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苏一的心灵小屋，我是苏一。
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非暴力沟通》。在上一节中，我们对非暴力沟通做了整体介绍。在进入非暴力沟通的学习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有些语言和表达方式，会造成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暴力。这些表达方式，我们称为“疏离生命的语言”。想要运用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要避免在生活中使用这些疏离生命的语言。那么，有哪些语言是疏离生命的语言呢？
道德评判
第一种，是道德评判。当他人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错的或者恶的。例如：
“你的问题就是太自私了。”
“他很懒。”
“他们有偏见。”
“这样做不恰当。”
指责、侮辱、贴标签、批评、比较、分析都是评判的形式。
苏菲派诗人鲁米曾写道：“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们将在那里遇见你。”然而，疏离生命的语言却会让我们陷入评判对与错的世界，这时我们的关注只有对与错、好与坏、正常与不正常、负责任与不负责任、聪明还是愚蠢等等。
但是要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当使用这类语言时，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做的哪里不对。同样，如果我们自己达不到这样的期待，我们也会这样批评自己。我们满脑子都在分析和追究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问题，但是却看不到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在我看来，当我们在分析和评判时，其实都是在表达自身的价值和需要，但这样的表达却是悲剧性的，引发的是对方的防卫和抗拒。就算他人遵从了我们，很有可能是出于恐惧、内疚和羞愧，而非发自内心。而同时，人们这样做，其实意味着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评判，真是两败俱伤，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因为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压力而屈服的人一定会心怀怨恨，他们由此失去尊严，在情绪上付出代价，更不可能怀着善意回应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把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每个人都会对生命中自己所珍视的品质做出价值判断，例如我们也许会珍视诚实、自由、和平的价值判断，反映着我们的信念，我们如何全然的活出自己生命的本性，对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和行为，我们常常会做出道德评判，例如我们也许会在和平的价值观受到冲击时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很邪恶，但如果从小学习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能清楚而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而不是指责他人。我们可以说，对于通过暴力来解决冲突，我很担心，我希望能选择其他方式来化解纷争。
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维专门研究了语言和暴力的关系。他从许多国家的文献中随机抽取了若干样本，统计出那些涉及道德评判词语的使用频率，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相较于那些将人分为好和坏，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的文化，在那些关注人的需要的文化中，暴力事件也会少很多。
不管是发生在家庭成员、种族、国家间的语言暴力，还是心理与肢体暴力，这些暴力的根源都是人们在遇到冲突时认为那是对方的错，也因而看不到彼此的脆弱。
做比较
评判的另一种形式是做比较，在《如何让自己活的很悲惨》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诙谐的揭示了比较的心态是如何暗中对我们产生作用的。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悲惨，就去学着与他人做比较，在一个练习中，他展示了两张男人和女人的全身照，他们拥有当下媒体眼中最“完美”的身材，接着他请读者测量自己的身材尺寸后，与照片上的数字做比较，同时用心体会两者之间的差距。
一旦我们开始比较，就会感到郁闷！这个练习的效果，绝对百发百中。当人们认为这样已经足够郁闷时，翻到下一页的练习便会发现，刚才只是热身罢了。由于形体美，相对来说是比较表面的，格林伯格接着请人们针对他们更在乎的事情——成就来做比较。他从电话簿中随机选出几个人名，让读者比较自己和那些人的成就。他称，电话簿中的第一个名字是莫扎特，随即列出了莫扎特擅长的语言，和他在十多岁前完成的主要作品。接着他要求读者想一想自己现在的成就，并和莫扎特12岁时的成就做出比较，用心体会两者之间的差距。
想必，读者就算不做上述练习，也能看到：比较，是如何切断我们对人对己的善意。
推卸责任
每一个人都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负有责任，若无法意识到这点，沟通也会疏离与生命的连结。我们习惯使用“不得不”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淡化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例如“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得不做”。另一个习惯的表达是“让人感到”，例如“你让我感到内疚”，借由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回避了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负的责任。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记录了审判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过程。审判中，艾希曼否认自己对屠杀负有责任。对此，阿伦特发现军官们有一套推卸责任的语言。引用艾希曼的话，这是他们的执行“命令”。例如，如果他们被问到为何要采取某个行动时，他们就会说，“我不得不那么做”。若被追问，为什么“不得不那么做”，他们就会说，那是“上级的命令”，或者“公司政策”“法律规定”。
当我们将行动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时，我们便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例如：
模糊的外部因素：
“我打扫我的房间，因为我不得不做。”
个人状况、医疗诊断结果、身体或心理病史：
“因为我有酒瘾，所以我要喝酒。”
他人的行为：
“我的孩子冲上了马路，所以我才会打他。”
权威的命令：
“我欺骗客户，因为老板叫我这么做。”
群体压力：
“朋友们都抽烟，所以我也开始抽烟了。”
机构政策、章程规定：
“因为你的违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勒令你停学，这是学校的制度。”
性别角色、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
“我厌恶上班，我去工作，是因为我是一名丈夫和父亲。”
无法抑制的冲动：
“我一时没克制住，就把那根棒棒糖给吃了。”
其他疏离生命的沟通形式
当我们以“要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时，实际上是在或明或暗的指责或惩罚那些不配合我们的人，这样的沟通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司空见惯，特别是来自那些有权力地位的人。
关于“要求”，我们可以从孩子们那里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家长，我有责任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家长、老师、管理者......许多掌握权威的人，同样相信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改变他人，让他人守规则。孩子们会让你明白，你无法要求他们去做任何事。是的，即使可以通过惩罚让他们服从你的要求，或者让他们后悔没有照着你的话去做，但他们终将会让你明白，用惩罚的方式强迫他人是多么愚蠢，而真的不会希望自己曾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详细介绍：如何区分“请求”和“要求”，这是非暴力沟通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疏离生命的语言还与奖惩思维有关，即有的行为应该受到奖赏，而有的行为就该受到惩罚。人们常用“活该”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这种思维，例如，“他活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处罚”。这样的表达其实是隐含着一种假设：做出某些事情的人必定是“坏人”，他们应当受到处罚，他们应该忏悔，并且做出改变。然而，我相信所有人都渴望改变，那是因为人们明白改变能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不是因为不想受到惩罚。
我们大多数人在贴标签、做比较、要求和评判的语言环境中长大，鲜少被鼓励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我们时常对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心存疑虑，于是我们早早的就学会了与自己的内心隔绝。
疏离生命的语言既源于等级制度或霸权社会，又反过来巩固它们。在这类社会中，少数个体通过控制大部分人为自己谋利，对国王、皇帝、贵族阶级来说，将臣民的心智模式训练成奴隶般顺从听话，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诸如“错误”“应该”“不得不”这一类的语言是完美的工具，人们越是被教育用道德评判来区分对错、好坏，就越是习惯向外、向权威寻求判断的标准，一旦我们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需要和感受，便不再是好奴隶，好随从。
小结
好了，这一节我们介绍了几种疏离生命的语言形式。由衷的给予和接受，是人类天性所乐见的。然而，我们习得了太多疏离生命的语言形式，导致我们的说话和行为方式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其中一种形式是道德评判，即认为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是不对的、不好的。另一种形式是做比较，让人们难以升起对人对己的善意。疏离生命的语言还会使我们无法认清：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负责。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用要求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我是苏一，我们下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