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阎锡山背信冯玉祥
（1）
却说阎锡山在蒋介石、冯玉祥进行冲突时，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在一直洞察事情的进展与变化。从他的角度来说，如果蒋介石把冯玉祥扳倒了，那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时蒋介石就会来对付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还必须与冯玉祥联合，不能被蒋介石给消灭了。
但是，此时西北军二十几万人就在他旁边，他也害怕不知在什么时候冯玉祥会重重地给他一击，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也希望借此机会让蒋介石给打击一下，削弱一点他的嚣张气焰，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基于这种复杂的心理，所以当蒋、冯二人在“打电报战”时，他却保持沉默，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他阎锡山这么个人似的。
但是，在私下里，阎锡山却在动脑筋，看在蒋、冯二人之间，他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为了保住他晋、绥、平、津的势力范围，他该如何去做才能妥帖，这可是需要他去筹划一番的事情。
想来想去，阎锡山觉得，他只有去做那个比较困难的“墙头草”，其具体做法就是，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即在打击了“冯”之后，又得去拉“冯”来抗“蒋”。这个结果就是既能在“蒋”面前抬高自己，又能阻止“蒋”对他的进攻。
具体地说，就是借蒋介石之强大武装把西北军挤出河南、陕西，让他来拥有一个黄河以北的广袤地区，到那时候他就是北中国的霸主。但这个过程有些复杂，靠想入非非那是无用的，得瞅机会，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可能才把这个事情弄得到手。
阎锡山的算盘打得可精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该怎么办。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最忌讳的，就是阎、冯像铁板一样熔在一处。他需要的是如何去分化他们，然后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抓住阎锡山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阎锡山一种势力，那就好办了。说白了，不管是阎锡山，还是冯玉祥，想搞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封建割据”，都不行，都得一一铲除。
而冯玉祥呢，要抗住蒋介石来铲除他，还必须得联合阎锡山，方能站稳脚跟，不然就得被蒋介石进行肢解，而且阎锡山还可能在背后捣乱，事后还得分一杯羹。
这就是目前蒋、冯、阎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都在谋算，但在表面，却是很光鲜的，根本就看不懂它的来龙去脉。有时和对方哈哈大笑，可手中的刀子却对着他的心脏；有时和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可不久后又眉来眼去，握手言欢。
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踩过自己设定的底线，可就得毫不客气，只能刀兵相见。
这就是军阀与军阀间的一种不成文但又很默契的法则。
(2)
“奉安大典”一过，蒋介石要着手解决冯玉祥的军队了。六月七日，他首先致电阎锡山，委任他在太原建立北路军总司令部，并要阎担任总司令，然后带着他的晋军去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军。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冯玉祥逼迫出国，“入山读书”是不行的，其后果就是养痈遗患。
但阎锡山在复电中却婉拒蒋介石的“委任”，申明他不主张内战，提出“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事情，并扬言说，如果要逼迫冯玉祥出国，他也愿意去，而且还和冯玉祥一起去，这山西他也不要了。
他这一说，无形之中却表明一种态度，即他是和冯玉祥连在一起的，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意味，也像是打断骨头却连着筋，藕断丝连线线串。
而且，阎锡山不是说说而已，还真做了一个样子，派人到天津去给他订购到日本的船票，俨然要去日本定居。
蒋介石知道这个事后，认为他这是一种变相的要挟，其弦外之音就是，如果你把他逼急了，他就和冯玉祥拧成一股绳直接对付你，那时你就是两个对手，看你顾哪头？
于是，蒋介石只好来个缓冲，不去逼阎锡山进攻冯玉祥了。
但是，在这期间，阎锡山却在打自己的算盘。他邀请冯玉祥到太原来共商“反蒋”大计。
可冯玉祥在华阴接到他的电报后，根本就不敢去，因为他怕阎锡山有阴谋。虽然他们曾是结盟的弟兄，但这种关系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像纸糊的灯笼，根本不牢靠。
为此，冯玉祥先是派手下人邓哲熙和曹浩森去山西与阎锡山接洽，看看他的动静。
