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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外婆左眼失明,右眼越来越模糊。如果右眼不做手术,也许很快就会成为瞎子。可是做手术,身边两儿一女没有一个人能照顾她。明知来千里之外投奔大女儿,要受亲家公和大女婿的气,但她还是来了。
母亲抱着出生两个月大的小弟,陪外婆到医院做了仅余一点微光的右眼手术,术后外婆要马上回家,说医院花费大,开些药带回家吃,过一星期到医院拆线就行。
那次外婆在我们家仅住了十天。此后三十年里,外婆再也没有来过。不是外婆的眼手术不成功、看不见了,也不是外婆走不动了,而是父亲彻底寒了她的心。
01
外婆是江苏高邮人,生于1919年,名叫杨芬瑛。她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她的眼晴是被泪水泡瞎的。
杨芬瑛姊妹八个,她排行老二,有个弟弟排行老九。她从小善良温顺,勤劳质朴,在如花的十七岁嫁给了我外公卢万伦。
结婚前,杨芬瑛只知道卢万伦是个独生子,有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母亲,却不知那女人是全村公认的强势蛮横的母老虎。
那女人名叫齐花莺,她不仅把儿媳杨芬瑛当长工使唤,还对儿媳各种挑剔、辱骂,而卢万伦面对齐花莺欺负杨芬瑛的种种,保持缄默。
杨芬瑛意识到自己在婆家无依无靠,但骨子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婚姻观,让她选择了忍辱负重。
村里女人们心疼小媳妇杨芬瑛,趁齐花莺、卢万伦不在场的时候,就关心安慰她几句。杨芬瑛闪着她那双宛如清澈的湖水中嵌着两颗黑宝石似的明亮的大眼睛对好心人真诚道谢,但就是缄口不提自己的委屈。
有人还告诉杨芬瑛,齐花莺的男人就是受不了齐花莺整天挑三拣四、骂骂咧咧,在36岁那年的一天深夜和齐花莺大吵了一架,冲出家门跳河自杀了的。
这样的消息听得杨芬瑛不寒而栗,她感受到了未曾谋面的公公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听到了公公临死前对婆婆的歇斯底里的悲切控诉,顿时,晶莹的泪珠滚下她光洁圆润的脸颊。
也许是卢万伦对妻子的不维护,更助长了齐花莺对杨芬瑛的欺凌。杨芬瑛怀上第一个孩子吃不下东西,就抓一把米熬粥吃,齐花莺看见了,一边大骂杨芬瑛是“好吃的小B,败家的娘们”,一边将煮的粥连锅扔到门外,还继续叫骂着。瞬间,杨芬瑛惊恐的大眼睛里泪花闪闪。
杨芬瑛十八岁时生下第一个儿子,孩子出生的第二天,齐花莺就要求她下田下地干活,凡是田地里的重活、累活,齐花莺从来就舍不得让她的宝贝儿子卢万伦去干的,在杨芬瑛没有嫁入他们家之前,都是她自己干。
杨芬瑛看着襁褓中的婴儿,泪水涌进眼眶,忽地想起娘家妈和邻居们叮嘱的,说女人月子里千万不能掉眼泪,否则会落下一辈子眼睛痛的毛病,她硬是睁大眼晴把要掉下来的眼泪给憋了回去。
杨芬瑛四年一连生了四个儿子,老四出生20天时,有人找到齐花莺,说上海有一户人家要给孩子找个奶妈,说包吃包住还一个月给十元工钱。
齐花莺想到一家七口,靠田地里收的那点粮食、杂粮,年景好的时候还能糊个嘴,年景不好的时候就饥一顿饱一顿的,她要杨芬瑛去上海给人做奶妈挣钱养家。
杨芬瑛实在放心不下她的四个年幼的儿子,尤其放心不下她正在吃奶的“小四子”,不愿去上海给人做奶妈。为此,齐花莺大骂杨芬瑛三天三夜。最后,齐花莺扬言再不出门,就要打断杨芬瑛的腿,让她寸步难行,让她活活痛死饿死。
时年21岁的杨芬瑛看着婆婆咬牙切齿、凶神恶煞的模样,她相信婆婆说到就会做到,她不想自己年纪轻轻死于非命,她不想年幼的儿子们过早地没有了妈;眼下她能做的,就是恳求齐花莺,等她满月了再去上海,因为她太想多陪几天孩子们,太想多喂几天小四子母乳。
要去上海的前一天,杨芬瑛将她的三个儿子——三岁的大小子、两岁的小二子、一岁的小三子搂进怀里失声痛哭,年幼的儿子们不知所以伸出小手为她擦眼泪,她更是哭得肝肠寸断。最后,她将刚满月的“小四子”紧紧抱在怀里,泣不成声,几欲昏厥。
杨芬瑛来到上海雇主家,看着怀里的婴儿大囗大口吮吸她的奶汁,她想到自己的“小四子”没奶喝,正饿得哇哇大哭,眼泪就就像决堤的河水流个不停。
家中,齐花莺在杨芬瑛走了之后买了一艘小渔船,让卢万伦到大运河和高邮湖捕鱼来维持生计,说这样比做农活轻松点。
齐花莺自己则负责照顾四个年幼的孙子吃喝拉撒。一开始她还有点耐心,后来,她受不了孩子们的哭哭闹闹,就整天在村子里东家长西家短的到处八卦。经常是三个大一点的孩子饿得寻她,向她讨要吃的,她才想起该回家做饭吃了。
吃饭的时候,只要小四子没有哭,齐花莺就忘记小四子的存在了;如果那时正好小四子发出哭声,而齐花莺做的又是干饭,她就用开水泡饭喂给小四子吃,可怜的小四子常常被噎到而憋得满脸通红,待齐花莺拍很久的背才能顺过气来。
杨芬瑛到上海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梦见她“小四子”在家饿死了,她哭得撕心裂肺哭醒了自己。明知是个梦,但她预感她的“小四子”真的死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熬到雇主夫妇起床,她哭着向雇主说了自己的梦境,说自己必须回家。男主人舍不得她走,就安慰她:“只是一个梦,你就别当真了。”女雇主却抹起了眼泪说:“老公,我也是当妈的,你就让她回家吧。”男雇主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瑛姐,”女雇主将10元钱交给杨芬瑛,“这是你的工钱。”
