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被誉为“匕首与投枪”，其尖锐的思想锋芒与独特的语言魅力密不可分，而词语的锤炼与运用，正是铸就这种魅力的核心。鲁迅杂文的词语使用，兼具精准的批判力度、鲜活的民间韵味与巧妙的修辞智慧，构建出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
精准的动词与名词选择，直击问题本质，是鲁迅杂文词语使用的首要特点。他摒弃空洞的修饰词，以简洁有力的实义词勾勒社会痼疾与人性弱点。在《拿来主义》中，“抛来”与“抛给”仅一字之差，却精准区分了被动接受与恶意施舍的本质差异；“送去”“拿来”“送来”三个动词，更是将不同文化态度的界限划得泾渭分明。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自欺力”“他信力”的造词，直接戳破了部分人虚妄的精神状态，用极简的词语完成了深刻的批判。这种用词策略，让文字如手术刀般精准，避开浮华的辞藻堆砌，直抵问题核心。
善用民间口语与方言词汇，增强文字的生命力，是鲁迅杂文词语的另一特色。鲁迅深谙民间语言的鲜活力量，常将口语化词汇融入杂文，让严肃的批判多了几分烟火气与感染力。《阿Q正传》虽是小说，但其语言风格与杂文一脉相承，“精神胜利法”“阿Q相”等源自民间的表述，被鲁迅提炼后成为批判国民性的经典概念。杂文中诸如“孱头”“昏蛋”“废物”等口语词汇，不仅生动刻画了不同群体的形象，更让读者在熟悉的语言氛围中，直观感受到批判的力量。这种口语化的用词，打破了文言与白话的隔阂，让杂文真正走向大众。
巧用反语与讽刺性词语，形成强烈的反差效果，是鲁迅杂文词语使用的点睛之笔。他常以看似平和的词语，表达尖锐的讽刺，让批判更具张力。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用“伟绩”“武功”两个褒义词，反讽暴行的残忍，反差之中，愤怒与谴责力透纸背。在《灯下漫笔》里，“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以“文明”一词反衬野蛮的本质，辛辣的讽刺直击封建礼教的虚伪。这种反语的运用，让词语的表层意义与深层内涵形成巨大张力，极大增强了杂文的批判效果。
鲁迅杂文的词语使用艺术，本质是思想与语言的高度统一。他以精准的词语为刃，剖开社会的病灶；以鲜活的口语为媒，连接大众的情感；以巧妙的反语为锋，刺穿虚伪的外衣。这种用词之道，让鲁迅杂文在百年之后，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