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夏天，是被两种截然不同的黏稠感包裹的夏天。
一种是物理的、闷热的黏稠。空气像一锅温热的糖浆，每一次呼吸都费力，汗水从额角、脊背成行滚落，把廉价的T恤浸得能拧出水来。这是贵州山区的盛夏，也是我命运转折前，漫长而焦灼的等待。
另一种，是命运的黏稠。父亲在那年春天，像赌徒般鼓起他毕生罕见的勇气，向村镇银行贷款五万元，一头扎进烟叶种植的泥潭。这笔钱，后来成为他脖颈上勒了多年的绞索，越挣扎，陷得越深。烟田里的劳作是精细而残酷的苦役，从育苗到烘烤，八九个月的光阴，汗水渗进每一片蔫头耷脑、卷了边的叶子。父亲拥有最质朴的勤劳，却唯独缺少将绿叶烤成“黄金”所需的、近乎巫术的技艺和运气。烘烤房里，温度与时间的轻微偏差，就能让一年的指望化为焦黑、无人收购的废料。整个夏天，家里都弥漫着一种比暑热更令人窒息的、无声的绝望。父亲蹲在田埂上，望着远方在热浪中扭曲变形的山峦，眼神空洞。阳光白晃晃地砸在地上，溅起一片刺眼的炽白，却照不亮他眼底的灰败。
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是在这片黏稠得化不开的阴郁里，像一把锋利而清凉的手术刀，划开了一道口子。
那张纸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却锐利。它像一束强光，短暂地刺破了烟田上方的低气压，也刺破了我对未来仅存的那点茫然。我加入了贵州大学的新生群，像一个潜入者，沉默地观察着那个即将涌入我生命的、全新的世界。群里充斥着对大学生活热切的想象，那些关于自由、爱情、社团、未来的讨论，对我而言，既陌生又充满诱惑。
真正的光，是透过我高中同学、班长“爱老板”（我们叫他杨大嘴）的手机，不经意地照进来的。那个暑假，他来我家做客，说是做客，实则是帮我分担山里繁重的农活。他性格外向，很快就在新生群里如鱼得水。我常听见他与未来的同学们语音聊天，在一片嘈杂的嬉笑中，有一个女生的声音，清澈而独特。
那不是单纯的清脆。那声音圆润，像月夜下被溪水冲刷了千万年的鹅卵石，温凉中带着一种奇异的、被时间打磨过的从容。她说话总是不紧不慢，句尾常常带着微微上扬的气音，像羽毛尖端，轻轻搔着空气，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痒。当她笑起来时，那声音便倏地漾开，甜而不腻，仿佛一颗蜜糖在温水里缓缓融化，连周遭闷热的空气都仿佛被浸润得柔和了几分。
我被这声音钉在了原地。
一种混合着怯懦、好奇与强烈渴望的情绪攫住了我。我像做贼一样，在新生群里找到她的名字——熊小云。这个名字，后来在我心里默念了无数个日夜。好友申请发过去时，我的手心沁出了汗，比在烈日下劳作时出得更多、更冷。
她很快通过了。一条语音弹出来，那个熟悉的声音直接撞进耳膜：
“嗨，你好呀，我是小芸！”
就这样，光，透过冰冷的屏幕，有了具体的形状和温度。
整个八月，我像一株久旱的植物，贪婪地汲取着这束隔空而来的微光。我们从名字开始，聊到各自模糊的过去，聊到绘画与音乐这些看似遥远却在此刻无比亲近的艺术。隔着屏幕，我们像是两个在各自孤岛上发现了相同频率灯塔的人，拼命地向对方挥舞着信号。她很少理会我的同学“爱老板”，这让他有些悻悻，说我“施了魔法”。我无心寻找什么“自己的队伍”，我的全部心神，都被屏幕那头看不见的声波和那个名叫“熊小云”的意象，牢牢占据。
我们约定，在大学校门口见面。
于是，等待有了更具体的焦灼。每一天，我都在数着日子，像一个囚徒计算着刑期结束的倒计时。那黏稠的、混合着烟叶焦煳味和父亲叹息声的夏天，终于被这日益临近的、巨大的未知稀释了。
九月，终于到来。父母陪同我，坐上开往贵阳的客车，经过九个小时的颠簸，抵达了贵州大学。校园之大，远超想象。它盘踞在花溪河畔，连接着公园与河滩，像个独立的小王国。我们所在的北校区（后称东校区），建筑老旧，宿舍甚至不如我高中的明亮。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安顿好父母，送他们踏上归程后，我的心跳，只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而搏动。
傍晚，夕阳给天际线镀上金边时，她的信息终于来了：她快到了。
我一路小跑，穿过校园。八月的风，第一次，在我感觉里是甜的。