“没有这么多的。”杨芬瑛连连摆手,“我才做了17天,远没有一个月呀。你们最多给我6块钱就行。”
“拿着,给孩子们买点吃的、穿的。”女雇主又落泪了,“母子连心,孩子们需要你。”
杨芬瑛感激涕零地接过10元钱,对雇主夫妇千恩万谢后,从大上海回到了高邮县武宁乡大卢村。
杨芬瑛一踏进家门,就看到她的“小四子”躺在门板上,她听见小四子饿得哇哇大哭的声音在她头顶上炸开,她听见自己心碎的噼啪声,然后一头栽倒在地。
齐花莺拿冷水浇醒了她,苏醒过来的她,只觉嘴里涌出咸咸的血腥味。她艰难地爬起来,抱起小四子冰冷的、瘦小轻盈的尸身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小四子长成了小三子、小二子、大小子,对她咧着嘴笑。
安葬了小四子,齐花莺又叫苦叫穷,又要求杨芬瑛外出务工,杨芬瑛坚决不顺从。她大声哭诉:“你都害死了我的小四子,还想害死我们娘儿几个吗?”引来邻居围观。
最终,杨芬瑛留在家,一个人种十几亩薄田瘠地,每天累得浑身散架似的,还要被齐花莺莫名辱骂,她时常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但一看见三个儿子的笑脸,就像喝了甘露似的舒畅了。丈夫卢万伦偶尔会从渔船上回家,每次回来都会给些钱给齐花莺。
每年,杨芬瑛种植稻谷、小麦、玉米、油菜、蔬菜、棉花,除了棉花卖钱,其他农作物只管一家人吃粮食吃油吃菜。每次去棉花站卖棉花,齐花莺必定要跟着去,让工作人员把卖棉花的钱都给她,家里的开支必须由她安排。
从大儿子六七岁开始,只要卢万伦回家,杨芬瑛就念叨着要送儿子们进学堂,说孩子们读了书将来有出息了,就不会像他们那样吃苦受累。
卢万伦心动了,开始在齐花莺面前说要供孩子们读书,齐花莺不以为然,说穷家窄路的,读书又有什么用?卢万伦不得不在给母亲钱的时候留点私。
三年后的1947年,大儿子十岁,卢万伦、杨芬瑛总算筹齐送一个儿子去学校读书的费用。他们一致决定供大儿子上学,只要老大有出息了,就会帮衬下面的弟弟们。
他们给大儿子取了个寄托夫妇俩全部希望的学名——卢泰传——国泰民安,一举成名四海传。令他们欣慰的是,泰传读书上进,成绩优异。
三年后的1950年农历四月初十,我母亲出生了。那是杨芬瑛在小四子死后十年才得到这么一个女儿,她抱着刚出生的女婴喜极而泣。那年杨芬瑛31岁,她给小女婴取了个应时节的名儿——小秧子——田里插秧时节生的。
1954年,江淮地区大降暴雨,洪水泛滥成灾,江苏更是重灾区,田地农作物颗粒无收。那年,家家户户还有点余粮,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年,卢万伦不再外出捕鱼。
洪灾中,杨芬瑛生下二女儿,她希望灾年尽快过去,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就给刚出生的二女儿起名叫“安子”。
可是老天并不随人愿,到1955年、1956年雨水仍是不断,虽然降水量比1954年好一点,但田地里的庄稼收成骤减,村民们食不果腹。那时齐花莺死活不肯吃糠咽菜,成了他们家第一个因食而死的人。
那几年,很多孩子感染上“天花”——一种急性传染病,就是全身皮肤出现水疱、脓疱的那种病。
杨芬瑛家的小秧子和安子也未能幸免,她和所有父母一样,心痛不已却只能听天由命。村里很多孩子没有扛过去,死了,邻居家三个男孩也都患上了天花,全没了。整个村庄哀鸿遍野,杨芬瑛心戚戚。所幸最终小秧子和安子闯过了“天花”这道鬼门关。杨芬瑛拜天、拜地、拜祖宗,感恩他们保佑了她的两个女儿。
1957年江苏又遭遇特大水灾,农作物颗粒无收,饿食者无数。江苏省政府组织各乡村实行生产大队管理制,呼吁农民们抱团取暖。
1958年初,杨芬瑛所在的“秦观故里”高邮县武宁乡成立人民公社,田地合并村民们一起劳作;家中能吃的东西也全部集中到公社饭堂,吃食实行统一分配。
那时,杨芬瑛的大儿子卢泰传21岁,在读高三即将参加高考,老师多次家访对卢万伦、杨芬瑛表示,以卢泰传的成绩最有希望考上大学。杨芬瑛开心地想,再过三年家里就有个吃商品粮的人,到时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可是,杨芬瑛的美好愿望,很快破灭了,她的心碎了,碎片纷飞,扎得自己血肉模糊,痛不欲生。
四月的一天,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卢泰传,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见路旁地里有人躬着身子在摘蚕豆。那可是生产队的蚕豆啊!卢泰传夺口而出:“有人偷蚕豆啰,有人偷蚕豆啰……”
卢泰传刚回到家,三个牛高马大的壮汉闯进屋来,对文弱的他就是一顿往死里揍,他们揍累了揍痛快了扬长而去。
残阳如血,八岁的小秧子(我母亲)领着她四岁的妹妹安子从外面玩着回家,见大哥躺在血泊中地嘴里还汩汩冒冒出血泡,身上穿的白衬衫一片血红,俩姐妹吓得哇哇大哭,哭了好一会儿,才抹着眼泪跑到村口,等父母和二哥三哥从队里收工回家。
当小秧子哭着向她爸妈说大哥口吐鲜血躺在家里,杨芬瑛丢了农具发了疯似地往家狂奔。当她见到早上出门还好好的大儿子此时已成血人、气息微弱。
她双脚一软,瘫倒在地,她想站起来可又一次倒下去。她泪流满面爬向儿子,大声悲呼:“儿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呀?”
