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题记：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傅聪
傅雷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傅雷的朋友都叫他“老傅”。在上海话中，“傅”和“虎”同音，“老傅”成了“老虎”。朋友们笑说，傅雷发起脾气如同“老虎”，无人敢惹。傅聪说他的父亲是头“孤独的狮子”。也有人评价傅雷如翘首云外的野鹤，而傅雷自称是“墙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于在世途上周旋，只像老鼠那样，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见杨绛《忆傅雷》）。
那么，究竟哪一种评价更接近真实的傅雷？我尝试着在傅雷先生的家书、传记、谈艺录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些事实现象，借此拼凑出一副傅雷人物画像来，今天就来聊聊我眼中的傅雷。
特立独行，茕茕孑立
傅雷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浦东）。祖父是当地的大户，坐拥四五百亩土地。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伤心欲绝，两弟一妹相继早夭，傅雷成为家中仅剩的一根独苗。
傅母为了让傅雷接受更好的教育，从乡下迁居到镇上，并请私塾先生教学。然而，傅雷“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且生性顽劣，上学时曾两次遭到学校开除。
1927年傅雷自费留学法国，努力学习法语，研讨和尝试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并对音乐和美术等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留法四年，他没有拿到学位，甚至连法国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这让他望子成龙的母亲相当失望。
回国后，傅雷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不过全部半途而废，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美专教了两年美术史。后来他闭门译著直至去世。
在那个除农民以外，人人都得有一个“单位”的时代，他与众不同，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40岁前靠变卖家中的田产度日，40岁靠稿费为生。
发现儿子傅聪身上的音乐天赋后，傅雷下决心培养，“把他从小学撤回”，亲自编写语文教材，聘请老师上门分别教授钢琴、语文、数学。
傅雷的一生，这样特立独行的例子还有很多。他行事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仿佛外界的一切规则、秩序、评价、束缚都不存在，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关键他还干成了！虽没有大学文凭和学位证书，可他在艺术上的高深造诣仍为世人公认；傅聪没有上过音乐学院，也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钢琴训练，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级钢琴家，用“奇迹”一词来形容此成就也不为过。
傅雷的特立独行，让很多人觉得他孤傲不合群，是个十足的怪人，我倒认为这恰恰是他追求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结果——他是一个坚持自我的人，一个清醒的人，一个勇敢的人。
热情如火，浓烈似酒
读《傅雷家书》，首先让我震撼到的是傅雷情感的真挚、热烈、奔放，既似火焰，又如烈酒，其强度之大，浓度之高，出乎人的意料。他的家书哪里像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分别是一封封情书，比情书还要火辣！还要热烈！
1954年傅聪第一次出国参赛，父子离别，他写道：“我从来没爱你像现在这样爱得深切，而正在爱得最深切的关头，偏偏来了离别！”“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才能表示我的悔恨和热爱呢？”“你的一切终身印在我们脑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
儿行千里父担忧，时时想给到孩子帮助和支持，他又说：“我还不甘落后，还想事事、处处追上你们，了解你们，从你们那儿汲取新生命、新血液、新空气，同时也想竭力把我们的经验和冷静的理智，献给你们，做你们一支忠实的手杖！”
最后一封家书的最后一段话：“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琴，也梦见弥拉（傅聪的妻子）和凌霄（傅聪的长子）在我们家里。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那时候傅雷疾病缠身，工作被迫停止，又正处于时代漩涡之中，可谓身心交瘁，家书里已然没有了往日的豪情壮志，但仍然饱含深情，令人泪下。
他是爱国的赤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替傅聪编录“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导”，也只是“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为了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劝诫孩子“不光要做一个演奏家，同时必须兼做教育家，用事实来使别人受到帮助，用行动来报效国家”。
他对艺术、对艺术家朋友一腔热情，满腹真心。1943-1948年形 势极为紧张，傅雷不惧危险，自告奋勇为朋友组织过三次画展（张弦遗作展览会、黄宾虹八秩纪念画展、庞薰琹画展）和两次悼念音乐家活动（梅百器和谭小麟）。
直如竹筒，纯如水晶
傅聪在一次采访中曾说：“我的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
在真诚这一点上，傅雷做得很纯粹，很彻底，没有一点杂质和掩饰。他的传记作家叶永烈说他“直如竹筒，纯如水晶”，我觉得非常恰当。
傅雷很像个孩子，确切地说是《皇帝新装》里那个一语道破天机的孩子，眼睛看到什么，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便怎么写，不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会有什么后果，是反感还是接受，他一概不管，像孩子一样纯洁、任性、天真，不对这个世界抱一丝防备和揣测。
他真诚地赞美，真诚地批评，真诚地建议，他的真诚打动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不少人。
他对自己、对孩子是坦诚的。经常言传身教，进行自我批评、剖析、反省。《傅雷家书》前三封信，他一再向孩子倾诉自己的悔恨与思念，“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亏良心的事。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艺术评论家这份职业本来就容易得罪人，偏偏傅雷是个直肠子，坚持有一说一。
1944年傅雷发表文学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高度评价张爱玲在艺术技巧上的成就，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是张爱玲的“完满之作”；但他不看好《倾城之恋》，觉得它“骨子里贫血，充满了死气”；还尖锐地指出《连环套》内容贫乏，“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张爱玲当时声名正盛，哪里听得进这等意见，很快回敬他一篇随笔《自己的文章》进行反驳，场面一度比较尴尬（不过，四十年后，张爱玲亲口承认《连环套》这部作品的不足）。
写作严谨，事事严谨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成为中国译界的丰碑。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1936年开始译，译了三年，译著长达百万字，五十年代初他竟又花两年时间重译，并将初译本烧毁。
1954年8月31日，他写信告诉傅聪自己的工作完成情况：“我译的服尔德昨夜终算完成，寄到北京去。从初译以后，至寄出为止，已改过六道，仍嫌不古雅，十八世纪风格传达不出。”
傅雷先生写作严谨，事事严谨。
就连他家的热火瓶，把手一律朝右，顺手可取。倒光了，空瓶放到“队尾”。灌开水时，从“队尾”灌起。
为防止丢失和方便查阅，傅雷与傅聪之间的每一封家书均附有编号。傅聪的信还被分为“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导“两大类，用两本薄子分别抄录归档。每次父子见面长谈或者通电话，傅雷必记录当时的谈话要点。有一次，邮局不小心丢失了孩子的一封长信，傅雷痛心不已，为弥补此空缺，他专门恳请孩子再补写一封。
傅雷先生的品格和性格非常鲜明，他既有学者的风度，又有孩子的纯真。他从不虚伪，从不做作，表里如一，胸无城府，他的灵魂“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真，他像一面忠实的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