但阎锡山却很不满意，在交谈中，他闪烁其词，意思是只有他与冯玉祥才说得清楚一些事，至于其他人，那是没有办法的。
为了表示他有诚意，事后还派了一个叫李书城的人亲自去请冯玉祥，要他来太原谈。
李书城这个人资历很深，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孙中山组建同盟会之时，还参与了此事，并协助孙中山、黄兴制定革命纲领，后来还被任命为黄兴的参谋长。
李书城本是湖北人，他的弟弟李汉俊曾经还是共产党员。那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会址，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其实就是他的公寓。他本来在唐生智军中任总参议，鉴于他在日本时就与阎锡山熟识，所以自蒋桂战争爆发后，他就被派到阎锡山这里来联络。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李书城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他一直是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他本来是在唐生智手下做一个幕僚的，为了联络各地的“反蒋”势力，鉴于他在日本时与阎锡山是同校不同级的关系，就被唐生智派到太原来串联。现在阎锡山觉得他有大用处，就把他派去专请冯玉祥。
这边，冯玉祥所派的邓、曹二人见阎锡山支支吾吾，模棱两可，知道他们是谈不好的，只好回去向冯玉祥汇报。
冯玉祥听后，还是不敢去，他总觉得阎锡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又何必遮遮掩掩呢？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所以他还得派邓泽熙再去一趟太原，专门去告诉阎锡山，就说除了他冯玉祥不来山西，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
邓泽熙听后只得领命又去，可他刚出潼关，到风陵渡时，就遇到了前来邀请冯玉祥的李书城，于是邓泽熙只好跟李书城回头走。
冯玉祥认识李书城，而且知道他在国民党中的名望，所以当李书城在见到他后，把自己的来意一说，并一再保证，阎锡山那边没问题，用不着顾虑那么多，这才使冯玉祥如释重负，答应和他一起入晋去见阎锡山。
（3）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一起，从华阴县动身去山西。
二十四日，他们一家到达太原。
在介休，冯玉祥见到了阎锡山，并受到了他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但阎锡山是款待归款待，却不谈如何“反蒋”的事，而是派人四处张扬，他正在为出国准备服装和洗漱用具。这给人的感觉是，他真要和冯玉祥一起手拉手地出国了。
当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简直急坏了。
他想，如果他们果真要一起出国，那就会使西北军和晋军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他的“各个击破”战略就要失效。
于是，为了笼络住阎锡山，蒋介石又委任他为西北宣慰使，要他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委任却不理睬，而是用更强硬的态度向他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一起出国。如果国民党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的职务。
蒋介石见这一招不行，就觉得只有直接出面去挽留阎锡山。他致电阎锡山，要他到北平去，他们见面后再谈。
六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三人去太原，还带着他的亲笔信。
说到这个赵戴文，他是去年到南京去做阎锡山的替身就任内务部长的，这次也被派了回来帮助做阎锡山的工作。
至于孔祥熙，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让他来也是想靠“老乡”这种关系，来与阎锡山勾兑感情。
阎锡山一见有这么些人来请他，而且都是大有来头的人，心里很高兴。
这样，阎锡山的身价一下就涨了，居然把蒋介石搞得团团转。
他见蒋介石已经上钩，于是把冯玉祥一家安排在太原西南的晋祠去暂住，说他有空就来协商大事，然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对付蒋介石派来的人。
经一系列讨价还价后，阎锡山答应随这些人去北平，然后电请国民党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准备当一个两边都讨好的和事佬了。
六月三十日，阎锡山和蒋介石在北平终于见了面。经他们密谈，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这个交换的条件就是，只要阎锡山不和冯玉祥一起出国，蒋介石将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地位仅次于他蒋介石本人。
在全国军队中，阎锡山一下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这一下，阎锡山感到这才是他要的效果，于是答应蒋介石，他得马上回去，尽快解决西北军的问题。
阎锡山去北平后已是七月，但七月二日那天，在晋祠的冯玉祥决定去找他谈，可得到的消息是他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
