，她的难过我能理解，但已经不能感同身受了。
我把信重新叠好，放回抽屉，没有带它走。它应该留在那里，留在那个老城里，和那些旧时光在一起。
第二封信是写给我妈的。十五岁那年秋天，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发现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北方的秋阳很好，金灿灿的，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色。她闭着眼睛，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有表情但我看不懂，像一扇关上的门。阳光照着她鬓角的白发，不多，几根，在光线里亮得刺眼。我才注意到她老了，不是那种突然之间的老，而是一直在慢慢老，只是我没有认真看过。
我坐在她旁边，她也睁开了眼。我们就这样坐着，看着楼下小区里的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落下来几片，飘飘忽忽的，像一些迟到的消息。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说。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夹了一封信——不是写在信纸上，是直接在日记本的空白页写的，没有开头，没有落款，像一段没有起止的呓语：
“我听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被好好爱过，就不会知道怎么好好去爱别人。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但如果是对的，那我们都应该被原谅。你和爸爸都不是故意要变成这样的，你们也有你们的来路，你们的来路上也有我不知道的坑和墙。我只是有时候觉得，那条来路上要是少一些坑，多一些平地，我们三个现在也许会不一样。”
写完这段话，笔尖停在了“样”字的最后一笔，那个捺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页边，像一个没有尽头的路。我看着那个长长的捺，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另一种更深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倦，像在沙漠里走了很久，水早就喝完了，但你还是要继续走，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没有把那页纸撕下来，也没有拿给我妈看。它就那样藏在日记本里，和那些作业记录、考试倒计时、突发奇想画的小涂鸦混在一起，成为了一些连我自己都不会刻意去翻找的文字。
第三封信，是写给我自己的。
高二那年冬天的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到你能听见日光灯镇流器发出的微弱嗡嗡声，能听见后排男生转笔时笔帽磕在桌面上的嗒嗒声。陈知予请假了，据说是感冒，其实我知道不是感冒，她妈妈打电话来说她外婆去世了，她要回老家奔丧。班主任在班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同学们哦了一声就继续低头做题了。没有人注意到我手中的笔顿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没有写作业，坐在书桌前发呆了很久，然后拿出信纸——不是那种印着卡通图案的了，换成了白色的信纸，简洁的，素净的，像一场还没有落下来的雪。我写下了一行字：
“给我自己。”
然后停顿。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像一个犹豫不决的雨滴，不知道该落向哪里。我看着那个“我”字，觉得陌生，觉得那个字代表的实体太庞杂了，庞杂到我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我写的是这些：
“我不知道你会长成什么样的大人。我希望你好，但我不确定‘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你终于可以不用假装了，不用假装开心，不用假装合群，不用假装那个点头微笑的人就是你。也许意味着你终于可以诚实地说出你不快乐，而不用害怕别人说‘你有什么资格不快乐’。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快乐的？不，也许你不应该这样问，因为也许你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它。也许你得到过，但太短暂了，短暂到它像一片雪花落在你的手心里，你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它的形状，它就化了，变成了一滴水，然后连那滴水也没了，只剩下手上一点潮湿的感觉，你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
你现在过得辛苦吗？我知道你会说‘还好’，你总是说‘还好’。可我想告诉你，允许自己说‘不好’，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就想想那条河吧。想想老赵的烤红薯，想想陈知予的那盒温牛奶，想想那些在你不快乐的时候试图递给你一点温暖的人。然后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意你，也许那些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只出现了一瞬，也许他们不在了，但他们曾经在那里过，那就是理由。
