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司马南和莫言的粉丝在网上争论愈演愈烈。
背景是莫言在一次论坛上说，他比较偏激，觉得文学作品不应该粉饰太平，应该更多的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而司马南则公开批驳，说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拘泥于揭露丑恶，还要更多的歌功颂德。于是，网上很多人开始挺司马南，觉得莫言作为中国的文学泰斗，这种论调太失偏颇，有过度迎合西方人取向的嫌疑。
我怎么看呢？西方的文学习惯于在站在黄昏里看世界，更多是折射当下的时弊或预言未来的黑暗，这与他们骨子里的海洋国家或小国危机意识，和他们习惯于复盘的习惯有关。我相信，他们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悲观主义是为了警示未来，从而让未来更美好，而确实像《哈姆雷特》、《悲惨世界》这样的作品更加广为流传。
西方比中国人更懂得穷则思变，懂得像优秀的人学习，从沉痛的历史中借鉴，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论》这部在西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的原因，因为资本家也学习资本论，也从中不断检讨和警醒自己的行为，从而带来了工会，带来了自由民主思想，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开放和繁荣。
而一向乐观的中国人相比而言，更展示出泱泱大国民众的胸怀，或许是经过秦朝焚书坑儒，明朝的空印案，清朝的文字狱的洗礼，国人基因里深植着这种观念：蚍蜉撼树，那是不自量力。所以他们去选择性的遗忘，两耳不闻窗外事，安于当下，明哲保身。
同时，长期的自给自足和闭关锁国，也让我们有了矛盾的民族性格，那就是既有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又有先天的种族自卑感。当我们看到西方影视文学作品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时，想当然的认为是他们刻意丑化自己，而没有想是否和我们多年的与世隔绝有关。
西方是在刻意丑化中国人吗？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说不是，是由于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源自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正因为我们没有既顺应西方的文学喜好，同时又能展示我们民族正面形象的文学作品，所以让我们被他们永远的定格成了清末民国初年时贫困落后的样子。
其实在中国，能够成为不朽名著的，也大多都是借古喻今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红楼梦》。民国初期，涌现了鲁迅、矛盾、老舍等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家，但是他们没有去触及能让全人类产生共鸣的话题，比如情感、伦理道德，而是更多局限在特殊时代背景，这也让这些作品失去了国际上的生命力。但是说实话，解放后，这样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少数几部《活着》、王小波的《年代》系列、《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作品，还都被列为了禁书。
从这点上来讲，莫言说的没错。有人说莫言是舔狗，其实不是。作为一名作家，只有作品能够被世界认可，才可以算作是成功。如果不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可能永远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本土作家。而能将思想深扎到全人类的灵魂深处，兼具商业性和文学性，确实是我们本土的作家亟待解决的课题。
同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中国的现实主义题材太少了。就像影视作品的诸多限制，扼制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就像一个个动辄封杀和下架的声音，加重了信息的茧房。文学创作本身应该百花齐放，应该有像《人世间》一样的真善美，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私和伟大，更应该有《丑陋的中国人》一样的客观和真实。——我们浸泡在蜜罐里太久时间了，孩子们不知道生活的疾苦，大人们又在自欺欺人的选择遗忘，这不是一个优秀民族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讲，我支持莫言。
《非对称风险》中提到，只有曾经风险共担的人才更值得相信。《原则》中说道，可信度加权要把话语权交给有过成功经验的人，在文学创作上，司马南肯定不如莫言有发言权，于是，我这次把票投给莫言。
司马南的话本无错，错在对莫言自己都认为是一句偏激的话而纠缠不休，错在站在了公知的角度去批判专业领域的学术话题。他和我一样，有时候在晨读会上发言，只是因为作者不会说话，就去劈头盖脸的反驳他的观点，因为这样既没有被回击的风险，还会显示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殊不知，外行评价内行，是一种我执，是一种哗众取宠。有时候，同行业专家之间的互相反驳是为了界定自己的学术边界，就像经济学家熊比特和凯恩斯，而司马南的出发点是什么呢？不知道，或许只是为了制造热点，吸引公众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