其实，这只是一个巧妙的托词。实际情况是，他根本就没在太原。
七月四日，阎锡山在北平还叫人退去了到日本的船票。
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九日，他还和蒋介石、张学良在北平的西山举行过一次秘密会晤。
这个会晤的结果是，蒋介石要阎锡山回山西处理西北军善后，要张学良回东北后发起“反苏”运动。所以不久后，在哈尔滨，就出现了“中东路事件”。
（4）
冯玉祥一直在晋祠住着等阎锡山的消息。他不是要出国吗？冯玉祥一直在准备和他一起去，连衣服鞋袜都预备好了。
但是，阎锡山从北平回来后，再也不提“出国”的事了，更不要说“反蒋”了。
当然，他不会说从北平回来，而是说“病好了”，可以接待一下盟兄了。
这时，冯玉祥估计阎锡山已改变了主意，于是对他说：“你不去就算了，那就我一个人去吧！”
可是阎锡山却说：“我不是不去，手里的事情还没有忙完，你就等等我吧！”
冯玉祥一听信以为真，也就只好等。
可是等了半个多月依然没动静，冯玉祥心里也就慌了，又去找阎锡山。
但阎锡山却对他说：“出国是肯定的，大哥你一定要等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冯玉祥又去问，阎锡山却说：“大哥不着急，这事得慢慢合计，你如果不等我，我曾经说过的话就不作数了，这在人格上你让我如何交代？”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三番五次去问，几乎都是一句话，等等吧，而且问急了，阎锡山会亲热地拉着冯玉祥的手，关心起他的日常生活来，说：“大哥您缺什么尽管说，米面蔬菜，油盐酱醋，烟酒肉茶，一样都不能少，管够！”
这一下，冯玉祥才觉得他可能是上当了，阎锡山这哪里是要“出国”？分明是想通过这个“出国”为借口把他拴在这里，让他动弹不得。
然后，他就可以背着他冯某人随便去活动，说不定与蒋介石已达成了什么协定要收拾他呢。不行，这样下去，那他就完了。
冯玉祥估计，阎锡山可能是把他给“卖”了，于是就暗暗嘱咐身边的人，拿着他的手谕偷偷回陕西，找到鹿钟麟和唐悦良等，要他们偷偷去投靠蒋介石。
这几个人是和他一起辞职“反蒋”的部将，鹿钟麟还是他的替身到南京去就任军政部长的，唐悦良是外交次长，现在为了对付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冯玉祥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进行旁撬，看阎锡山是不是真的背叛了他。
怎么“撬”呢？他认为，这几个部下如果“投靠”了蒋介石，阎锡山背叛了他，会着急的。因为他一样有共同的心理，怕蒋介石与西北军订什么协议来收拾他。
七月中旬，西北军代理司令宋哲元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愿意接受“中央”编遣，要求蒋介石接济军饷。
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他认为西北军已向他屈服了，以后就不需要阎锡山了。于是，对阎锡山马上就冷淡起来。
接着蒋介石开始着手恢复鹿钟麟、薛笃弼、熊斌、唐悦良等人的名誉，还亲自召见他们，加以宴请。之后，还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去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他的部将，供应部队军饷。
此时，广西的战事已全部结束，西北军又全部“归顺”，这给蒋介石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想，这个事情原来觉得有些难，没想到却这么顺利，看来杨永泰给他订的“削藩策”那是绝对的正确。西北军靠“经济”，简直太准确了。他们不是没军饷了吗？怎么样，兜不转了吧？所以他们没有别的路了，只好屈服。
（5）
西北军一“投诚”，蒋介石就要实施第二阶段的“编遣”计划了。
第一阶段，只是限定各武装集团的兵力和部队的编制问题。第二阶段则是“编遣”的实施阶段。这个阶段，以前对冯玉祥和阎锡山这两个军事集团根本就没法动，只有把他们分解开，才有这个现实性。可如今西北军一投诚，就把他们分解开了。这一下，阎锡山就只有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估计，阎锡山的实力有限，不一定能唱得下去。下一步，那就是对他的晋军开刀了。
八月一日，蒋介石的第二次“编遣”会议在南京又重新开幕了，出席会议的除身居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中央军、西北军、晋军和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
这个会开了六天，除开幕式、闭幕会，中间进行了五次会议，形成了三项最重要的决议，如“呈请国民政府限制今后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任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案”，就是其中的一项，同时还发表了《编遣实施会议闭会宣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都是按照蒋介石授意事先写好的，没有讨论的余地，只许举手通过。
那个《闭会宣言》规定：
各地方应当保留的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七至九个师，只要求平均，不问素质。
宣言还说，“欲谋国权的统一，应有军队统一始”，所以要坚决实行“化私人军为党国军，化地方军为中央军，实行公军主义，军而能公，则一切乱源才可以消除……”
这个《宣言》一发表，许多地方实力派就觉得蒋介石是在收缴他们的吃饭家伙。