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因为你在承受了那么多之后，还在往前走。没有停下来，没有放弃。这不是什么鸡汤，这是事实。我看着你走过的路，那些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我觉得你不应该对自己那么苛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终于没有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信纸上，把字迹洇成了一片模糊的蓝。我赶紧用手背去擦，结果把墨迹擦得更花了，整页纸像被水泡过一样，皱巴巴的。我放弃了，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可我后来又捡了回来。不是因为我后悔，而是因为我忽然觉得，那些泪痕也是信的一部分，是那个十六岁的我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唯一能拿出来的东西。我把信纸展开，铺平，压在课本下面，过了几天，纸张干了，皱的，泪痕变成了淡黄色的印记，像一个旧时代的地图，上面标记着那些隐秘的、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这封信我也没有寄出去。因为收信人是我自己，而我自己就在这封信里，在那些皱巴巴的、带着泪痕的字迹之间，在那些犹豫的笔划和停顿的空格之间。我就是那封信，那封信就是我。我没有办法把它塞进信封贴上邮票扔进邮筒，然后期待它在某个时刻抵达某个人手中，因为那个某个人就是此刻正在写信的我，而我还没有准备好读完它。
也许永远也不会准备好。
## 六、破碎的方式
我们家有一个习惯，不管吵得多厉害，第二天早上，我妈都会照常做早饭。有时候她在厨房里煎鸡蛋，油烟机嗡嗡响，和前一天晚上的尖叫声来自同一个人，可你完全无法把这两个声音联系在一起。人怎么能同时是这样的，又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
早饭通常是小米粥，鸡蛋饼，一碟咸菜。她端上桌的时候表情平静，平静得像一碗没有风的湖水。我爸坐在餐桌前，喝粥，吃饼，夹咸菜，咀嚼的声音在寂静的早晨里显得格外响亮。我坐在他们中间，低着头，把粥喝出声音来，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低着头，嘴唇贴着碗沿，自然就发出了吸溜吸溜的声响。那声音在寂静中像一个小小的救生圈，我说不清为什么，但它让我觉得安全，好像只要我还发出声音，这个家就没有彻底死掉。
有一天早上的早饭，比平时更安静。安静到我能听见窗外的鸟叫——隔壁楼有人养了一只画眉，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叫，声音清亮得像一根银针掉在瓷盘上。我能听见楼上那家人起床走动的声音，脚步声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拖鞋在地板上拖沓着，一下一下的。我能听见对面楼道里有人下楼，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一声关门声，把所有声音都关在了外面。
我妈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因为没有铺垫，显得格外突然：“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家长会？”
我愣了一下，说：“下周五。”
她嗯了一声，没有说去还是不去。我爸喝粥的动作停了半秒，然后又继续了。我妈没有看他，他也没有看她。但我知道他们在想同一件事——上次的家长会是我爸去的，上上次是我妈去的，这一次该谁去，这是一个需要在不说话的情况下通过某种我不理解的密码来协商的事。这种协商通常持续几天，期间各种微妙的信号在空气中传递——谁多做了哪顿饭，谁少说了一句话，谁在走廊里跟谁擦肩而过的时候目光偏移了多少度。最后，在家长会的前一天晚上，会有一个结果以某种近乎神谕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我妈忽然说“明天我请了半天假”，或者我爸忽然在出门的时候问了句“你们班在几楼”。
那次的家长会最终是我妈去的。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扎了起来，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一些。在校门口签到的时候，她写了自己的名字，笔画很用力，力透纸背，好像要把这个名字刻进木头里去。我站在旁边等她，看着她的侧脸，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我忽然发现她的眉骨很高，眼窝有些深，年轻的时候应该很好看。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她的脸，或者说，我一直在回避看她，因为她脸上有太多我不想知道的东西——疲惫，隐忍，被生活磨平的棱角，还有一个女儿看不懂也不想看懂的悲伤。
家长会结束之后，她和我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老街的梧桐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嫩绿色的，在阳光下几乎透明，像一些薄薄的玉片。她走得很快，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我注意到她的眼眶有点红，但她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走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忽然问了一句：“你班主任说你语文成绩很好，但不太爱说话。”
我说：“嗯。”
她说：“为什么不爱说话？”
我想了很久，看着红灯的数字从三十跳到二十，从二十跳到十。我说：“不知道。”
绿灯亮了，她迈步往前走，我跟着。过完马路，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像有一条鱼在她喉咙里游，就是游不出来。最后她伸出手，碰了碰我的头发，只碰了一下，就收回去了，转身继续走。
那个碰触很轻，轻得几乎不存在。但我记住了，记了很多年。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太少了，少到每一次都像一个罕见的标本，被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放在记忆最深处的抽屉里，锁起来，怕丢了。