卢泰传的伤势也把随后赶到的卢万伦和卢泰府卢泰贵两兄弟吓得不轻,他们怔在了原地。数秒后,他们开始合力小心翼翼将卢太传抬到床上,然后搀起泪流满面的杨芬瑛坐到床沿上,卢泰府打来一盆水、拿来毛巾。
杨芬瑛啜泣着轻轻为儿子擦洗嘴上、脸上的血污,又看到胳膊腿上全是淤紫,心如刀绞;当她解开儿子的白衫衣扣子,发现胸口淤青一片,瞬间崩溃,一头栽倒在地。
她在丈夫和孩子们声声惊呼中慢慢睁开眼睛,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跑向门外,紧接着爆发出凄厉的哭诉:“是哪个遭天杀的呀?要这样伤我的儿啊!”没有人寻着杨芬瑛的悲呼来个究竟,那时饥肠辘辘的村民们正扶老携幼到公社饭堂排队等一点吃食:或野菜或糠粑或一碗能照着人影的稀饭,又或者是一小把豆子。
卢万伦将扶墙而立、泪如雨下的杨芬瑛搀进屋来。此时卢泰传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三弟卢泰贵扶起他,卢泰传剧烈咳了二声,突然一口鲜血喷薄而出,面前土砖墙一时爬满了红色的星星。杨芬瑛见状,双腿发软人往地面沉,卢万伦抱住了她。
“是本族的……一家三兄弟。”卢泰传的声音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就是住在……村西头的……卢泰彪三兄弟。”
“哥,他们为什么对你下那么狠的手啊?”二弟卢泰府哭着问。
“我放学……回来,看到……有人……在地里……偷蚕豆,就……喊了……两句,他们就……跑到我家里来……”血水顺着卢太传的嘴角流到下巴。
“一个本家的人,怎能下如此狠的毒手哇!”卢万伦抹了把泪说,“我这就带上老二、老三上他们家讨个说法去!他们偷生产队的蚕豆倒有理了!”
“万万不可莽撞,他们打人下手这么狠,简直就是一群吃人的狼啊!如果你们再受伤,这个家可要怎么活呀?”杨芬瑛打起精神、声泪俱下,“你带着孩子们去找村干部,让他们出面要求卢泰彪他们家承担看病费用。被打成这样,必须找医生治才行啊!”
杨芬瑛再次坐到卢泰传床边。卢万伦交代两个女儿照顾好妈妈和大哥,就带着泰府、泰贵出了门,他们匆匆来到党支部书记家。
书记听说事由后,对卢万伦父子三人说:“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回头就找泰彪三兄弟,你们回家等消息吧。”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党支部书记卢万斌没有上门,这边卢泰传还在咳血,只是那血不再鲜红,而是黑色的,稠稠的,像烈日烈日暴晒下的沥青。这让卢万伦和杨芬瑛心急如焚。
第三天,卢万伦又带着两个儿子去党支部书记家,希望他出面尽快找那三兄弟给些医药费,好送人去医院救治。
这次书记卢万斌说:“我已经找过他们了。你们也知道,近几年闹水灾,能活命就不错了,谁家拿得出钱看病啊?”
穷家窄路、状告无门,杨芬瑛整日以泪洗面,每次看到卢泰传趴在床沿朝脸盆里一口又一口吐出黑色血块,她的心就像被刀子一刀又一刀地剜,令她痛得无法呼吸。
卢泰传这个21岁本来即将高考、未来可期的年轻生命,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等着油尽灯枯,他不甘心、不甘心……他舍不得抛下爹娘和弟弟妹妹们,拖着破碎的内脏苟延残喘地活着。
老天还是持续降雨,生产队田地农作物少收成,每天就熬点稀饭,大家都吃不饱。队长组织去挖野菜,后来野菜吃光了,就去摘能吃的树叶,树叶也吃尽了。最后在饭堂能吃到的就只有一小碗没几粒米的稀饭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饿得发慌,家家户户只有自行想办法找吃的,以求活命。
杨芬瑛把家里能充饥的稻谷皮拿出来,调些水做成一块块的糠粑,上锅里蒸熟,再按孩子大小配给一天的量,大孩子分六块,小孩子分四块,秧子和安子每人每天分得四块糠粑。
1960年阳春三月,杨芬瑛产下三女儿,取名春子。不久后,她发现阴道囗堵了个茄子大的异物,走路都不方便,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杨芬瑛去当地医院想问问病情,医生说应该是生孩子太多,又没有坐月子,造成子宫严重脱垂,医生还告诉她,妇女这种病国家可提供免费治疗。杨芬瑛欣喜万分,带着小小的春子住进了医院。
卢泰府、卢泰贵接替杨芬瑛,照顾时不时吐血的卢泰传,做一家人的吃食。他们依然是每天分给两个妹妹,一人四块糠粑。
一天,秧子吃下一块糠粑,将余下的三块藏在橱柜角落里,被饿极了的安子找到。很快,那三块糠粑都进了安子的肚子。那天,六岁的安子吃了七块糠粑,第二天安子开始肚子胀痛。
家里人不知道安子吃了七块糠粑,只认为安子吃了糠粑不消化才肚子胀,让安子多跑动。安子拼命奔跑,可肚子越来越胀,越来越痛,到后来痛得在床上打滚,痛得大呼大叫。卢万伦没钱送安子去医院救治。到第七天,安子活活痛死,她断气的一刹那,从肛门拉出一大堆糠粑碎来。
当杨芬瑛在医院接到二女儿安子死去的消息,只觉天昏地旋。她抱着春子,匆匆回家。杨芬瑛抱着六岁安子的尸体,哭成了泪人,哭得急火攻心,在医院托上去的子宫又脱垂了。
八个月后,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吹得窗棂嘎嘎着响的深夜,杨芬瑛心乱如麻,怎么都睡不着。她听见泰传的咳嗽声,披衣下床,摸到桌上的火柴,点亮煤油灯。
火光映照下,卢泰传趴在床沿朝脸盆里大口大口地吐着黑色血块,他的侧脸苍白得如一张雪白的纸,一种不祥预感袭上杨芬瑛的心头,她颤抖着手提着煤油灯走近她的大儿子。