因为按照这个《宣言》，各编遣区都会少编二至四个师。但是，全国应编成的军队总数却由原来的五十个师增加到了六十八个师。
这就是说，蒋介石利用增加编遣区的办法，削弱了地方实力派，为自己增加了十八个师的编制。
而且，蒋介石还把这个《宣言》是否实施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来定性。也就是说，如果谁拥护，谁就是革命的同志。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是敌人，那就得兴兵讨伐。
这样，摆在各地方实力派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了，即交出军队，驯服在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名下。否则，就是“反革命分子”，要名正言顺地给予翦灭。
这一下，许多人都不干了，纷纷出来反对。
已投靠蒋介石的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也在参加会议，他们听到这个规定，都如坐针毡，准备另寻出路了。
张发奎当时触动很大，当他回到宜昌后就在思考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他接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留驻上海的“改组同志会”给他发来的，委任他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指挥，这实际上是要他扯起“反蒋”大旗。另一封电报则是蒋介石给他发来的，要调他的部队到徐州去驻防，而宜昌这里则由胡宗铎手下投诚过来的张义纯第五十六师来换防。
张发奎想，这一下可糟了。什么到徐州去驻防，这分明是让他们到那里去缩编。因为以前有人就提过，说他的第四师根本就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的人数。看来，如果依了蒋介石，那就难逃被裁减的命运。于是，他准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接受“改组同志会”的任命，扯起“反蒋”大旗再说。
这样，在九月十七这一天，他趁全国上下都在过中秋节之际，对来换防的张义纯师进行了突然袭击。
对方根本没有防备，就被他打得措手不及。
（6）
在南京，阎锡山看到那个《闭会宣言》，他心说“上当”。他万万没想到，与蒋介石忙了几个月后，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或者说，他以为和蒋介石一结盟，他的晋军日子应该好过些，可没想到，还是逃不过这个“裁军”的命运。
这还忙个什么呢？这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八月六日，阎锡山向蒋介石投了一块石头问路：请求辞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一职。
八月十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
阎锡山一看情况不妙，这不仅说明蒋介石已对自己不满，也说明他阎锡山在控制西北军的地位上已不重要了，并警觉地认为，这是蒋介石要对晋军采取行动的不良信号。于是，他马上后悔起来，感到“媚蒋压冯”的决策居然成了失策。
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宣布，特任命鹿钟麟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还有，前不久任命的薛笃弼为卫生部长，唐悦良为外交次长。
八月二十二日，又任命冯玉祥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
这在外界看来，蒋介石与冯玉祥西北军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对话，而且关系还很密切。
但对阎锡山来说，却是一种灾难，他心说：“大势不好，情况有变！”
他已敏感到，蒋介石重新启用西北军的人，说明蒋、冯之间已有了新的交易。
下一步，就将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阎锡山了，这该怎么办呢？
阎锡山的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乱转起来，然后皱紧了眉头。突然，他觉得他在挤兑冯玉祥的时候，蒋介石也在挤兑他。
说白了就是，他把冯玉祥收拾了，下一步就该轮到他阎锡山了。
看来，他还是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才有出路。如果冯玉祥第一个不存在，他阎锡山就是第二个。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蒋介石就拿他没办法。因此，阎锡山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老路。
时间已到了九月，阎锡山再也沉不住气了，在中秋节那天，也就是九月十七日，特意到晋祠去拜访冯玉祥。
为了庆祝传统节日，他提出与冯玉祥一起过节，而且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向冯玉祥述说了他的艰难与苦衷。
他说：“大哥，真对不住您了，这出国留洋的事可能要泡汤了。蒋介石现在开了一个会，叫第二次编遣会议，要整编我们的军队了。如果我们一走，那就给他腾出了地方。所以，今天趁这个中秋佳节，我是特意来和你商议的，不是一起出国，而是一起对付这个小蒋！”