我爸和我之间更是隔着什么东西。不是隔阂，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我们像两个在同一个空间里生活的陌生人，知道彼此的身份，但没有找到属于这个身份的语言。很多个傍晚，他下班回来，我在客厅写作业，他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开着，声音不大，新闻联播或者天气预报，那些标准的声音填充着屋子里的空白。我们之间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茶几上放着水杯和遥控器，还有我妈织了一半的毛衣。我们各自占据着自己的位置，像两个星球，有自己的轨道，从不偏离，也从不交汇。
有一次他忽然问我：“学习忙不忙？”
我说：“还行。”
他点了点头，又说：“别太累了。”
我说：“嗯。”
然后对话就结束了。我们继续各干各的，电视里的主持人继续播报着某地的降雨和升温，我继续写我的英语作业，笔尖在纸面上滑行，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和电视的声音叠在一起，竟然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和谐，像两把不同的乐器在演奏同一首曲子，虽然它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后来上了大学，有一次室友们在宿舍里聊自己和父亲的相处方式，有人说她爸每天给她打电话，有人说她和她爸能聊一个多小时，有人说她和她爸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说。她们问我呢，我说：“还行吧。”她们笑了，说你这算什么回答。我也想笑，但没有笑出来。我没办法跟她们解释，有些父女之间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多到像一座山，你不知道该从哪一块石头搬起，就索性不搬了。
我见过他脆弱的样子。唯一的一次。
那年我大概十五岁，某个冬天的夜里，我听见客厅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开门出去看。客厅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在亮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调成了静音，画面一闪一闪的，像一扇不断开合的窗户。他坐在沙发上，腿上是摊开的相册，就是那种老式相册，塑料膜已经发黄发脆了。他低着头，肩膀在微微发抖，没有声音，但我知道他在哭。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隔得远，我看不清。但我知道那张照片是谁——他的母亲，我从未见过面的奶奶。她在我出生前两年就去世了，大概四五十岁，留下的照片很少，每一张都被磨损得厉害，边角都泛白了。
我在门后站了很久，他没有发现我。我不知道该不该走过去，我甚至不知道该不该让他知道我在。我站在那里，就像那天在河堤上，看着一个熟悉的人在做一件我从未见过他们做的事情，像一个陌生人，一个我从未认识过的人。他那个样子太脆弱了，脆弱到我觉得我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最终我轻轻地关上了门，回到自己的床上。那天晚上我很久没有睡着，脑子里反复出现他低着头的背影，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声音。原来他也会哭。原来他也有说不出的话。原来他也是一个人，不是一堵墙。
后来有一天，我在他的床头柜里翻到了一张照片——当然，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年代久远，泛黄发脆，边角已经缺损了。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他，大概二十出头，穿着那时候流行的大衣，头发很黑很密，笑得像个真正的年轻人。另一个是一个女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瘦瘦的，眼神温和但又有些忧愁，像在看着很远的地方。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袄，双手交握在身前，手指细长。那就是我的奶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但她在照片上看着我，用那种温和又忧愁的目光，好像在问：你是不是也过得不太好？
我把照片放回原处，假装没有翻过那个抽屉。但我从此知道了，我爸身上有一部分是属于过去的，属于那个比我更早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他没有说出口的悲伤，有他无法与人分享的记忆，有他只能一个人坐在深夜的客厅里对着照片流泪的夜晚。那些东西像石头一样压在他身上，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人——不说话，不表达，不会拥抱，不会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没有那么恨他了。不是原谅，是理解，而理解是一种比原谅更沉重的东西。原谅是你举起一把刀，然后放下了。理解是你发现那把刀从来就不在你手里，它一直在别人手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在了，传了一代又一代，传到你手上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把刀了，而是一道疤，没有疼痛感，但你知道它在那里，永远在那里。
我们家的人似乎都不是为了幸福而生的，我们是为了承受而生的。这话听起来很丧，但我不是在抱怨，我只是在陈述。有些树长在悬崖上，风大的地方，土薄的地方，它们活下来了，不是因为它们多么茁壮，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家的人也是，在彼此的缝隙里活着，在说不出口的爱和说不出口的恨之间摇摆，像那些悬崖上的树，根系抓得很紧，但你知道它们很累。
