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署名唐俟。本篇是谈爱情的，也仍旧是一篇讨伐封建旧礼教的檄文。
写作的时候，鲁迅的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这种苦闷，既有情感世界的苦闷，也有看不到未来的苦闷。
后一种苦闷，鲁迅曾经表述过著名的“铁屋子”理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感方面的苦闷，我想放在后文细细描述。
文中，鲁迅藉着一位十九岁青年的诗传达出了自己爱情上的苦闷。青年诗中写道，他有父母的恩情，兄弟的亲情，但没有爱情。“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时的鲁迅，想必于心有戚戚焉，因为他感叹，“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一年是一九一九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但距离他的爱情的到来，还有七年。
鲁迅前半生的感情生活就是一出封建旧礼教下的悲剧。一八九九年三月，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期间，母亲鲁瑞给他定亲了一位朱姓商人家的姑娘，这就是朱安。鲁迅不大满意，却也没说什么。后来鲁瑞回忆：“当时我为大先生订了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他当时虽有些勉强，但认为我既作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我，认为我给他找的人，总不会错的。”那一年，鲁迅十八岁，朱安年长他三岁。
一九〇二年四月，鲁迅去日本留学。一九〇三年，鲁迅在回国探亲返回日本后，曾写信给母亲要求退掉婚约。然而母亲坚决反对，并认为退婚会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造成极大伤害，对朱安本人也不好。鲁迅就此妥协，回信提出要求：“要我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朱安的回复是，“脚已经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不愿意。”朱安那一年已经二十五岁，缠足的小脚多半已经定型。更关键的是，她的思想一直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早已定型。她不愿读书，也不愿改变。一个是留洋的学生，一个的满脑子传统思想、大字不识的封建女性，两人的距离在越拉越远。
一九〇六年七月，鲁迅被母亲发电报称病骗回家乡并与朱安完婚。但我想鲁迅对这件事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那一年鲁迅二十五岁，朱安已经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这件事躲是躲不掉的。鲁迅第一次看到的朱安：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让朱安的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有些微秃，还有一双三寸金莲。这一切就像是令鲁迅深恶痛绝的万恶封建旧社会的缩影。朱安为了讨好鲁迅，穿了一双大鞋子，并在鞋里塞了棉花。可是鞋子太大了，还没下轿子，就掉了下来。这样弄巧成拙的愚蠢行为，更增添了鲁迅的厌恶。
或者是因为对母亲的孝顺，或者是因为母亲所说退婚的危害，鲁迅最终同意了婚事。他的不果断，将这个女子的终生拖入了黑暗中。他应该在知道母亲给他定亲之后反对，或者在留学之后反对，或者在举行婚礼之前反对，可是他没有。之后，他可以躲到外国去，可以躲到文章里去，可以和许广平一起躲到上海去，可是这个没有自我、可怜的女人朱安能躲到哪里？
鲁迅婚后第二天就搬进了书房，第四天就返回了日本。留学归国后，鲁迅先后在绍兴、南京、北京等地任职，很少回家，也很少再见朱安。到他写下这篇文章时，鲁迅一个人在北京孤独地生活着，他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常年饱受性压抑的鲁迅以冬天穿单裤、钞古碑等等方式排解。
后来，朱安随鲁瑞来到北京，鲁迅和她仍然甚少交流。他们之间只有供养关系，鲁迅甚至不许朱安进到他的书房里。有一次朱安爆发的时候，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鲁迅也同样处于迷茫和痛苦之中，“我眼前一片迷茫，没有一条路通往对的地方。他离婚也不对，离婚后回家乡没法活下去；假装我很喜欢我妈给我的这个女人，我也做不到，我没那么虚伪。那我只能这样对你，但这样对你又是如此地残酷，所以他没有一条路是对的。”
这是两个人的悲剧。
所以鲁迅在文中才说，“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他没有勇气结束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既不想去忤逆母亲，也不想伤害朱安，于是预备着“做一世牺牲”。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希望下一代是摆脱束缚、勇猛向前的。
他没想到他还会遇到爱情，直到他在一九二五年遇到许广平。
相比之下，许广平就要勇敢的多。许广平是因为反抗家里给订下的娃娃亲才从家里逃出来的。在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是被校长杨荫瑜开除的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之一。许广平一直很仰慕鲁迅的才华，在女师大风潮中处于茫然和惶恐中的许广平写信寻求女师大兼职教师鲁迅的指导。一次又一次的书信往来中，两个人的心越贴越近。当许广平了解到鲁迅陷在有名无实的封建婚姻中苦闷异常时，她以坚定和勇气拉进了两人的感情。在人们评价她和鲁迅的事情时，她藉着诗作《风子是我的爱》发声：“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对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抛开道德与否不谈，起码许广平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感情中的事，外人很难置喙。要么从一开始就赶紧抽身离开，要么坚定勇敢、虽万千人吾往矣。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尤其忌讳瞻前顾后、犹疑不决、首鼠两端。这一次，我站许广平这边。
后来，鲁迅和许广平先后出走北京，辗转厦门、广州等地，最后在上海定居。两人年龄相差18岁，并且始终没有结婚。但二人感情甚笃，并育有一子周海婴。1934年，鲁迅将一套《芥子园画谱》赠予许广平，并在扉页上提笔写下一首诗，以表纪念。“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翻回头说朱安，她一直留在北京照顾婆婆，在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且生下了周海婴之后，她破灭了自欺欺人的最后一丝幻想。“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起初，她由鲁迅寄钱供养，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寄钱供养，直到后来许广平也自顾不暇，她一度想要靠出卖鲁迅的藏书生活。朱安死后想要与鲁迅合葬，未能成行。
回顾朱安的一生。她无儿无女，婚姻有名无实，她没有得到过爱情，没有得到过快乐，也没有得到过尊重，她没有生存的能力，死后连墓碑也没有。朱安的一生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就是深受封建礼教束缚、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女性的不幸。她以周夫人自居，恪守妇道，孝顺婆婆，盼着丈夫的回心转意，可她的一生没有自己。
人们评价金庸的《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时，有一句话叫做，“一遇杨过误终身”。因为杨过邂逅了众多既美丽又优秀的女子，如陆无双、程英、郭襄等等，众多女子对他有意，他却只钟情于小龙女。用在这里形容鲁迅与朱安，虽不妥当，却也有一丝相合。朱安的生命如果没有与鲁迅的交集，她或者嫁于贩夫走卒，或者嫁于引车卖浆者，可能这一生都会快乐得多。他们两个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相遇本就是一场错误，却偏偏都缺乏决断的勇气，于是一直痛苦。这其中，可能朱安的境况更苦痛一些。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世的局外人自以为是的话。身在局中的时候，我们未必会比他或者她，做得更好。
鲁迅说，“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人”之为“人”，需要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自立的能力，进而才谈得到寻找幸福和快乐，如朱安悲剧的一生，只因为她没有自己。
惟愿你我在感情生活中，都不似朱安，也不似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