杨芬瑛放下煤油灯,准备抱扶儿子时,儿子却咚一声栽下床来。杨芬瑛哭叫着“泰传、泰传……”蹲下身搂起骨瘦如柴的儿子,发现儿子双眼紧闭,遂坐在冰冷的地上让儿子的头紧靠在她的胸囗,她默默地流着泪。 不知何时,一只手伸过来试探着卢太传的鼻吸,杨芬瑛泪眼婆娑地抬起头,看见是卢万伦,她苦笑了一下。
“我们的大儿子已经走了。”
“我知道……”杨芬瑛泣不成声。
“地上很冷,”卢万伦鼻子一酸,泪水涌出眼眶,他伸手去搀杨芬瑛,“你快起来。”
“让我多抱他一会儿。”杨芬瑛神情凄迷,“你不要说话。”她的大儿子被人打得内脏破裂,无钱医治,吐血苦苦撑了三年,享年23岁,让她情何以堪。
杨芬瑛守着卢泰传的尸体,哭晕了一次又一次,整个人像失了魂落了魄一样憔悴不堪。而卢万伦更是精神垮了,他不吃不喝,生产队饭堂里的稀饭他不喝,家里的糠粑也不肯吃,他想饿死自己,就在卢泰传头七那天他如愿了,享年42岁。
杨芬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流着泪又操办起丈夫的丧事,她已没有了哭的力气,她的哭是无声无息的,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她大而失神的眼中无声滑落。
她的眼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模糊的。
一年内送走三位至亲,杨芬瑛万念俱灰,可她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两个二十一二岁的儿子未成家,而且小儿子还得了肝炎,大女儿只有十岁、三女儿才八个月大。若自己不活了,孩子们就更难了。她将悲伤埋在心底,每天尽己所能地为孩子们弄来吃的,她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孩子。
一年后,有个家境同样清贫,长相一般的23岁的女子看上了同样23岁的卢泰府。自己家这么穷,有女人愿意跟自己,卢泰府自是求之不得。两人当年就喜结连理。那是1961年的事。
1962年,杨芬瑛家的土砖茅草房由于多年浸水,墙体轰然倒塌,三间土屋只剩下一间屋了。那一年,杨芬瑛越发觉得老天残酷,她不得不步江苏老乡们的后尘,背井离乡讨生活。
卢泰府由于妻子不愿意外出讨生活,他决定留在老家继续艰难度日。
23岁患有肝炎的三儿子卢泰贵和12岁瘦小的秧子必须带在身边,杨芬瑛想,沿路乞讨只怕照顾不好两岁的春子。她将春子托付给二儿子夫妇照看,自己带着一儿一女风餐露宿,从江苏一路乞讨到安徽,到了安徽望江县时选了一处村祠堂落脚。
在望江,杨芬瑛帮人家推磨,没有工钱,只给饭吃。她将雇主家给的一碗饭带回祠堂用水煮一煮,使份量变得多一点,分给泰贵和秧子吃,自己只吃少许续个命。
经常地,卢泰贵吃着水煮饭,泪水直往碗里掉,他对杨芬瑛说,妈现在养他小,将来他就养妈的老。杨芬瑛每每感动得热泪盈眶。
半年后,卢泰府从江苏驮着春子按母亲写给他的信上的地址找到安徽。
当杨芬瑛看到春子的第一眼,不禁潸然泪下。这哪是快三岁的孩子,个头还不如两岁前大,人瘦成了皮包骨头,头发像枯草一样又黄又干。
卢泰府告诉母亲,自己的老婆不给春子饭吃。他不想妹妹被活活饿死,就带妹妹找妈妈来了。
卢泰府将妹妹春子交给母亲,自己出门找工作,到长岭镇时找到一份帮人家放养生猪的活计,也是仅仅挣一口饭吃。
一个月后,杨芬瑛的下身流血不止,她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就差秧子去八十里外的长岭镇找二儿子回来照顾两个妹妹和患肝炎的弟弟的生活。12岁的秧子从天亮走到天黑,终于找到了哥哥卢泰府。
第二天天一亮,卢泰府就带着妹妹秧子回望江,他把杨芬瑛送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就返回家(他乡村祠堂),接替母亲曾经的长工工作,照顾弟弟妹妹们的饮食。
医院方面,杨芬瑛被诊断得了红淋症。院方问家里还有没有人?杨芬瑛说家里没人了。医院因此全免了她的住院的费用。
杨芬瑛喜极而泣,直夸政府真好,政府真是贫苦老百姓的救星。同病房的家属们听说她的苦难过往,纷纷从家里带来馒头送给她,说给孩子们吃。杨芬瑛感动得直抹泪。
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杨芬瑛治疗肝炎的偏方,她一出院就上山找草药煎给卢泰贵喝。草药喝了一段时间,果然有效,卢泰贵的精气神越来越好。他感觉身体完全没问题了,就做起卖针头线脑、卖珠子头花的货郎(最初,他用两个篮子提货卖,商品都是先赊后还帐)。他每天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挣点小钱,一到饭点还得分吃母亲帮人推磨挣的那一碗饭做的水煮饭。
而卢泰府,在杨芬瑛出院后,又回到长岭镇帮人放猪生猪去了。
一年后,1963年,一个同样从江苏逃荒出来的中年女人对杨芬瑛说,江西彭泽有一户人家要找个人带小孩,说小秧子正好适合,可以自己去挣口饭吃。
杨芬瑛心想,自己帮人推磨每餐一碗饭,拿回祠堂用水煮了四个人分着吃,泰贵和两个女儿长期吃不饱都营养不良,也就含泪答应老乡带走小秧子。
那时,十三岁的秧子为能吃上一碗饱饭,哭别亲人们,独自随老乡来到江西彭泽。雇主家女主人不仅要求秧子带孩子,还要她做饭、洗衣,又嫌弃她做不好,总对她摆脸子,骂她的话尖酸刻薄,比刀子还扎心。秧子强忍泪水,她对自己说,只要有口饭吃,只要不挨饿,就由她骂好了。