校门口，人流熙攘。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她。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肌肤皎白，长发垂落，站在夏日黄昏最后的光晕里，像一朵刚从池塘深处浮起的、带着露水的莲花。那一瞬间，所有屏幕前的想象、所有语音里的温度，都凝固成了眼前这个真实存在的、亭亭玉立的身影。
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像早已熟识的老友。我接过她沉重的行李，陪着她完成报到，一路送到女生宿舍楼下。长途跋涉让她满脸倦色，我们简单道别，她需要休息。我站在楼下，看着她消失在楼梯转角，心里却没有预想中的激动或失落，只有一种奇异的、尘埃落定的平静。仿佛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奔跑，终于在这一刻，抵达了某个既定的终点。
光，落到了地上。而我的大学，才真正开始。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道光，以一种温柔而恒定的方式，照亮了我最初的校园生活。她会经常晃到美术学院的教学楼来找我，好奇地打量那些沾满泥污的雕塑台和未完成的画作。我则会在油画布上，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捕捉她侧影的弧度、眼神里的光，却总是徒劳——画布上的颜色，永远比真实黯淡一分。
我也曾鼓起勇气去她所在的音乐学院，那座建筑对我而言，是比山间小路更易迷失的迷宫。琴房传出的零碎旋律、走廊上擦肩而过的、抱着乐器的陌生面孔，都让我感到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我是泥土和静默的孩子，而这里，是声音与流动的国度。
我们最常去的，是学校旁的十里河滩和梧桐大道。夏天，我们在河滩的树荫下散步，看粼粼波光；秋天，金黄的梧桐叶铺满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夕阳的余晖穿过枝叶，在花溪河面上洒下大片跳跃的、炫目的碎金。那些时刻，世界是安静的，色彩是饱和的，仿佛青春本该如此——有光，有风，有另一个灵魂安静地陪伴。
但我分不清，这到底是什么。
那感觉超越了友谊的单纯，却又没有坠入爱情的激烈。它悬浮着，像一片温暖的雾。我以为，这是男女之间某种特有的、不言而喻的默契，是比友情更深、比爱情更轻的珍贵状态。我沉浸在这种模糊的甜蜜里，从未想过要去定义，更未想过，光，或许并非只照向我一人。
直到有一天，我清楚地看到，她对别的男生，也绽开同样灿烂的笑容，用同样清亮的声音说话，甚至，进行着同样亲昵自然的互动。那道我以为只属于我的光，原来可以，也正在平等地照亮别人。
那一刻，心里不是愤怒，也不是嫉妒，而是一种缓慢下沉的、冰冷的明悟。像终于听懂了，她曾经无意间说过的一句话：“你的世界太小，装不下我的江湖梦。”
原来，我所以为的“微妙”，在她那里，不过是天性使然的开朗与友善。我以为的“寄情”，在她浩瀚的、充满音乐与人群的“江湖”里，或许只是一段寻常的插曲。而我的喜欢，是孤独山风对遥远灯塔，一厢情愿的、沉默的朝圣。
大学的第一年，在“爱情”的幻光褪去后，迅速显露出它真实的、粗粝的质地。我并没有像那些励志故事里的主角，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相反，我像是挣脱了所有枷锁，开始放纵地“享受”高中老师们曾警告又隐隐描绘过的“自由”。逃课，沉迷网络游戏，在虚拟世界里消耗着本应用于现实拼搏的精力与时间。直到第一学期期末，挂科的通知像一记闷棍，把我从浑噩中敲醒。我才意识到，大学并非终点，而是另一场更复杂、更需要自律的竞赛起点。
父亲用种烟叶几乎颗粒无收的代价，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大学的奖励。那是我拥有的第一台，也是至今唯一的一台电脑。七年了，它从最初承载我游戏幻梦的玩具，逐渐变成了我学习技能、创业挣扎乃至此刻书写回忆的沉默见证者。它外壳磨损，键盘油亮，像一部我个人的微型科技史。
挂科的闷棍敲醒了浑噩的放纵，而生存的压力，比学业的焦虑更早地扼住了喉咙。父亲的笔记本电脑还没焐热，一笔笔待付的学费、画材费，像潮水般涌来，逼着我不得不走出校园，去触碰现实的粗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