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971小时，第1908日

阅读《州县官的银两》

历史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我通常是从理解制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作用入手——探究现实中的人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什么样的文化引导人们进行选择，其他地方的人们面临相同的问题时又会有怎样不同的选择。雍正朝的财政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趣的制度改革研究个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8 世纪 20 年代的改革引发了较大的争论——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应当赋予地方政府多大的自治权利，税收的合理水平是多少，哪些属于政府职责，哪些又应当留给社会去解决。二十年前完成本书的写作后，我将目光转向了早期近代中国的其他方面，进入经济和法律制度领域的研究，但对雍正君臣的改革事业及相关研究一直情有独钟

不久前，美国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课程都以鸦片战争第一声枪炮为开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评价他们国家的历史时， 1840 年早已成为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由于仅仅关注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挑战之回应的失败，中国自身内在的演进进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关于人口增长、商业化、手工业发展以及农业专门化的研究将帝制晚期静态经济的说法彻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领域，腐败的清帝国的幽灵铭刻在 19 世纪历史的编纂者心中，至今挥之不去。尽管我们不再说“不变的中国”（ unchanging China ），然而理解中国早期近代（ early-modern ）经验的范式依然缺乏。腐败的帝国，由于陈旧的思想传统而与革新相暌违。结果，我们常常忽视这一历程的复杂性，并没有去探求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衰落的真正根源。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强加在合理化财政管理之上的帝制晚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桎梏，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华帝国的衰败，那么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对于帝国消除腐败的影响。

当这位新皇帝注视他父亲的国库时，不会因 800 万两的积蓄而沾沾自喜，他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本应是那一数目的数倍，但事实上却没有。它们的缺失并不是王朝开支超出了计划，而是财政管理不善的结果，本应上缴中央政府的赋税，在其他方面被挥霍掉了。而且，户部银库并不是唯一出现短缺的地方。京师其他部院有各自独立的财政——这是沿袭明朝的做法——也存在着短缺的情况。即便是粗略的盘查，除中央政府账目有严重问题外，也会发现京师各处库藏的亏空。

在 1723 年，新登极的皇帝最先的举措之一，就是向亏空及导致亏空之人全面宣战。

宋朝（ 960—1279 ）时地方政府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官员任职期间获赐的官廨田的收入。到了明朝，这一制度已不存在，但是公与私在财务上的区别并不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模糊不清。

在粮长制度下，粮食税的征解完全从州县官的控制中剥离出来，归入地方大户，他们的私人财产足以确保税收全额递解。然而，这一体制基本上独立于地方行政之外，因此它为税收的包揽提供了很多机会。使用自己的人员，建立一个独立的征税机构，本可以为专门化的赋税管理提供基础，然而事实上，粮长的位置被认为是一种力役之征，并且从未并入正式的行政系统，这将其内在的合理化潜质剥夺殆尽。

更为险恶的是，纳税人已向国家完税，但国家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所征收的钱款。这种情形常常会有中间人中饱私囊，可以归入“包揽”类。收税人是地方衙门胥吏，是士绅，或只是当地的无赖，他们与农民签约以征收和代缴他们的赋税。纯粹从形式上看，这意味着，农民拿出一点费用，作为回报，节省了时间以及节省了前往县城的花销。然而，农民经常被迫将他们的税款委托给包揽人员，或是豪强阻止他们上缴自己的税款，而这些豪强与地方衙门胥吏勾结，控制县里的征税点

同时也颁布了一道上谕，要求各省督抚每年奏销时要亲自盘查各省藩库。若不存在亏空，也将这一情况上报，并要求举荐那些完成征税任务的官员。另外，每年年终，知府要将辖区内州县已完和批准缓缴的各项目编制清册，并亲自对它们盘查。一经发现“征多报少”，知府有责任立即向上司报告。

从雍正朝初年所暴露出的数量庞大的亏空案件看，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的效能值得怀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通过贿赂户部的官吏就有可能逃避对清册的认真检查。而且，对迟交清册惩处较轻，惩罚的轻重与拖延时间的长短成正比。

滚单和三联印票是对明朝赋税编审和征收制度的重要改进。将重点置于个体粮户与政府直接征税的联系之上，这些清初的改革措施是官僚体制内奏销制度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在地方上的做法而已。然而，如同奏销制度被侵蚀和操纵而遭受挫折一样，滚单和三联印票在清除贪婪衙役征税和欺压百姓问题上也以失败告终。