阎锡山把冯玉祥在晋祠滞留了三个月，到了九月十八日，他才对冯玉祥说：“为了共同协商反蒋之事，这个晋祠可能是不便再继续住下去，我看搬到我的老家附近去，那里有一个建安村，环境很好，便于我们协商。”
冯玉祥听后，知道自己的韬光之计终于凑效，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他听阎锡山这样说，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就这样，冯玉祥就从晋祠转移到了五台山脚下滹沱河对岸的建安村。
（7）
九月二十六日，阎锡山专门来约冯玉祥，说是他们一起去河对岸游览五台山。
冯玉祥一听，欣然答应。
原来，建安村在滹沱河的南岸，北岸就是五台山的东南部，那里沿途都是寺院，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座呢。
阎锡山要同冯玉祥去游五台山，他让人给冯玉祥牵来了一匹高头大马，而自己却骑着一头毫不起眼的灰色小毛驴。
这让冯玉祥一看，大惑不解。
于是，他说：“百川老弟，你一个堂堂的省主席，总司令，怎么能骑一头小毛驴呢，这不大杀威风吗？
阎锡山却谦逊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大哥就是大哥，小弟怎能和您齐头并进？”
冯玉祥一听，心里却在犯嘀咕，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这句话显然是靠不住的，但不知道他这样做，其葫芦里到底是装的什么药。
就这样，他们在随从和侍卫的簇拥下，从那个建安村出发，找来一条船，渡过了滹沱河。
到了河对岸，他们一个骑驴一个骑马，开始了爬山。由于冯玉祥个子高，根本就没法骑了，只好下来把马牵着走。可一看阎锡山，他骑着小毛驴可自由啰，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的，真是悠哉游哉!
现在，冯玉祥知道了，阎锡山为什么要骑驴。看来在走路这个问题上，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方式走路，阎锡山可是一个高手呢。
原来这五台山是属于佛家圣地，从西南麓一直到东北麓。沿途基本都有寺院，特别是那个东北麓，可以说是寺院如林。
五台山得名于这里的五座山峰，由于它的峰顶平坦宽阔，很像垒起的土台。关于这个命名，在古籍《名山志》里是这样说的：“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
由于佛家讲究的是平衡因果静坐，这个“五台”就像五座讲经说法的高台，被佛门众僧一眼就看中，所以就出现了山下第一座寺院，其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
相传这里是文殊菩萨做道场的地方。
据说，从北魏孝文帝开始，这里就成了佛门子弟朝拜的圣地。
在唐代，佛教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
自此，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推崇这门宗教。于是，兴修寺院，焚烧香火，叩拜菩萨，也就成了皇帝们必备的精神食粮。一千多年来，山下的寺院也在不断地增加，这就形成了今天这种寺院如云的状态。
具体的统计，到了民国这个时代，这里还有完整寺院六十八座，大小僧人上千。
这里的寺院，最著名的是显通寺。它位于台怀镇的灵鹫峰下，是五台山佛教建筑群的起源，始建于东汉时期，与洛阳的白马寺并称中国最早的寺院。
显通寺，顾名思义，在这里烧上一柱香，然后再抽一根签，就能“显通”神灵，预知未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但它可以使心里烦躁的人，能得到一点暂时的安宁。
冯玉祥和阎锡山来到了显通寺，还各自去烧了香，然后随便抽上了一根签，阎锡山抽的是“上签”，冯玉祥抽的是“中签”。
上签上说：
“锅儿放在枕头边，开仓放粮在眼前。鱼儿脱得金钩去，从此以后不复还。”
中签上却是：
“楼台高耸戳破天，雾里云头闪雷电。山穷水尽亦有路，柳暗花明走一边。”
二人看了之后，心里一震，好像受到了触动，之后相互交换着看。接着，都哈哈大笑。
游了几天后，他们终于回到了建安村，然后坐下来共同商议起如何“反蒋”来。
（8）
国民党“三全”大会以来，尤其是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蒋介石利用合法“中央”的名义，口称要“根本铲除封建割据”，坚持武力统一。这样一来，不仅引起桂、冯、阎三大地方实力派与他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日益尖锐的战争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有人却看见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个现状发展自己的机会。他们就是由陈公博在上海组建的“改组同志会”。
这个被蒋介石排斥在“三全”大会之外的以陈公博等人为首的改组派，为了扳倒蒋介石这个极右势力，便在反蒋派军阀之间奔走联络。他们觉得用“文”的方式，对拿枪杆子的蒋介石来说已丝毫不起作用，或者说靠南京“三•一四事件”那样的政治斗争，是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他们也要搞军事斗争，但手里没有兵，就只有依附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反蒋派军阀。
就这样，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增设了军事机构，以“护党救国”为旗号，企图把各地方实力派揉捏起来，组成一支共同“反蒋”的同盟军。