## 七、在暮色里写信
高三那年的秋天，我和陈知予坐在学校对面那家奶茶店里，一人一杯最便宜的珍珠奶茶。奶茶店的灯光是暖黄色的，墙上贴着便利贴，写满了各种留言，有表白的，有许愿的，有抱怨数学太难的，有不知道写给谁看的。我们的桌子上有一张便利贴，不知道哪个学姐留下的，写着：“愿我们都能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陈知予把那行字指给我看，说：“你想去哪？”
我说：“不知道。越远越好吧。”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一个冬天的太阳，挂着，但不暖和。她喝了一口奶茶，用吸管搅动着杯底的珍珠，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说：“我想去南方，有海的地方。我还没见过海呢。”
我说：“我也是。”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安静地喝奶茶，看着窗外的街道。黄昏的光线从西边的天空斜射进来，把奶茶店的玻璃门染上了一层琥珀色。街上的人行色匆匆，学生背着书包往家赶，上班族提着公文包低头走路，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自行车经过，车后座上插着一圈亮晶晶的糖葫芦，在暮色中像一串串红色的灯笼。
过了不知道多久，她说：“你之前写的那个随笔，就是语文老师念的那篇，我特别喜欢。你能不能也帮我写一个？”
我说：“写什么？”
她说：“什么都行。就是……你把你想对我说的写下来。”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提这个，也许是因为快毕业了，也许是因为她感觉到了什么，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一时兴起。但我记住这个请求了，从那天起，我一直在想该写什么。在数学课上，在我拿着圆规画图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那些字句。在回家的路上，在梧桐树下走的时候，在心里默念着一些不成形的句子。在夜里，在台灯下面，在草稿纸上反复写下一些词语又划掉。
我想告诉她很多事。我想告诉她，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时候，不是在语文课的那篇随笔，而是更早的时候，高一下学期，某个课间，她和同桌在走廊上说笑，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形，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个画面，觉得好看，不是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好看，而是那种让人心里忽然安静下来的好看，像在一座很多年的老房子里，忽然推开了一扇你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窗户，窗外是一片你从未见过的风景。
我想告诉她，我最怕失去的不是那些我拥有的东西，而是那些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但知道它存在的东西。比如说她给我的那种感觉——被看见，被接纳，被允许做自己。那种感觉像呼吸，没有它你不会立刻死，但你会慢慢萎靡，像一株没有阳光的植物。
我想告诉她，她的那句话“习惯了就好”在我心里放了很久，像一个没有拆开的谜语。习惯到底是不是好的？习惯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认输？是不是我们在不能改变的事情面前唯一能做的事情？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把这个问题写在了给我的那封信里，希望有一天我能自己回答。
我想告诉她，关于那条河，关于老赵的烤红薯，关于我妈在家长会之后碰了碰我的头发，关于我爸深夜对着照片的哭声，关于那些我从来没有说给别人听的事情。我想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她，像卸下一块一块的石头，把这个年纪不该背负的重量分一些给她，让她帮我分担，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可是，我把这些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一次又一次地组织语言，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重来。我把那些句子写了又划掉，划掉又重写，像在修补一件永远补不好的衣服。最后，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不是因为我不能写，而是因为我太想写好了，太想把所有的感受都装进去，结果发现那个容器太小了，塞不进我所有的情绪，就像一个小小的信封，装不下一整个的天空。
那封信，到现在也没有寄出去。它以一种草稿的形式，躺在我的日记本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作业记录和考试安排之间，像一块小小的空地，上面种着我十六岁的全部真诚和笨拙，开出的花朵很小，颜色不鲜艳，甚至有些枯萎，但它们是真的，每一朵都是真的。
高三的日子过得很快，快得像电影里那种快放的镜头，黑板上倒计时的数字一天天变小，试卷摞起来比课桌还高，每个人都埋头在自己的世界里，像一群潜水的人，在自己的氧气耗尽之前拼命地往前游。我和陈知予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偶尔在走廊上碰到，点点头，说一句“加油”，然后就各自被不同的方向拉走了。我们还是会一起去奶茶店，但频率从一周两次变成了两周一次，后来变成了一个月一次。不是不想见，是时间被撕成了碎片，每一片都有它的去处，留给彼此的，只剩下一些零星的边角料。
最后一次去那家奶茶店，是高考前的六月，天已经热了。奶茶店的空调不太够，呼呼地吹着，但风是温的，像人的叹息。我们都点了冰奶茶，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手指按上去会留下清晰的指纹。她比之前瘦了一些，下巴更尖了，黑眼圈很重，但眼睛还是亮的，像两颗被擦过的星星。