杨芬瑛每每想起秧子,就潸然泪下。她想按带走秧子的老乡给的地址江西省彭泽县泉山乡潭桥村去看望秧子,可是身家三个孩子都需要她。当得知娘家堂叔要去江西讨生活,她拜托堂叔帮她找找她的秧子。堂叔带回消息,秧子确实在那里,杨芬瑛这才放下心来。
1966年,杨芬瑛的那位娘家堂叔,为16岁的秧子做媒,男孩是个20岁的“赤脚”老师。
那时秧子已出落着婷婷玉立,有着好看的丹凤眼、瓜子脸,面若桃花,扎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男孩父母和男孩都看中了漂亮可人的秧子,还有他们认为吃过苦的人大多会过日子。
而秧子认为江西彭泽是个好地方,可以旱涝保收,不像记忆中的江苏,只要一下大雨就要被水淹,就要挨饿,也就同意了堂外公的说媒,嫁人留在了江西。杨芬瑛接纳秧子的想法。
1967年,杨芬瑛听说高邮政府对大运河水利进行了大力治理,可以抗洪、抗旱,就想带两个儿子和小女儿回到离别五年的故乡。
杨芬瑛舍不得她的秧子独留江西,但秧子已嫁做人妇……一连数日,杨芬瑛无法割舍秧子,她像掉了魂的,茶不思,饭不香,睡不香。终究,她还是丟下秧子,带着两个儿子和小女儿回了江苏。
一回到家乡,杨芬瑛和两个儿子就投入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劳作中。只要一闲下来,杨芬瑛就思念她的秧子。那年,卢泰贵重建住房,还是土砖茅草屋。
卢泰府的妻子菊花怀疑卢泰贵建的房子,杨芬瑛出了钱,就找杨芬瑛大吵大闹,还让娘家父母过来闹事,他们朝杨芬瑛泼粪,村干部教训菊花的父母:“你女儿好吃懒做,她婆婆有什么过错!要说有错,就是她婆婆太勤劳、太善良了!再闹事,把你们全部抓起来。”菊花的娘家人,这才灰溜溜地走了。
1969年有人为31岁的卢泰贵介绍对象,婚后 卢泰贵才知道其妻子林丽是个离婚且育有一子的女人,知道林丽父母带的男孩不是林丽哥哥的孩子,而是林丽的。
林丽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提着个收音机到处晃悠。有人状告卢泰贵,说他在外面抢劫了才这么有钱。卢泰贵被抓起来挨批斗,杨芬瑛到处哭求那四五年一起在安徽讨生活的乡邻为卢泰贵的清白作证,后来终于有个人站出来说,卢泰贵在外做货郎,做的是正经的小本生意。卢泰贵这才逃脱被继续游街批斗的命运。
此后,林丽依然不劳作,依然要吃好的、穿好的,和才9岁的春子争这争那,稍不如意,就肆意漫骂杨芬瑛。
杨芬瑛有时忍无可忍,让卢泰贵说说自己的老婆。卢泰贵无奈地摇头:“妈,我说过她,她和我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妈——碰到她那样的人,我也是没办法,以后还要跟她过一辈子的。”
杨芬瑛只能把委屈、把苦水往肚里吞。
林丽经常指桑骂槐,杨芬瑛不搭理她,她就更来气。只要卢泰贵不在家,她就会撕打杨芬瑛,很多时候把杨芬瑛顶在墙壁上捶打。春子就从那时怕小嫂子李丽的,到现在老了还怕她。
杨芬瑛挨了林丽的打,从不告诉儿子卢泰贵,她不想让儿子为难。有时卢泰贵看见杨芬瑛身上有伤,杨芬瑛就说是自己不小心碰伤摔伤的。无数个夜深人静,杨芬瑛想起自己坎坷的人生,时常泪湿枕巾。
杨芬瑛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了,而且右眼总是无故流泪。她告诉自己要忍住心中的悲痛,不能再流泪了。
1972年,卢泰贵将土砖茅草房翻修成火砖黑瓦房,林丽只愿给杨芬瑛一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个灶台、一张床的小屋。那时杨芬瑛53岁,开始带着12岁的春子住在那样窄逼的屋子里,却住出了从未有过的舒心舒坦。
02
1975年深秋,杨芬瑛第一次踏进大女儿秧子的家门。那时秧子生下第三个孩子。女婿写信让她来照顾坐月子,因为那时亲家母已不在人世。
头发花白、56岁的杨芬瑛提着一大桶高邮的绿壳双黄鸭蛋,带着15岁的春子坐轮船千里迢迢来到彭泽。从县城到乡下女儿女婿家不到十公里,她们走了两个多小时。
在服侍秧子月子里,杨芬瑛给秧子烧水暖脚,打鸭蛋花当幺餐,亲家公总是黑着脸说,有再多的柴也不够她消耗。杨芬瑛看见亲家公把东西看得重,不在乎她女儿的身体调养,心里很不是滋味……
说是伺候女儿月子,杨芬瑛每天要做十个人的饭菜,要洗十个人的衣服——亲家公、女婿、女婿的两个妹妹、秧子和三个外孙,还有春子和她自己。每天又忙又累,亲家一大家子没有一个人感激她。就因为自己烧点柴照顾了下坐月子的女儿,亲家公就不高兴了。
一满月,杨芬瑛就带着秧子、春子和小外孙女回江苏。秧子回到娘家后,她的族人和亲戚们都劝她不要再回江西了,但秧子舍不下还在江西的一双儿女。一个月后,秧子要回江西,杨芬瑛像个被抛弃的孩子似的,拉着秧子的手哭声呜咽。
两年后的冬天,杨芬瑛接到女婿的来信,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杨芬瑛很不想再见到亲家公,但为了照顾秧子月子,她还是义不反顾地奔赴江西。
那时春子已出嫁,她一个人上路,还是提了满满一红色塑料桶的绿壳双黄鸭蛋。当她出现在秧子面前时,秧子见到她两年前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就像屋外飘飘洒洒的雪一样白。
那时,亲家公患病了,整天躺靠在床上。有一天,他让杨芬瑛煮面条给秧子吃时,顺便给他也煮上一碗。面条煮好后,杨芬瑛先端一碗给亲家公,再盛一碗端给女儿秧子。
“亲家母,怎么一点油都没有?”杨芬瑛刚将面条交到秧子手中,就听亲家公叫上了,“我看你给我吃的不放油,给你女儿的那碗面条一定放了油的!你尽做两样的事!”
