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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三）
在《太平年》的电视剧中，有二位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十分的出神入画，入木三分，简直就是把他们二人所演的人物给演活了，给演绝了。一位是倪大红所演的阴鸷权臣胡进思，一位是董勇所诠释的十朝元老冯道。他们所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翊翊如生，没有被脸谱化的善与恶，只有在乱世之中的挣扎与抉择。让上千年前的那二位历史古人给真正演活了。尤其是演员董勇把所扮演的那一个老臣冯道的那沉稳节制，从容威严，洞若观火，权谋机变，通过他的眼神的微妙变化和肢体动作的克制，将他复杂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丝丝入扣。更要命的是他把冯道的那忠苍生而非忠一姓，弃虚名而求务实，不做空谈名节的清流，宁负骂名，不负苍生的情怀给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也为历史上颇受争议，甚至被人们斥之为“三姓家奴”的冯道给正了名。
我们知道，五代十国的黑暗，原于是权力的失控。在它那短短的53年的时间里，诞生出14位君主。权力的更迭，快得像一场荒诞的闹剧。在这场闹剧的背后是无尽的杀戮与混乱，是蛮荒时代的弱肉强食。而冯道一次又一次向好斗的，贪婪的，无耻的，野心的帝王低头称臣，看似软弱如贱骨头，毫无廉耻。但在那个恶人当道的，杀伐不断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他袒护更多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的一次次软弱，投降，隐忍，只是为了换来片刻的安宁，换来让人民休养生息的，苟延残喘的，活命繁衍的机会。他的所谓的朝廷，一直坚守着，争取着，维护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他自认为他所管理的是一个合法的，能维持人民生计的，能保持文化礼仪的，能维护农耕秩序的，能休养生息的，能持续繁衍的政府。
我们也知道，世上最难的，不只是死，而是孤独地活着，被人误会地苟活着，是最让人揪心的，尤其是那份筹谋背后的极致的孤独感。在这乱世之中，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死人不需要面对史书的口诛笔伐，也不需要面对后世千年的唾弃。到唯独冯道，他所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活下去的路。他选择了去面对那个满手鲜血的异族君主，去虚与委蛇。他清楚地知道，只要他这一退，后世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所淹死。但他更清楚知道，如果他不低头，汴梁城内万千的性命，再无一人可保。这就是冯道的悲剧，他用自己被钉在耻辱柱上的那一刻，换来了整座城的万家灯火。古人亦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以为，在那个成王败寇的世界里，他选择了做那一块在黑暗的底层所默默承重的基石。纵使世人的骂名累累，遗臭万年，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还能春耕秋收，他便无愧于这满城烟火。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在烈火中永生，而是在泥淖中撑起的那一片蓝天。
所以我在想，当一个制度的崩溃，秩序的瓦解，任何政权都无法代表天下。而只有统治者的私产时，却固守着对一人一姓的忠诚，是否还有道德的正当性？冯道的选择给出了一个否定答案。他放弃了士大夫的虚名，包括殉国成仁的烈名，转而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的生存。在每一次政权更迭中保全行政体系，在每一次刀兵相见前争取百姓喘息。所以他在晚年所作的《长乐老叙》中，却将这段经历视为人生的荣光。这种自我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尖锐对立，恰恰揭示了评价标准的根本分歧。士大夫集团以“一臣不事二君”的绝对忠诚视为最高的伦理，而他却将“天下苍生”置于君主个人之上。这种伦理重心的转移，不是道德沦丧的产物，而是乱世中政治理性的必然选择。
所以我又在想，冯道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政治过渡中的民生保护，更在于他对文化延续的执着。在政权如走马灯般轮换的乱世中，文化的存续比政治的稳定更为脆弱。他深刻认识到，军事征服可以摧毁一个王朝，但唯有文化断裂才能毁灭一个文明。尤其是在一个平均寿命极短的时代，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善终，其政治生命的持久本身，就是对其务实策略有效性的证明。所以说，他不是时代的英雄，也不是时代的恶棍，而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下努力维持文明火种的技术官僚。理解了这类人物，需要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才能进入历史语境的深处，才能体会出其选择的艰难与无奈。所以他在《长乐老自叙》中说：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皆合其宜。这不是传说，而是一位老人对自己一生最为朴素的职业认证。也是他俸禄之外，不殖私产；家无余财，唯书数千卷的真实写照。
历史最终能记住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烈士，也包括了那些在泥泞中艰难前行的，为文明延续保存火种的长者。冯道的价值，不在于他所提供了什么道德标准，而在于他所展示出了政治伦理的复杂性。在这极端困境之中，何为真正的“忠”，何为真正的“仁”。他的正确答案是以民生为优先，是以文化为根基，是以务实为手段。或许这样的答案比较的简单，但道德答案更接近于政治的本质。不管是王安石说他是菩萨心肠，还是司马光骂他是奸臣之最，大概都是个人好恶的褒贬不一的词吧。
我喜欢五代十国中的冯道（882-954年），是因为能略微读懂些那个年代中的乱与暖和一位智慧良知的守护老人，也能真正懂得剧里所谓的“太平年”三字的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