我们聊了志愿，她说她想报厦门的大学，我说我想去北京。她说：“那么远啊。”我说：“嗯。”然后沉默又降临了，像一条毯子盖在我们之间，不太重，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走的时候，她站在奶茶店门口，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冲我笑了笑，说：“以后写信呀。”
我说：“好。”
然后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我停下来想回头，但最终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怕看到她的背影，也许是怕她看到我在看她的背影，也许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告别——不是没有准备好和她告别，而是没有准备好和这个时代告别，和那个会在奶茶店里坐一下午什么也不干也不会觉得浪费的年纪告别，和那个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可以在黄昏里发呆、可以在河边坐上整个下午的自己告别。
我后来真的去了北京，而她去了厦门。我们确实写过几次信，用那种很薄的信纸，蓝色的航空信封，贴上八毛钱的邮票，塞进校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那些信在绿皮火车上颠簸几天，跨越两千公里，抵达另一个人手里。我写得很慢，一个月一封的样子，说的都是些琐碎的事——北京的秋天很短，银杏叶黄了之后就落了；宿舍楼下的猫生了小猫，灰白色的，很瘦；食堂的菜太咸了，怀念老街那家馄饨店的清汤。她也回信，用那种带香水的信纸，画着向日葵的那种，字迹圆圆的，像个小孩写的。
大二之后，信渐渐少了。不是感情变了，是距离和时间把两个人推向了不同的轨道。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那些生活的细节太多了，多到没有办法用信纸承载，而打电话又太直接了，直接到我们不知道从哪说起。于是我们就像两条河，在某个地方分岔，各自流向不同的方向，不再交汇。这不是遗憾，这就是河流本来的样子。
那年的槐花还是开了，开得满城都是那个清甜的味道。我在北京的某个春天，路过一棵槐树，忽然闻到了那个味道，站住了，愣了很久。同行的朋友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没办法跟他解释，那个味道里藏着一个人，一个家属院的楼梯口，一盒温牛奶，一个黄昏奶茶店里的便利贴，一个没有寄出的信封。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以为你放下了，但它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乘着一阵风，或者一缕气息，忽然出现在你面前，让你想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 八、旧物的温度
搬家的时候，我收拾出一个纸箱，里面全是一些我以为丢了的东西。小学时期的成绩单，上面贴着已经褪色的照片，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表情严肃得像要去奔赴刑场。初中的学生证，塑料封套已经发黄发硬，照片上的我已经学会了微笑，嘴唇弯成应该有的弧度，但眼睛没有。高中的准考证，皱巴巴的，上面有被水泡过的痕迹——那个夏天下了很大的雨，我骑着自行车去考场，准考证湿了，被我妈用电吹风吹干，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纸箱的最底下，是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是那种月饼盒，红色底，金色花纹，盖子已经有些生锈了，打开的时候发出吱呀的声音，像一个老人终于开口说话。盒子里装着我所有的信——那些没有寄出的信，还有别人写给我的信，还有一些连信都算不上的纸条，折叠的，卷曲的，有的已经碎成了几片，用透明胶粘过。
最上面的，是陈知予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邮戳日期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大三上学期。信纸不是之前那种带香水的了，是最普通的那种横线信纸，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她的字迹没有以前那么圆了，变得瘦长，有些字写得很用力，有些又很轻，像她的心情在纸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痕迹。
信是这样写的：
“见字如面。
很久没有写信了，拿起笔的时候，觉得笔都陌生了。写了几行就划掉，为了显得不那么生疏，我先在草稿纸上练习了一遍‘陈知予’三个字，发现和以前写得不太一样了。人变了，字也会变。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这样。
最近常常想起高中的事情，想起那家奶茶店，想起你说要写给我的那封信。你写了吗？我不催你，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你还没写，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等。如果写了但没寄，那也没有关系，它在你那里就是在我那里。有时候我想，信只是一种形式，你写下的那些字，不管有没有寄出，它们都存在过，就像你说的那些黄昏，它们在时间里存在过，这就够了。
