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知道日更写点啥才好，就把之前看书做的笔记整理了一下，凑一更。之前也就这本书写过一篇读后感，即https://www.jianshu.com/p/faaeb19d7ccf
权力篇：权力可谋身，亦可谋国
1）中国侠客消亡史
历史上，所谓侠客，不是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而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
侠客以天地为家，活得自由自在。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侠义精神。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计奔波。而当他们一旦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那种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
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也都是时代红利的体现。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就没有了诞生的机会。
长安有皇帝，各地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在统治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与野的权力结构，而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而侠客的终结，是从秦国开始的。
在秦国的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立刻削平。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汉末时，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种现象：体制内也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比如曹操、祖逖。
进入宋朝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2）刘邦和项羽，好老板与坏老板
区别老板的好赖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对员工的需求感同身受。其实也就是，你努力工作，我包你富贵。
而项羽和刘邦恰恰是坏老板和好老板的代言人。
项羽是贵族出生，或许曾经受过委屈、吃过苦，但是从来都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过，也不会对下层人民感同身受。底下人帮他干活，拼死拼活却只有死工资，而所有的利益都被他收入囊中。日积月累，人心散了，所以手下的得力干将都一个个跳槽了。
刘邦深知人性，知人善用，就很务实，不说理想只谈钱。他尊重他人，让每一份牺牲都有价值；搭建平台，让每一个人都看到希望；懂得让利，把胜利果实和大家分享。
所以啊，坏老板让大家都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好老板只谈钱，满足大家的需求。
3）历史的酷吏：战友、夜壶和替罪羊
读历史书，看历史剧，酷吏经常让人又爱又恨，通常下场也比较惨。世人不喜欢酷吏，因为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
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酷吏充当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的脏活，这才能维护朝廷脆弱的权威。
刚开始的时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亲密战友，并肩战斗，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以后，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为藏起来的夜壶，以便下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背黑锅的。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往往又会被描绘成历史的罪人。
酷吏和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和霸道通吃。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能做到“王霸”通吃的，都是狠角色。
利益和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他们从战友变成夜壶，最后成为替罪羊。
4）历史风口上的司马懿
西拒诸葛、北平辽东为司马懿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士族领袖、朝廷重臣、军中大将——三重身份叠加起来，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而曹叡去世后。曹氏皇帝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代不如一代。
司马懿的成功并不是蓄谋已久，甚至不是所谓的熬死其他人，而是时势发展给了他进步的机会。风云际会之时，老干部们又把他推向前台，直到最后一刻，他有绝对的实力后才滋生出野心。
人的一辈子看似有很多选择，往往事到临头才发现，选项非常有限。尤其是司马懿这样的大人物，不知不觉间就被众人推着往前走，想停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身死或族灭，否则就得一直往前走。他们踏上了这条路，就回不了头。
5）做太子的潜规则
除了明面上的嫡长子继承制，也有一股暗流汹涌的潜规则。而有时，潜规则才是决定性因素。
强大的母族、自身实力、妥协机会，这三项基本条件符合的条数越多，越有机会做太子，将来保住皇位的机会也越大。
只有母族势力，自身实力并不强，如刘盈、刘琮，最终会沦为母族操控的玩物。而自身实力不强的也会被其他厉害的兄弟干掉而上位。
太子其实是一个危险职业。能当上太子很难，想保住太子位更难。表现优秀的，皇帝不放心；表现不好的，能力不行，皇帝和大臣更不放心，这太难了。
6）李世民：统一战线是个宝
历来争天下的，几乎都是刘邦式的“宽厚长者”胜利，而只把目光聚焦在战场上的一方，总是免不了兵败的命运。
其实，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李世民的年代，中原已经和草原交往了几百年，大致情况也了解清楚了，而关陇贵族中又有很多鲜卑人，对草原部落的习性也了解。再加上隋朝的暖场表演，李世民根本不必硬打突厥，而是和突厥可汗的敌人统一战线，在一堆引路者的配合下，一招制敌。
这也是大国外交的前提。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敌人的主要敌人，摸准他们的需求，逐渐发展成自己的朋友，合众人之力，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但是，曾经的朋友也可以是如今的敌人。
那些看上去轻松取得的胜利，往往是背后精心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对军事战斗来说，属于降维打击。有的人明明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不知不觉间输掉了一切。
7）社交关系是阶层的遮羞布
隋唐时期依然是士族社会，寒门能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寥寥无几，即便是“漏网之鱼”也会被人看不起。就算中了进士，也进不了人家的圈子。维系士族门阀、上流社会和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
那时候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并且，考试时，卷子是不糊名的。所以，结果就是，自己人当然就录取，不认识的自然落榜。
在这种体制下，科举只是门阀士族的调节器、筛选机，只能起到内部净化的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的。这种选官制度，迫使门阀士族更注重学业。为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大家族纷纷来长安、洛阳定居。
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生存了150年。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败给了黄巢的屠刀，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
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8） 杯酒释兵权：一群戏精的表演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其他将领其实没有选择。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而已，地位、待遇都给足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也算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如果换作是柴荣，应该也会成功的。
“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两百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甚至还有黄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摘桃子的人。
这也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在两百多年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演，把人性之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憧憬明天。
同样是在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就是一种人格魅力。
赵匡胤的温柔，不仅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也给宋朝留下一抹人性的光辉。或许，宋朝的风度也由此而来。
8）八旗：清朝兴亡的密码
努尔哈赤参照祖先的猛安谋克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把满人整编起来。固山就是旗，分别以黄、红、蓝、白为标志。
四个纯色旗，四个镶边旗。几乎所有的满洲人口、军队、财富都被八旗囊括。也就是说，八旗相当于满洲的国家制度。
曾经的八旗其实就是分封制。每个旗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合体，旗主都有绝对的权力，旗内的军队、官员也把旗主视为君王。他们首先忠于旗主，然后追随旗主效忠大汗或皇帝。
满洲传统又有奴隶制的余温。理论上来说，所有满人都是皇帝的奴隶，皇帝对八旗内的一切都有处置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皇帝通过对八旗的改造树立绝对权力，然后又把中原的财富、土地、人口纳入八旗之中，让其无限地膨胀，最后皇帝通过八旗来统治全国。
涣散的汉人在八旗面前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让满洲八旗充满危机感。满汉互相制约，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强大的八旗也给予皇帝登峰造极的权力。
在清朝前两年里，皇帝是八旗的主子，然后才是君王；清朝是满洲的天下，然后才是中原的王朝，所以，清朝的结构相当于把八旗的模板镶嵌在了中原的框架内。
雍正上位后发动改革，分封制进化成了郡县制，八旗也不再拥有独立势力。到乾隆时期，已经是八旗没落的余晖。
当八旗的强势威胁到皇权时，改革也势在必行，因为他们都没有选择。
清朝依靠八旗得天下，八旗被阉割后，清朝的根基也就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