为了让这个“改组同志会”所撮合的同盟军更有权威性，陈公博特意把流落海外的汪精卫请了回来，然后由汪精卫作为灵魂人物来任命与指挥这个反蒋的“护党救国军”。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汪精卫从法国回到了香港，一下就使在上海活动的改组派们马上就有了活力，同时那些已被蒋介石逼到墙角处的反蒋实力派们，一下就有了军队能够自保的权威依据。于是，一场在中国大地上国民党内部进行的大规模“反蒋”潮流开始形成。
再加上汪精卫一回来就打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牌子，响当当硬邦邦地谴责蒋介石的“三全”大会是个人包办的不合法，而只有他主持的“二全”大会或二届三中全会才是合法的。
这一下，其号召力之大，在汪精卫周围，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反蒋势力的“革命中心”。
于是，汪精卫开始筹建以他为核心的“合法”中央来，各反蒋实力派也纷纷前来与这个国民党的“第二中央”建立联系。接着，“护党救国军”的序列番号也拟定出来了，以冯玉祥的西北军为首，组成了八路大军，冯玉祥为第一路，阎锡山为第二路，张发奎为第三路……
自五月以来，只要谁先通电“反蒋”，谁就会被汪精卫排上顺序，然后给一个番号。
（9）
经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山西省五台县的建安村密谋，决定冯玉祥的军队先开始起事，阎锡山的军队随后跟进。
十月九日，冯玉祥部将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了蒋介石的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
阎锡山、冯玉祥即于十月十日回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于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
其实，这是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建安村设计的“双簧”。待他们商定好后，让冯玉祥的部将宋哲元等开始“反蒋”，而他俩则躲在幕后指挥。这是因为冯玉祥已辞职隐退，阎锡山还兼着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他们是不便振臂一呼的，所以只得让宋哲元等二十七人共同署名“反蒋”以代表整个西北军。
然后，阎锡山还在旁边装好人，还进行“规劝”，让外界，特别是蒋介石，还以为这“反叛”与他无关。
但是，宋哲元等二十七人却好像不听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劝告，而是在十月十日，联名发表了拥戴冯玉祥和阎锡山以讨伐蒋介石的通电，还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具体内容为：
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鸷”，“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民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卜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的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介石罪状皆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随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杀来。
这一下，自张发奎九月十七日于宜昌扯起“反蒋”大旗后，广西的俞作柏也反了，现在西北军二十七人又联名反了，这一下可把蒋介石搞得手忙脚乱起来。
如果没有杨永泰等人在旁边给他出谋划策，可能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挡住这个局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知道的，俞作柏“反蒋”，让金钱给收买了部下，使他还没有开始行动，就给拆台了。
张发奎要南下广东，却让何键的军队刘建绪部挡在了湘西，足足有一个月在沅江以北一直过不了河。
而冯玉祥的这个西北军蒋介石又该怎么办呢？在杨永泰的建议下，他采取的是两手战略，一手在军事上与西北军对峙，另一手则是分化瓦解“阎冯联盟”。
（10）
十月十日，正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纪念日，也是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冯玉祥的西北军出潼关，进河南，对蒋介石属下的军队进行了大举的进攻。他们推戴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副总司令，把冯部所有军队共编八路，公推宋哲元为西北军代理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冯军沿着陇海路朝东边一路开进，其目标是攻洛阳，夺郑州和占开封。还有，孙连仲和刘汝明带着他们的两个师从紫荆关出去，直扑南阳；张维玺、田金凯那两个师，从武关出发，沿白河朝东边开进，直接威胁襄樊。