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在医院陪了几天。医院的走廊很长很长，灯是惨白的，半夜的时候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忽然想起你跟我说过的那条河，说老赵的烤红薯，说你在河堤上坐着看水可以看一下午。那时候我不太理解，现在我好像有点理解了。人有时候就是需要那样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坐很久很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的地方，或者在想了但想了什么也不重要。医院的长椅当然不是那样的地方，但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全是那条河的画面，我觉得我也在那里，就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看水。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在北京那种大城市，人多，车多，应该不容易安静吧。但你应该能找到让你安静的地方的，你一直都可以。你是我见过的最会和自己相处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不会。
这封信写得乱七八糟的，将就看吧。下次我写得认真一点。
保重身体，别总熬夜。
知予。”
这封信我带走了。放在随身背的书包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租的房子到另一个租的房子。信纸被翻了很多遍，折痕处已经快要断了，我用透明胶从背面粘了一下，让它可以再撑一些年。
那封信里提到的我写给她一直没有寄出的信，我后来写了。不是回信，不是回复她的那个问题，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早就该写的那封信。是在大学毕业那年写的，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夜，在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桌上摊着打包好的行李，我在行李箱的盖子上垫了本书，就那样写了一整个晚上。写到天亮的时候，窗外的天光从深蓝变成灰白又变成浅金，我捏着笔的手指已经麻木了，纸上全是字，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迁徙中的蚂蚁。
那封信很长，长到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又从哪里结束。我在信里跟她说了很多事——老赵去世之后我的愧疚，那个冬天河堤上的红薯的味道，我妈碰我头发时的那个瞬间，我爸深夜独自看照片的背影，那个我怕了十六年的家，那个我用了很多年才学会待着不疼的家。我说了好多好多，好像在往一个巨大的信封里塞进整个十六岁，整个十七岁，整个十八岁，塞进所有舍不得扔掉又不敢回头看的东西。
最后我在信的末尾写了一段话：
“知予，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来你是我见过的最像光的人。不是那种刺眼的、让你不得不眯起眼睛的光，而是那种清晨的、透过窗帘的、温柔的、你可以选择睁开眼或者继续睡的光。你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跌宕起伏，你只是在那里，安静地，温和地，像一颗树长在路边，我路过你的时候可以靠一下，歇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那封信你不要等了，因为我写好了，但它太长了，长到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它装进信封。也许有一天我会当面读给你听，也许不会。也许我们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也许见了但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没关系，这些字在这里，它们替我记住了你说过的那句话——被看见，就已经是最好的事了。
谢谢你看见了我。
谢谢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谢谢你让我觉得，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也可以不是秘密。”
这封信也躺在那个铁盒子里。我没有寄出，不是不敢，是觉得它太沉了，沉到邮差扛不动，沉到信封会破，沉到这个薄薄的信封承担不了一整个时代的分量。有些东西注定是不能被寄出的，不是因为不想抵达，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抵达了。在写下的那一刻，在每一笔每一划落在纸面上的那一刻，那些话就已经到了它该到的地方。收信人不一定需要打开信封才能读到它，也许她早就读到了，在很多年前那个奶茶店的黄昏里，在很多年后某个闻到槐花香的春天里，在无数个她想起我而我恰好在想她的瞬间里。
## 九、夜航船
我最后一次回那个小城，是大学毕业两年后。不是专门回去的，是出差路过，临时起意，在火车站下了车。车站还是那个车站，灰扑扑的，出站口的小广场上还是那些拉客的司机，举着写有地名的纸牌，声音穿透了灰尘和暮色。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来，被一个司机拦住，他说：“小姑娘去哪？”我说了那条老街的名字，他说：“那条街都拆了，你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我知道要拆，但不知道已经拆了。在我的想象里，那条街还在，梧桐树还在，那家奶茶店还在，家属楼的院子还在，那两棵槐树还在。它们应该等我回去，在我准备好之前，它们应该一直在那里。可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是它们不会等任何人，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
我还是打车过去了。出租车在老城区外围就停了，因为前面的路被施工围挡封住了。我下车，绕过一个缺口，走进了那片废墟。是的，废墟。一整片街区被夷为平地，只有几栋楼还立着，窗户黑洞洞的，像一些没有眼珠的眼眶。推土机停在空地上，锈迹斑斑，已经被弃用了很久。建筑材料散落一地，碎砖头，旧钢筋，半截水泥管，还有一只被人遗弃的拖鞋，粉色的，上面画着兔子，被灰尘盖了大半。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条河的痕迹。河还在，但河堤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混凝土护岸，笔直的，灰白色的，光滑得像一道伤口缝合后的疤痕。河水还是老样子，灰蒙蒙的，慢悠悠的，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我知道它变了，不是因为河变了，而是因为看河的人变了。十三岁的我坐在这里，觉得河水在跟我说话，用那种我听不懂但觉得温柔的语言。二十三岁的我坐在这里，听见的只有风声和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的，诚实得不讲道理。