“我什么时候做过两样的事?亲家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杨芬瑛走出秧子的房间,站在客厅,嘴唇颤抖着,像树枝上两片树叶被寒风吹得扑簌簌着响,“你说过,我来了之后,你家吃油就像喝水一样快。我还敢多放油吗?”说着,杨芬瑛起誓,“老天在上,如果我杨芬瑛煮送给女儿和亲家公吃的面条有区分对待,你就惩罚我,让我走路被车撞死,坐船被水淹死。”
虽然亲家公在房间没有再接话,但杨芬瑛还是被气得浑身没有了力气,她到灶前呆坐了很久很久。
一天,女婿志诚剁了一刀肉回来,特别交代在厨房做饭的杨芬瑛,说那刀肉是要烧给他爸吃的,说要是给坐月子不做事的女人吃,被人知道要笑死。
杨芬瑛只觉血往头上涌,心想别人家的女婿,不但想方设法让坐月子的老婆吃得有营养,也会感谢照顾月子的丈母娘,说点好听的买点好吃的。你倒好,还认为自己老婆坐月子不能做事,就不配吃好的。
杨芬瑛一言不发,然后痛苦地捂上双眼。过了好一会儿,她用手掌抹了抹左眼的泪水,又抹了抹右眼的泪水,发现左眼前一团黑。
她重新捂住右眼,睁开左眼确定什么都看不见了。她的心咯噔一下,是眼泪流得太多,哭瞎了一只眼吗?另外一只眼睛再哭是不是也要瞎掉?如果双眼失明了,能靠谁生活?不行!以后真的再也不能流泪了。
还有光的右眼看东西非常模糊,找东西、拿东西都得凑近了才能看得清。
从此,杨芬瑛做饭、洗衣服、收晒都小心翼翼。她她清楚,她的秧子到时满月,断不会丢下孩子们跟她回江苏的。
杨芬瑛忍辱负重,默默地艰难地做着一切家务,她给女儿秧子吃的唯一营养,就是她从江苏带过来的高邮双黄鸭蛋。即便如此,杨芬瑛在秧子面前总是笑呵呵的,每天晚上带小外孙睡,她想让她的秧子晚上尽可能睡上整觉。
秧子满月的第二天,杨芬瑛一早起来撞见亲家公去佝偻着身、冷着个脸从厨房走出来,她忽觉天冷得更厉害了,她只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家。
那天,寒风像刀子似的把她的手和脸割得撕辣辣地痛。当她坐上轮船离开彭泽渡囗时,泪水还是不受控地漫上她冻得通红的面颊。
老天啊,不要让秧子再怀上孩子,他们是把她当成干重活吃粗食的牛啊!杨芬瑛心里说,连坐秧子月子,他们父子俩都不给她吃上一口好的。自己过来照顾秧子月子,倒成了伺候他们一家老小的佣人,还要忍受亲家公和女婿的冷脸恶语,再也不来了。
03
回到江苏后,杨芬瑛感觉那只尚有余光、不受控制流着泪的右眼越来越模糊了,自己做饭、洗衣越来越不利索了。而在生产队出工,因视线模糊做事较慢,已被生产队队长嫌弃,这样下去只怕迟早要为生产队除名,到时拿什么养活自己?
杨芬瑛托人捎口信让我两个儿子到她独居的小屋来。她问儿子们:“我想做眼手术,到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你们能不能照顾我几天?”
“我很愿意照顾妈,”卢泰贵的眼神有些躲闪,“可是我担心我家那人不会同意,那样我就没法照顾妈了。”
“我家那人也不是善茬。到时我非要照顾妈,只怕她会寻死觅活地闹得天翻地覆。”顿了顿,卢泰府又接着说,“唉,我们兄弟俩找的女人都是实足的泼妇呀,可我们没有法子,还要跟自己女人过一辈子……”
“这儿子养大了,都不是自己的儿了,”杨芬瑛双肩耷拉下来,一抹无助的微笑挂在嘴角,“做娘的,就不为难你们了……你们赶紧走吧。”
“妈,”卢泰府一脸的惭愧,“你看看小妹能不能照顾你几天?”
“我去找她看看。”杨芬瑛无奈地说。那时春子出嫁一年多,有个五个月大的儿子。
第二天,杨芬瑛到春子家,还未开口,春子就向杨芬瑛倒起苦水来:老公不体贴啦,带孩子太累没人帮忙啦,身上没有一分钱啦,半年不知肉味啦,一年没有做过新衣服啦……
杨芬瑛实在开不了口,饭都没吃就离开。春子也不挽留,那两公里的距离,杨芬瑛踉踉跄跄走了一个小时。
这只还有点光的眼睛无论如何都要做手术,若拖下去只怕更模糊,万一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不但没办法争工分养活自己,要命的是,到时候每天的吃喝拉撒不能自理了,就将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行,还得想办法。
杨芬瑛把自己的一个姐姐,六个妹妹的子女们头脑里都过了个遍——九弟无后,这个唯一的弟弟只活了二十七岁——婚后忧郁而终,无儿无女。
杨芬瑛想着外甥外甥女们大多从田地讨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只有一个在县城上班的外甥女(大姐家的小女儿)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也许能帮帮她。
杨芬英走了三个小时才走到六公里外的外甥女阮果家。那时,阮果一家正吃着午饭。
“二姨,你怎么来啦?”阮果热情招呼,白净圆润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微笑,“快,一起吃饭。”
杨芬瑛又累又饿,道谢,坐下。阮果给她盛了一碗饭过来。
“阮果,我来这里是想请你……帮个忙。”
“二姨,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阮果微笑着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谢谢。我左眼已完全瞎了,这右眼仅剩一点微光了。”杨芬瑛缓缓说道,“我想这右眼再不做手术,也许很快也会瞎的。”
“那就赶紧做眼手术呀,手术越早做越好。”
“我提米和油来你家搭伙,你能不能在我拆线前,每天为我弄点吃的。”
“我……”过了好一会儿,阮果说,“二姨,我没有时间。”其实,阮果心里说,你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身边,我来照顾你,算什么呀。
“那……我……我该怎么办呐?”