他们的安排是，如果襄樊一得手，就朝着江陵、沙市打，跟两广的张、桂联军汇合。
十月十一日，南京方面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
南京政府也在这一天颁布了三项命令，一是宣布宋哲元、石敬亭等“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谋乱”，予以“免职缉拿惩办”，对其部队，令各路“讨逆军”，分别“剿办绥抚”；二是认为在中央供职的鹿钟麟、刘骥“图谋不轨，离职潜逃，均予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缉拿，务获归案严办”；三是令阎锡山部属朱绶先代理军政部长职务。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宣称“汉贼不两立，我不消灭‘逆军’，即为‘逆军’所灭”。
新投靠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在十月十四日这天也发表通电，反对他们曾经的第二集团军“破坏编遣”，声讨石敬亭。
西北军三路人马一出动，开始是很顺利的。
孙良诚带着正面的主力，没费多大劲就把守洛阳的徐源泉那个师给打垮了，而且一下子就推进到登封、密县一带。
宋哲元指挥冯治安等几个师把临汝也给拿下了，刘汝明的部队也到了西峡，从武关出来的张维玺那个师已跑到了河口。
宋哲元和孙良诚这两路军，原来是靠驻陇海线黑石关的庞炳勋第二路军策应着，正准备安排部队去把许昌和郑州给拿下。
十五日，阎锡山发电给南京的赵戴文，答复五院长，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要尽力制止。
十六日，为了对付冯军的进攻，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讨逆军”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
“讨逆军”五路，具体是第一路方鼎英，第二路刘峙，第三路韩复榘，第四路何健，第五路唐生智。预备队总指挥为陈调元，运输总司令为贺耀祖。
明显看得出，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五路总指挥，那是有目的性的。前面这些人，作为一个小小的石友三，他怎么能指挥得动？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蒋介石的一个策略，目的是用来麻痹“逆军”，再就是有意抬高石友三，害怕他看见西北军来了，招架不住会进行倒戈，还有就是石友三所处的位置正是冯军进攻的重点河南信阳，一旦被突破，西北军就要出武胜关直下武汉。
其实，真正的总指挥是他蒋介石，在前线战场上，谁也指挥不动谁。
蒋介石的安排是，唐生智、何成浚、杨杰这些人的部队，就在陇海路正面堵击，把阵地构筑得固若金汤，以阻堵孙良诚那几个师往东。方鼎英指挥的那几个师，则把他们布置在舞阳、叶县、西平一带，守住平汉路。刘峙指挥的蒋军嫡系有两个师，专门放在武汉，预备对各路军进行策应。
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
十八日，两军终于交战。
此时，蒋介石又任命一次阎锡山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实际在提醒他，不要把阵脚搞错了，他是南京这边的人，以此来孤立冯玉祥的西北军。
开战之后，西北军的攻势很猛，蒋方的“讨逆军”却节节败退。
就在这个关键点上，阎锡山却背叛了冯玉祥接受蒋介石的任命，还将西北军的兵力部署、装备情况等军事机密向蒋报告。
十月二十六日，正当西北军攻势很猛时，阎锡山突然发表声明，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并劝冯玉祥命令西北军各部停止进攻。
二十七日，战线已移至河南巩县与登封一带，并开始进入大决战。
蒋介石看见西北军攻势很猛，马上使用了飞机对他们进行轰炸。
西北军的侧重点是攻击登封、临汝一带，蒋介石估计战事可能会扩大，这样兵力就有些不够，于是马上又电令在重庆的川军整装待命，还发表了《讨冯誓词》和《政府今日之责任与国民现在之地位》一文，声讨冯玉祥，为自己的合法地位明胆壮威。
二十八日，因西北军攻势勇猛且声势浩大，使石友三部快抵挡不住，这时蒋介石慌了，马上亲自到汉口来督师，把嫡系刘峙所率的几个师派到关键位置去。
（11）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他要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阎锡山是他这边的人。
这一招很厉害，让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阎锡山根本没法再背叛他去支持冯玉祥了。
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会面，目的就是稳住他，不能三心二意。
宋哲元等知道阎锡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所以起事时没有按原来约定的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而是笼统地提出拥戴阎、冯为正、副总司令。结果正如他们所料，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却按兵不动。
这让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个窍门，于是就竭力拉拢阎锡山，任命他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还承诺给晋军每月六百八十万元的军饷，让晋军见钱眼开，动弹不得，从而陷西北军于孤立。