我坐在护岸的边缘，把行李箱放在脚边，看着河水发呆。天快黑了，西边的云烧成了一片暗红，像一场大火之后的余烬。对岸的废墟里有几盏灯亮了，大概是留守的工人，橘黄色的光从残破的窗户里漏出来，在黑暗里显得格外孤独。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黄昏，老赵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个烤红薯，我们谁都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等天黑。那种安静我现在找不到了，不是因为没有人和我一起，而是因为我自己不再是那个可以用一下午的时间去浪费、去等待、去什么都不做的自己了。
这些年我总是在赶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我走得很快，快到没有时间回头看，快到那些伤口还没有愈合就被新的伤口覆盖，快到我以为只要跑得足够远，那些过去就追不上我。可现在我坐在这里，才发现那些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一直在我口袋里，像这块被我从废墟里捡起来的碎瓦片，硌手，但你舍不得扔。
我在废墟里走了一圈，试图辨认出一些熟悉的痕迹。这堆碎砖应该是那家奶茶店的位置，我蹲下来翻了翻，从土里扒拉出一块地砖的碎片，白色的，上面有一块蓝色的污渍，大概是当年的奶茶渍。我把它装进口袋，和那块碎瓦片放在一起。往前走几步，这里应该是家属楼的院子，我看到了那两棵槐树的残骸——不，不是残骸，是树桩，粗壮的树干被锯断了，只剩下离地面半米高的树桩，年轮清晰可见，一圈一圈的，像一些加密的日记，记录着每一个春天和冬天。我把手放在树桩上，手掌下粗糙的木质触感让我想起那些年落在头发上的槐花瓣，想起站在楼梯口的那个逆光的身影，想起那些我从未说出口但一直记得的话。
我蹲下来，数了数年轮，大概有三十多圈。也就是说，这棵树在我出生之前就站在这里了，它见过我十二岁第一次经过这里，见过我每天上学放学的背影，见过我和陈知予在树下说话的样子，见过那个黄昏我回头看楼梯口时脸上的表情。它什么都记得，但它不会说话，现在它连树都不是了，只是一个树桩，一个被遗忘的坐标。
我在废墟里站了很久，久到天完全黑了，久到手机的电快耗尽了，久到我听见远处有狗在叫，那种空旷的、拖长的叫声，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着什么。风大了，吹得沙砾打在脸上，生生的疼。我把外套裹紧，拉起行李箱的拉杆，转身往外走。
走了几步，我停下来了。不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在这个没有路灯的废墟里，我忽然看见了头顶的星星。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这里的星星格外亮，密密麻麻的，像一把碎钻撒在黑丝绒上。我仰头看着那些星星，想起小时候在河堤上数星星的夜晚，想起那些夜晚我问过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那样笑得不费力？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被爱，而有些人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怎么被爱？
那些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但我不再问了，不是因为放弃了，而是因为我开始明白，有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它们只是问题，是用来问的，不是用来回答的。你问出来，把自己交付出去，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就够了，这就是全部的答案。
## 十、无岸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这是一种渐变的过程，像一个人在慢慢地合上眼睛，不是一下子，而是一点一点的，先是最远的天边失去颜色，然后是近处的树梢，然后是屋顶的轮廓，最后连窗户上的反光也消失了，只剩下深蓝色的、越来越深的、像墨水一样蔓延开来的夜。
我坐在书桌前，台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圈把桌面照亮，光圈之外是暗的，暗得像一片平静的深水。电脑屏幕上光标一闪一闪的，像一个心跳，提醒我这些字句正在被一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会感到痛也会感到温暖的人敲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也许是有些东西在身体里存放太久，像一些没有被消化的食物，在胃里发酸发胀，让你不舒服，让你在很多个深夜辗转难眠。也许是有些话不说出来就会变成石头，越来越重，重到有一天你再也站不起来。也许是有些记忆你挥之不去，它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你以为它们消失了，但其实只是躲进了你视觉的盲区，你一转身，它们就在那里。
我的父母至今还在一起，没有离婚，没有分居，甚至偶尔还会一起看电视。他们的关系比从前好了很多，不再吵架了，或者说吵得少了，或者说吵的方式变了——变成了一种更温和的、更隐忍的、更像叹息而不像尖叫的东西。我妈有时候会主动跟我爸说话，我爸也会回应，虽然回应很短，但至少是回应了。这算不算进步？算的。但这些进步来得太晚了，晚到我早已经搬出了那个家，晚到那些创伤已经长成了骨头的一部分，你想把它们拿出来，就得先把骨头打断。
