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结为夫妻，杨绛先生便是钱锺书的守护者。婚后，他们结伴游学，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多半是她在照顾着他，生活琐碎他不在行，笨手笨脚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她便索性一并承担下来。幸运的是，正是钱锺书娶了杨绛先生做老婆，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天真、淘气和痴气。——序言语
杨绛与钱锺书香港一别，留下的是彼此无法消释的浓浓牵挂。但是，山河飘零，任何人都无法逃开炮火连天和硝烟弥漫，每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都存在“命悬一线”的危险。西南联大的教书生活，看似远离中国腹地，但是敌人的轰炸未曾停息；孤岛上海的局势更是越来越紧张，令人窒息。带着女儿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杨绛尽管自己身处险境，但她更放心不下的是远在昆明的丈夫。
这种人在两地，心在一起的分离的生活状态，直至1941年钱锺书从昆明回到上海才结束。为人妻、为人母的杨绛清楚自己的身份，不论是在娘家与父亲在一起，还是在婆家与公婆在一起，她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母亲、妻子、女儿和媳妇。能够一家子在一起，尽管身处危险之中，生活有太多的不方便，但是“身材娇小”的杨绛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化解一些“尴尬”，而且博得一家人的赞赏。“杨绛在钱家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温柔贤惠，相夫教子，上到公婆，下到孩子，都喜欢她，婶婶更是夸赞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盐钵头里的蛆——咸蛆（贤妻）！’。”可以想象，里里外外忙着家务、照顾着老老小小，这样的好媳妇、好妻子需要付出多少精力。辛苦是辛苦，但杨绛还是乐观地承受着。在照顾好大家的同时，杨绛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小家的经营，于丈夫、于孩子，她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在父女俩看来，杨绛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只要她在，一切都不是事情。“身材娇小的杨绛反而成为丈夫和女儿的守护神，无论他们闯了什么祸，都有她在后面替他们收拾利索。对钱锺书与阿圆来说，自己的妻子和母亲是无所不能的。”
国家危难，国民的生活艰难，这是社会的大环境，谁都做不到置身事外。面对艰难时局给生活带来的压力，不论是钱家还是杨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着减压。为了缓解家庭生活的压力，也是友情难却，杨绛成为战时振华女校的校长。对于一个做事严谨认真的人，要么不做，一旦答应了就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使命。“交接完毕，老校长便离开了，振华女校从这一刻起，要依靠杨绛撑下去。不做则已，做就做到最好，这是杨绛的信念。”杨绛“染指尘俗”，尽管自己毫无经验，但是她凭借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很快把学校治理得井然有序。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当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自然就疏于对家庭的照顾。岳父的“一纸调令”，钱锺书辞去清华职务，回到上海。看到清癯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孩子，钱锺书内心的感受是复杂的。为了家，钱锺书谋得两份工作挣钱养家糊口。这样，不仅缓解了家庭生活的压力，也把杨绛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救”出来。“生活的重压来自战争，生活的乐趣来自家庭，世道艰辛，所幸还有亲爱的人可以依靠。”
阴霾终将过去，但是驱霾的过程是艰辛的。普普通通的一家子在战火纷飞中煎熬着，这其间有意外惊喜，也有刻骨的伤悲。涉足戏剧，《称心如意》创作的成功、《弄假成真》成为经典，虽是杨绛收获的成果，但其间更有夫妻俩琴瑟和鸣的和弦演奏；“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战火没有消去，杨绛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男人之一——父亲带着不舍离开他所生活的动荡不居的社会，这对杨绛的打击很大，“父亲的去世，让杨绛备感伤心，自母亲去世，些许年来，这是最伤心的一刻”。“父亲对杨绛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单说她不爱从政这件事，就是受父亲的影响。”生活固然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事业更是证明存在意义的重要体现。“戏剧家”的杨绛在戏剧创作方面正表现出非凡的才情和创作力，这无形之中激发了钱锺书先生的写作欲望。受妻子所写的《弄假成真》的启发，钱锺书萌生了创作小说的念头。得到妻子的全力支持之后，钱锺书开始全副精力地投入写作，两年多的深居简出、笔耕不辍，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儒林外史”终于惊艳问世。这部经典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除了钱锺书的才情，杨绛也功不可没。“从1944年到1946年，耗时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不仅有钱锺书的功劳，更有杨绛的苦劳，若没有她的鼎力相助，免他后顾之忧，或许会耗费更长时间。”戏剧《称心如意》上演的大获成功，“人们便以‘杨绛的丈夫’”称呼钱锺书；小说《围城》创作完成，“人们又以‘钱锺书的妻子’”称呼杨绛，“夫妻二人携手在文学天地潇洒前行，颇令人艳羡”。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面对时代召唤，夫妻俩遵从内心的声音，拒绝国民党抛出的前往台湾的橄榄枝，一起投入清华大学的怀抱。百废待兴的中国，各个方面的条件可用“一言难尽”形容，即使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的条件也不容乐观。当收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夫妻俩没有迟疑，带着十二岁的女儿赶往北京。对两个人来说，清华大学对他们有特殊的意义，“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相恋，由此结伴一生，更是在这里，他们做出人生的抉择，到底走向何方，到底如何去走，是这里给了他们答案”。因为夫妻俩不能同时担任正式教授，杨绛只能担任兼职教授。尽管待遇不同，生活不是很宽裕，但是一家人能够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即便生活艰苦清贫，他们也过得满足，每天除了必要的出行外，就是窝在自己的小家里。安安静静地看书，这是他们钟爱的生活方式。”
安稳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思想阶级改造运动如狂澜般席卷全国。既然是思想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当其冲的改造对象。杨绛和钱锺书夫妻俩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不论是思想动员阶段，还是酝酿讨论阶段，亦或是声讨控诉阶段，夫妻俩都积极配合。他们深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遇到不公正的待遇，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宽慰；遇到误解时，他们不申诉、不辩解，因为他们内心无愧。“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从“酝酿会”到“拔白旗”，运动的声浪愈加浩大。夫妻俩留学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无形之中成为好事者“揪辫子”的抓手。面对来自各方的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坦然面对，不争不辩。“上山下乡”运动让一家人过起分隔两地的生活。校园的生活与乡间劳动的生活是不同的，条件更有天壤之别。即使生活艰难，但杨绛还是以积极的心态“闯五关”——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和卫生关。杨绛能够应对，“生活的呆子”钱锺书就“饱受其苦”了。随着运动进入白热化，两个人的境遇也变得更加艰难，1966年，两个人先后受到监管，人生基本上失去自由。这且不说，他们的尊严还时时受到侮辱。钱锺书的“十”字头、杨绛的“怪头”，让两个人倍受屈辱。但是，个人之力无法改变现实，他们只能相互安慰，“报团取暖”。“身处旋涡之中，唯有家人的守候，虽然势单力薄，却最有力量。”
阴霾终于过去，一对坚韧的夫妻迎来了春天，在周总理的亲自观照下，“他们成为第一批返回北京的幸运儿”。入住清华，夫妻俩相依相伴，除了各自做自己的学问，就是夫唱妻和地干他们共同喜欢的事情。他们“过着节俭朴实的生活，从不讲究吃穿用度，但对书籍从不将就，但凡没看过的书，不论中文还是英文，只要有兴趣，便会不遗余力地买回来”。因为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照顾，因为清华园的宁静清幽，让他们没有了生活的后顾之忧，他们的老境从安心地住到三里河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就初露雏形，并基本定格。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携手并进，“余生只有死别，再也没有生离”。“今生得一知己，朝夕相伴，默契十足，一起读书，一起做学问，无须远行，在这片小天地中，便拥有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