“二姨,表哥表姐不管你吗?”阮果说,“他们三个人再忙,做过手术后,一人轮流照顾你两三天就行。”
“唉!你两个表哥怕老婆不敢照顾我,我也不想他们因为我被老婆闹心。然后,我去找你的小表姐春子,我还没开口,春子说出的话,感觉她比我过得还苦。”说着,杨芬英急切地看着阮果,“二姨是真的没一点办法,才来找你呀。”
“二姨,我又不能替你去骂他们三个。我工作确实很忙,真的没时间照顾你。”
“我知道。”杨芬瑛的声音低沉,“我知道……”
杨芬瑛吃过饭,再次独自踏上回家的路。她感觉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走起路来东倒西歪。
她不要成为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不要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活活被饿死,唯一的路就是做手术,哪怕手术后只有一半重见光明的机会。
04
要做眼手术,只能找她的大女儿秧子照顾了。杨芬瑛知道,她的秧子最心善,可是秧子在那个家说话没有话语权。
杨芬瑛纠结了半个多月要不要写信给秧子,最后,她找人代笔写了封信给女儿女婿,大意是说,她想做眼手术苦于找不到人照顾几天,实在不得已才决定去江西,还望能得到女儿女婿的帮助。
杨芬瑛的大女婿志诚是在腊月二十八收到杨芬瑛的信的。邮递员来家里时,秧子去了菜园。志试看完信,心里不高兴了,丈母娘身边有儿有女,怎么都不该来自己这里做手术的。
他不回信也不告诉秧子。杨芬英等啊等,等了七八天都没有等到邮递员送来的回信,第九天她站在村口等了整整一天,仍是不见邮递员的踪影。
杨芬瑛知道,一定是女婿或亲家公不接受她去他们家。可是这眼手术不做是绝对不行啊。当天晚上,外婆又找人代笔,信中坦言,她再不做眼手术眼睛真的要瞎了,说自己若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就不能自理,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求女婿一家发发善心,来生做牛做马来报答。
正月十六,志诚为学生们上完一节课刚走出教室,邮递员叫住他,递给他一封信。志诚一看,又是丈母娘的来信,他的脸沉了下来,但还是打开信看了。
志诚看完信后,他决定将丈母娘的信读给秧子和父亲听,听听他们的态度。
晚上,煤油灯下,志诚念起了信。
“你妈身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爷子说,“做一个小手术还要跑来我们这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是,我妈身边是有三个孩子,但不管怎样,我也有责任照顾她。因为没有我妈生我、养我,哪来的我?”这是秧子嫁进婆家十二年来,第一次遵循自己的内心,不惧公公的权威,“我妈又不是那种会麻烦人的人,她来这边做手术,无非就是端几天饭给她吃而已。”
“唉——”老爷子叹了一囗气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最舍不得的就是他家的口粮。
“我妈在信中说,再不做手术眼睛真的要瞎了。我怕她等不及到这边做手术,眼睛就看不见了,到时她想来都来不了。”母亲哽咽着说,“我两个嫂子不让哥哥们照顾,妹妹对妈又无所谓,到时妈一只眼睛都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后果真的不敢想了。你给我妈发个电报过去吧,趁她眼睛还有一点光赶紧过来。”
“好吧,我明天就去一趟县邮局。”
第二天志诚去邮局拍了个电报给杨芬瑛。杨芬瑛接到电报找人读给她听,她欣喜万分,总算可以落实眼手术了。
杨芬瑛揣上用挣的工分换来的粮食卖的钱,从高邮坐轮渡到彭泽。才两个月不见,秧子觉得母亲明显苍老了许多。
第二天一大早,秧子抱着出生两个月大的小儿子,带杨芬瑛到县城人民医院做眼科手术。从家到县城十公里,她们走了三个小时。
秧子想花钱给母亲看病,无奈身无分文,顿时倍感凄凉。看过医生,杨芬瑛交了检查费。
医生检查杨芬瑛那只不受控制流着泪的右眼后说,最多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彻底失明了,现在是做手术的最后时机。
秧子和杨芬瑛面面相觑。秧子暗自庆幸,幸好自己让丈夫发了个电报过去,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杨芬瑛又交了手术费,秧子知道母亲的钱来自卖口粮所得。
杨芬瑛的眼手术做了将近两个小时,秧子一直抱着孩子等在手术室外。当医护人员将杨芬瑛搀扶出手术室,秧子马上迎了上去,一只手扶着母亲。
“妈——你还好吧?”
“谢谢你,秧子。”杨芬瑛笑意盈盈,“谢谢你愿意照顾我,让我才做上了手术。”
“带我回去,医院花费大,开些消炎药回去吃就行,一个星期再回医院拆线。”
“好,我先问下医生可不可以?”
然后,秧子将母亲牵到椅子上坐下,她抱着婴儿去找眼科医生,医生说没有问题。秧子这才放心让医生开了些药,回到母亲身边,将母亲搀到一楼取药口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秧子告诉母亲,自己要去窗囗取药。杨芬瑛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包裹着钱的手帕交到秧子手中,让秧子去窗口缴费、取药。
秧子抱着孩子拿了药回到医生办公室,问明吃药的次数和剂量,谢过医生,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药袋去搀了母亲向医院外走去。
外面的阳光照到身上暖暖的,杨芬瑛说:“秧子,现在正中午了吧?”