我和他们现在的关系，怎么说呢，客气。是的，客气。我客客气气地跟他们打电话，客客气气地问他们身体好不好、吃没吃饭、天冷了多穿衣服。他们也客客气气地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饭、别太累了。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可能引发疼痛的话题，像在雷区里走路，每一步都很小心，每一步都怕踩到什么不该踩的东西。这不是疏远，也不是亲近，而是一种中间状态，像一个既不冷也不热的房间，你可以待着，但你不会觉得特别舒服。
我曾经恨过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恨得在深夜痛哭，恨得想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现在不恨了，不是因为原谅了，而是因为恨也是一种很累的事情，它需要太多力气，而这些力气我已经没有多余的了。我能做的，只是理解，只是看见，只是承认——承认他们是普通人，有他们的局限和无奈；承认他们的爱藏在那些我读不懂的方式里，也许很薄，但它是存在的；承认我身上有很多他们的影子，好的坏的，我都带着，像一条河流带着上游的泥沙，泥沙让河水浑浊，但也让河床变厚。
关于陈知予，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上一次联系是两年前的春节，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在厦门的海边，背后是灰蓝色的天空和灰蓝色的海，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头发被风吹得很乱，笑容像十六岁那年一样干净。我看了很久，想点赞，最终没有，想评论，也不知道写什么。最后我只是截了个图，保存在手机里，和那些旧照片放在一起。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时候我寄出了那封信，我们会不会不一样？可我也知道，这种“如果”是最没有意义的东西，它像一条永远走不到头的路，你以为再往前一点点就到了，可那个“一点点”是无限的，你永远走在上面，永远到不了终点。与其那样，不如承认没有寄出的信也是一种信，没有说出的话也是一种话，它们以缺失的形式存在，像月亮背后的阴影，你永远看不见它，但你知道它的存在让月亮变得完整。
我现在住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个不大不小的出租屋，窗户外面的树很多，春天的时候满眼都是绿色。我养了一只猫，灰色的，很胖，喜欢睡在我腿上，呼噜声很大，像一台老旧的风扇。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偶尔和朋友小聚，偶尔一个人去看场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平静得几乎可以称之为幸福。
但这个“几乎”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我还不够确定这种平静是不是真的，还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不相信自己可以幸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时候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时刻，我会忽然觉得有一个很小的东西在心里裂开，像一小块冰在春天里裂开的声音，很轻很轻，但你听得见，然后一种说不清的、又酸又涩的感觉从裂缝里涌出来，涌到喉咙里，让你说不出话，让你想哭，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哭。
也许是为了那些再也没有见过的槐花，也许是为了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黄昏，也许是为了那个站在楼梯口逆光的身影，也许是为了那个在河堤上吃着烤红薯的十三岁的自己，也许是为了那封永远没有寄出的、写给自己的信。也许什么都不为，只是身体记得，只是心里有个地方，虽然已经不怎么疼了，但它还在那里，是一个疤，不疼了，但摸上去的时候，手感是不一样的。
我还在写。写这些我不知道谁会看的字，写这些最终会淹没在无数文字中的文字，写这些关于一个普通女孩的、一点也不戏剧化的、几乎没有情节的故事。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只有一个又一个黄昏，一条又一条老街，一杯又一杯温牛奶，一封又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这些琐碎的、日常的、像尘埃一样轻的东西，构成了一个人的半生，构成了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喜悦和疼痛，构成了那些你以为只有自己才有的、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在经历的秘密。
夜已经深了。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透过窗帘，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柔和的影子。猫蜷在我腿上，睡得很沉，尾巴偶尔抽动一下，大概在做梦。我关了台灯，把自己浸入黑暗中，听远处隐隐约约的车辆声，听近处空调外机嗡嗡的声响，听自己的呼吸声，平稳的，均匀的，像一个终于学会的乐器，虽然偶尔还会跑调，但大部分时候，它能奏出一些可以听的旋律。
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老街的废墟上会长出野草，河水还会继续流，那些没有寄出的信还会在铁盒子里继续变黄变脆。而我还会继续往前走，带着这些旧物、这些旧事、这些旧日的自己，带着对槐花香的记忆、对暮色的眷恋、对远方的想象，带着那些说不出口的和已经说出口的、记得的和遗忘的、释怀的和没有释怀的一切，往前走，走到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走到一个也许永远不会抵达但一直在路上的目的地。
就像一条河，没有彼岸，只有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