十一月一日，战争进入第一阶段的大决战，蒋介石抵达郾城前线来督师。
他看见西北军来势凶猛，有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战场上不断增兵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采取政治手段拉拢阎锡山。所以，当冯军需要增兵时，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这就把西北军搞被动了。
十一月五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军完全拥护中央。
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媾和。
随后晋军和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
在建安村的冯玉祥知道此事后大吃一惊，于是马上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提出抗议，并开始绝食。他要向国人昭示，阎锡山是怎么样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寄居在太原的李书城也表示抗议。
他是为了“反蒋”才到太原来的，如今阎锡山公开背叛他曾经的诺言，让他去专请冯玉祥，如今又把冯玉祥软禁在建安村，不让他走，还公开投蒋。
为了表明立场，李书城准备也去建安村，与冯玉祥住在一起。
十一月八日到十五日，是大决战的第二阶段，由于阎锡山的中途背叛，西北军虽很顽强，但已处于劣势的境地。
十七日到二十日，西北军所攻下的洛阳失守，接着马上陷入了蒋军与晋军的两面夹攻之中，粮饷和弹药也没法提供和补充了。但相反的却是，阎锡山不缺粮弹，蒋介石还给他送来六百八十万元的军饷。
这就注定了阎锡山要跟蒋介石走，不会去同情和怜悯正在苦战中的西北军。
阎锡山被蒋介石一收买，西北军就更惨了。首先是许多人知道阎锡山背叛了，晋军不会来支援他们，反而要来打他们，其士气马上就受到了影响。接着在战场上，唐生智、杨杰、方鼎英这几个人的部队却在密县、登封一带拼死挡住了孙良诚的进攻，使他根本无法突破，于是就只好放弃往后撤。
宋哲元听说孙良诚莫名其妙地在往后撤，以为他已投靠了蒋介石，于是怕前后受敌，就赶紧下令让自己这一路还有庞炳勋的那一路一块往潼关撤。
可这一撤就出乱子了，掩护撤退的魏凤楼那支部队太早，把龙门给扔下就不管了，结果被徐源泉的部队钻了空子来占领，这就把西北军还没有撤出的部队给拦腰切断了。
这一下，孙良诚的第二路军可就惨了，在撤退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前堵后追，搞得只有狼狈逃窜的份。
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西北军到了潼关，已经是溃不成军。幸喜吉鸿昌把他的部队从宁夏带到了这里，并充任潼关警备司令，才使西北军稳住了阵脚。
二十几万人的西北军，其声势之大，却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下面三个：
第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第二，蒋介石在政治策略上也压倒西北军，说他们是叛逆；第三，西北军内部也不协调，在战场上不能相互配合。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阎锡山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不然冯玉祥是不会单方面出兵的。
在建安村，冯玉祥的“绝食”持续了三天，这让阎锡山也知道了，但他无颜再去见冯玉祥，要他想开些。惟一能做的，就是居住在太原的那些“反蒋”人物加上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等，都允许他们去看望冯玉祥。
当李德全听说冯玉祥已绝食，就从太原去了建安村，劝他不管是什么结局，还是要吃饭，但没有效果。
进驻在太原的唐生智代表李书城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去联络冯玉祥所造成，心里非常内疚，马上和冯玉祥的顾问王瑚一起去建安村，劝冯玉祥进食，并表示愿意和他待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以抗议阎锡山的背信弃义行为。
冯玉祥听后，很受感动，这才开始吃点东西。
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天津《益世报》上“载有蒋阎往来电文四则”，冯玉祥看后才知道阎锡山为什么会背叛他，也明白了他在这个建安村呆着，为什么到处封锁不让他出去，原来阎锡山早就和蒋介石勾勾搭搭，只是不让他知道而已。
但是，想两边取利的阎锡山，虽然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却上了蒋介石的圈套。
当他看了蒋介石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改革政治的文稿之后，又在考虑，到底是“媚蒋压冯”还是“联冯抗蒋”了。
因为这篇文稿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这是蒋介石“削藩策”的具体措施之一。
按此规定，阎锡山必须离开他的老巢山西太原到南京去就职。这样，他的晋军也就逃不脱被蒋介石“编遣”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