“嗯,医生正下班,是中午。”秧子说。
“我们先找点吃的,回去要走很久的,肯定要比来的时候走得更久。”杨芬瑛说,“饿了我们可走不动,你要喂奶,肯定更饿。秧子,牵我到有吃的地方去,我们吃了再走。”
“好。”秧子说,“前面有个卖包子的摊点,我们去那边买。”
“我吃一个,你吃两个。”杨芬瑛说,“秧子,你喂奶消耗大。我们从早上到现在才吃东西,你一定饿慌了。”
秧子从手帕里掏出一角五分钱买了三个包子,眼泪夺眶而出:“妈,我手上没钱为你看病,连吃的都买不了给你,还要你为我花钱。妈,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
“傻孩子,”杨芬瑛的嘴角上扬勾勒出一个温暖的弧度,“你愿意照顾我术后,足以回报我的养育之恩了啊!”
两人站在路边吃完了包子,继续赶路。
由于右眼蒙上了纱布,眼前完全漆黑一片,杨芬瑛全靠秧子一只手搀扶着往前走,而秧子另一只手要抱着婴儿。两人走一阵子就得歇一会儿。那天她们到家已是傍晚五点多——从医院到家,他们走了五个小时。
回到家,两人累瘫了。秧子将孩子交给已放学回家的丈夫,她为母亲铺了个床,又牵母亲到床上躺下,然后来到丈夫身边。
“志诚,晚上吃什么?”秧子问。
“等你做饭呢,中午我们吃的煮面条。”
秧子从家到县城往返已累得够呛,她真想说志诚到什么时候都等自己烧饭,但最终还是忍住没说,她不想母亲听到两人争吵而不舒服。
“好吧,我去做饭,你给三个小的擦下澡。”
“行。”志诚应着。
秧子煮好饭,炒了干豆角、干茄子、包菜、西兰花,这时两个小姑子从生产队收工回家。秧子先盛了一碗饭夹了些菜端到公公房间,公公还是病恹恹的。
然后,秧子再盛了一碗饭,夹了些菜端给母亲,志诚的眼睛一直盯着秧子手中的碗,这让秧子心里很不痛快。
“妈,吃饭啰。”秧子来到母亲床边,“温和地说,“妈,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将就点。”遂将碗先放在桌子上,扶杨芬瑛倚着床头坐起。
“吃什么我都是高兴的。做了眼手术,有你端给我吃,这是多大的福气呀。”
“妈,我们吃饭啰。”秧子端起碗,一口口喂母亲吃,“吃完饭过一会儿,我们就吃消炎药。”
“好。秧子,拆线前这段日子要让你受累了。还希望拆了线,我能看得见。”
“不累。你养我小,才累呢。”秧子宽慰杨芬瑛,“等拆线了,你一定会看得见的!”
第二天,秧子将家里原本泡茶叶的开水瓶,用来灌烧开的白开水,因为杨芬瑛吃药要白开水吞服,若喝茶叶水会解药性的。
志诚不高兴了,对秧子抱怨:“想喝一口茶都喝不到,把开水瓶装那死人的白开水做什么?”
“妈吃药,只能喝白开水。”
“那我喝什么?”
秧子觉得丈夫完全不考虑做了手术的丈母娘的需要,她沉默了。第二天,第三天,志诚继续抱怨没有茶喝,秧子怕母亲听了难受,只得去别人家借了个开水瓶灌白开水给外婆吃药用。
志诚的抱怨,杨芬瑛还是听见了,她对秧子说:“别人家的女婿把丈母娘当娘亲,我女婿连一句暖心的话都没有。”
05
手术后第七天,杨芬瑛在秧子的搀扶下到医院拆线,秧子还是抱着小儿子一起去的医院。
揭开纱布,拆线的时候,杨芬瑛和秧子都紧张得屏住呼吸:万一手术不成功怎么办?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
拆完线,医生用手在杨芬瑛的右眼前晃了几晃,杨芬瑛看见眼前的手越来越清晰,她喜极而泣:“医生,我能看见!能看见了!我这右眼比手术前清晰了一万倍!”
“那就好,祝贺你重见光明!”医生说。
站在一旁抱着婴儿的秧子,不禁热泪盈眶。
从医院回来,秧子和杨芬瑛轮流抱婴儿,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折线后,杨芬瑛又住了两天,她对秧子说,她要回江苏去。临走时,她将两件崭新的保暖白色线裤拿在手上:“秧子,妈妈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的,就这两条裤子还可以。天冷时贴身穿,还是很暖和的。”
“妈,你自己留着穿吧。你给我,你天冷穿什么呀?”
“秧子,妈来这里麻烦你这么久,妈过意不去啊!”杨芬瑛恳求道,“你只有收下,妈心里才会好受一点。”
“好吧。”秧子的眼眶湿润了。
“秧子,你这么善良,你会有好报的。”
“妈,我真希望你能一直留在我身边,让我好好陪着你。可我……”
“都是穷苦人家,我理解你家公和丈夫说的话做的事,但我真的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踏进你家门槛半步了。”
“妈——”秧子流着泪说,“等生活条件好了些,我一定每年回去看望你。”
杨芬瑛回江苏后,秧子时常想,母亲勤劳、坚强、乐观,她只要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就能劳作、挣工分,就能保证自己的温饱不成问题,只怕将来再生个什么病或年迈体衰,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时,就又要遭罪了……这样想着,秧子不禁潸然泪下。
三个月后,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秧子想着七八月间在自留地收割的红豆,就抓了两把红豆放进糯米一起用温水浸泡。
粽叶裹着糯米红豆 ,一颗颗棕子,注满了秧子对母亲数不尽的思念——
妈正在做什么?她一个人住,会包棕子吃吗?她身体还好吗?有没有被两个嫂子欺负?她是不是还是那样节俭,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我苦了一辈子的妈呀,你可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平安、要健康啊!等我生活条件好了些,就年年回去看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