没有人否认中国帝制晚期充斥着财政的不法行径，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邪恶行径的主要受害者是普通百姓。然而，如果全然从中国社会统治阶层的见利忘义来看待腐败，我们将会错过理解它为什么在中国公共生活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机会。损公利己的人存在于任何社会，操纵法定的税收，完全是中国官僚体制生存的需要，这种情形则远为有害。一旦这种做法被认可，看到它们的表现方式层出不穷也就无足为怪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存留额的多少并不与该县自身的大小和公务的繁杂程度成正比即便是最廉洁的地方官员也会发现，在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下施政是很困难的。尽管全部存留经费中包括了官俸这一项，然而用于此的数目极小，既不敷生活之需，也不足行政之用。然而，如前文所述，再加上衙役工食银，这些差不多就是地方政府文职官员全部合法的、可以支配的仅有经费。

除了自己的生活开支外，每个地方官员都有一群数量可观的属员要养活。因为在设定衙役数额的时候，许多行政事务当时仍然是由当地百姓作为劳役来完成的，因此由政府提供工食银的衙役数目不能满足地方行政的需求。随着人口增长、行政事务成倍增加，大多数州县发现需要增加额外的人手。

大多数官员也有一定数量的幕友，他们精通法律、钱粮以及行政管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良好的教育，薪水常常多于政府给官员本人的俸银。州县官所聘请的一个幕友一年约得银 100 两，供职于大员的幕友的薪水会更高。 这自然会造成官员财政的紧张，但幕友被认为是官员行政班子不可或缺的部分。每个州县官至少有两个幕友，对于大员而言，他聘请十个幕友也不算稀奇。

正式的收入分配制度不足以提供诸如小规模的赈灾、城市修建、县衙雇用足够的人手等基本的经费，这令地方官员除了谋求其他的手段外别无选择。

捐俸减轻了各省大员赔补某些亏空的个人责任，同时这种做法克服了奏销制度内在的僵化。然而，它是以牺牲地方官员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不得不承受又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本已菲薄的合法收入的侵夺。

短缺是中国帝制晚期每个地方官员生活的组成部分。然而，整个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初期，河道在疏浚，城垣在修葺，桥梁在建造，道路在修缮，司法公正，秩序井然，穷人得到帮助，作为公共财政最大消费者的官僚集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绝不是一个福利国家，也不是由一个特别积极主动出击的政权统治着。但即便如此，清初政府取得的成就，还是远远超出了正式税收和财政制度的支撑能力。

中国也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支持公共财政的大型金融机构，无法从中获益。最后，中国地方官员只有两种选择：或是一点点地挪用中央政府本用于其他用途的款项或已确定解送中央政府的那一部分经费，或是在征税过程中或市场交易中从百姓那里榨取所需的经费。

加派并不总是偷偷摸摸的，当开展福利性公共事业，尤其是灌溉或是疏浚工程时，常常会依当地百姓拥有的土地数量征收一部分经费。

在征收地丁钱粮的过程中，盛行着许多种加派方法。在征税之初，当州县官对每个纳税人应缴赋税进行编审时，他会偷偷地向每个纳税人应缴的赋税每两加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这种做法叫“飞洒”。如果百姓对税收标准知之不多——情况也常常确实如此——这种做法事实上不会被察觉。尽管摊派到每亩土地上的银数微不足道，但对全县而言，尤其是高赋税率和高生产力的地区，仅“飞洒”一项就能够获数千两之多

除了向上司呈送钱财以外，官员常常向上级衙门的书吏呈送“饭食银”以资助衙门的开销。这种做法可能源于凡到上级衙门办理公务，就呈送一小笔费用的惯例，以弥补书吏们饭食与办公文具的开支，因为这些书吏在处理由下级缴送的公文或是赋税时要被封锁在他们的办公场所内。最后，这些捐助成为常例，作为赋税额的一个固定百分比数，通常与赋税一起解送。

绝大多数州县官从吏部那里得到任命，可是一旦身处官位，最关心的是取悦他们的上司，因为上司拥有弹劾他们簠簋不饬的权力。但作为非正式收入的来源之一，上司依赖州县官，所以他们弹劾州县官的积极性就要大打折扣。如果上司只是依靠出自下属的经费资助，那么就建立起来了一种下属贿赂和上司包庇偏袒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趋同的利益，构成了非正式经费体系的支柱，并使之运转起来。

1723 年，大多数当权者看到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他们想到了腐败正在引发亏短，但没有看到实际上正是亏短使腐败成为必然。只有当雍正皇帝强有力地诊治这些症状的时候，疾病真正的本质才逐步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