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精神病与神经症一样，也是一种心理结构。精神病本质上也是主体、大他者与中介物之间的关系。神经症是一种默认的心理结构，而精神病并非神经症谱系中一种程度上的变体，不是神经症的极端表现或加重形式，也不是神经症结构失控后的结果，精神病与神经症的心理结构存在本质的、根本性的差异。
与神经症不同的是，在精神病的心理结构中，不存在分裂的主体，换言之，精神病的心理结构中不存在因缺失或匮乏而产生欲望体验的主体。精神病结构的主体并未以“既嵌入又异化”的方式参与到语言的符号体系中，而这种嵌入与异化，本会让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与自我产生疏离，与语言的符号体系相疏离，主体的主观体验及其整个生活世界，都游离于大他者的符号结构之外，简言之，主体与大他者之间也并非异化的关系，而是疏离的关系，精神病结构的主体并未融入这个世界。但这并不代表符号体系对主体没有影响，而是主体并未感受到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觉得自己无法参与、融入周遭的世界。这就导致主体无法通过幻想与世界建立联结，这里的世界既包括内在世界，也包括外在世界。
分裂的主体通过幻想与本质上无法带来满足的欲望客体建立联结，但这仅适用于神经症，拉康认为，若精神病患者与世界之间，存在某种建立联结的窗口或媒介，那这种媒介并非幻想，而是妄想。
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神经症背后的核心无意识机制，而拉康则提出，“拒斥（也译作排除）”是精神病的核心无意识机制。在精神病结构中，被主体拒斥的是“父之名”，父之名是一种符号原则，是统摄语言结构的主能指，正是这一能指让语言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并得以发挥作用。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精神病案例中可以发现，患者的成长经历中，某一核心的能指、某一统摄性的原则，从未被认可为语言的组织核心。拉康也将这种情况称为“父之名的隐喻未发生”，本质上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始终暴露在母亲的欲望之中，此时不存在第三方的介入，没有外在的原则打破孩子与母亲的欲望之间的联结。也就是说，孩子始终未能从母亲欲望中脱离出来实现自我独立、完成个体分化。
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内容终将回归，拉康也提出，被拒斥的内容同样会回归。在精神病结构中，被拒斥的内容也并非永远被驱逐出意识之外，而是会以某种形式回归。在神经症中，被压抑的内容会通过梦境、口误、过失行为和症状回归，而精神病中，被拒斥的内容会回归到实在界，即符号界和想象界之外的领域。这并非指精神病患者不会做梦，而是他们的梦境体验与神经症患者存在本质区别。神经症患者做了梦，会将其视为一种令人困惑、怪异，有时甚至痛苦的夜间体验。但精神病患者对梦境的感受则完全不同，他们往往会将梦境视为某种未知来源传递的直接讯息，并且会认为自己必须遵照这些讯息采取行动。这就是拉康所说的“被拒斥的内容回归到实在界”的含义。之所以会回归到实在界，是因为患者无法像神经症患者那样，通过梦的工作将梦境纳入意识范畴，无法为梦境赋予语境，也无法对梦境产生新的幻想，梦境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单一的、无法被解读的体验。这种体验往往具有强制性，让患者感到被压垮，且无法被拆解、分析，也无法与其他体验区分开来。
精神病结构现象的范畴十分广泛，可以是单纯的躯体现象，也可以是焦虑这类心身症状，还可以是幻听这类纯心理现象。决定一种现象是否为精神病性现象的，并非临床表现本身，而是其所处的心理结构，换句话说，是患者与这些现象的联结方式。比如，幻听本身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精神病，一种幻听是神经症性的还是精神病性的，需要结合其所处的心理结构，以及患者对幻听的体验和态度来判断。
幻觉和妄想总是被人们与精神病绑定，但在拉康看来并非如此。精神病性幻觉、妄想与神经症性幻觉、幻想的临床表现可能完全相同，区别在于神经症性症状通常不具有侵入性，也不会让患者感到被压垮，他们能将这种体验纳入可探讨的语境中，分析师可以引导患者思考这种体验的多种含义，探索体验背后的原因和意义。
患者可能会说“昨晚我睡前突然听到了已故父亲的声音。”或者在某处看到了一个长得像已故父亲的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未来得及为父亲的离世充分哀悼，从未为这份失去真正悲伤。但他们能够谈论这份体验，能够拆解、分析它，在不同的解读中寻找答案。他们也能意识到这些症状是荒谬、无意义的。
但精神病患者的体验则完全不同，他们出现幻觉时，幻觉会具有强烈的侵入性和压倒性，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主观世界被彻底压垮，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常常会因此陷入僵住的状态，如同石化一般，只能被动接收那些传递给自己的讯息。同时，这种体验是无法被探讨的。精神病患者能告诉你幻听的内容，却无法思考这些声音背后的其他含义、意义和背景，这些声音就那样真实地存在着，一切都无荒诞可言。
无论是精神病的心理结构，还是神经症的心理结构，都并非必然会引发相关症状。一个人可能具有精神病的心理结构，但从未出现任何临床现象。拉康将精神病分为“显症性精神病”和“潜伏性精神病”。显症性精神病患者，会被各类精神病性现象压垮；而潜伏性精神病，就像一种始终处于沉睡状态的精神病，因某种稳定机制的存在，始终未被激活。
精神病结构在言语和移情中的表现。
首先谈谈言语。精神病患者的言语往往会给人一种“被言说”的感觉。神经症患者往往感到自己的言语无法完整表达其内心体验，他们总是感到词不达意。但精神病患者会感觉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被某种外在力量占据了，仿佛是另一个人通过他们的嘴在说话，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是被外界强加的，他们的表达往往口齿清晰、十分流畅，有时甚至会喋喋不休，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掌控自己的话语，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即便他们还能勉强认出自己的声音，也会认为自己的声音是被他人操控的。换个角度看，精神病患者往往会觉得自己被压垮了，语言这一符号结构正重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仿佛自己的声音被夺走，被他人的声音取代，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常常会传递出这样的感受：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却毫无自主能力。
此外，精神病在言语中的表现，始终伴随着“确信与笃定”，而非神经症的不确定、怀疑与无知。精神病患者往往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真实性”，有着绝对的、坚定的信念，他们常常会因为他人不相信自己的感受，而产生强烈的受挫感。
精神病在移情中的表现也与此相关，因为精神病患者坚信自己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会感到痛苦，却不会像神经症那样将分析师视为“假定知道的主体”，他们不会将分析师置于“比自己更懂”的位置，也正因如此，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患者无法产生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移情，也曾因此将精神病患者归为“自恋型神经症患者”，他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自恋，体现在他们无法将任何力比多外化到他人身上。
而拉康并不认为精神病患者无法产生移情，而是认为精神病的移情与神经症存在本质区别。在精神病的移情中，分析师不再是“假定知道的主体”，而是被患者当作“见证者或证实者”。这意味着患者找分析师工作，往往是将其当作一个倾听、接纳并记录自己遭遇的人。精神病患者常常会明确要求分析师证实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一点也印证并延伸了之前的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不接受任何质疑，不接受任何挑战，也不接受他人提出的不同看法，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有人能见证自己的遭遇、记录自己的感受，并证实自己所秉持的认知的真实性。因此，分析师不能试图改变或消除患者的精神病性现象，因为这种尝试必然会失败。
此外，我们在临床中还观察到，精神病结构的患者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原乐”，也就是极致的狂喜、愉悦、满足与称心，且这种极致的原乐是无间断的。普通的愉悦会有起伏，会逐渐积累至顶峰，而后消退的过程，但这种极致的原乐体验没有这样的过程，实则是极度痛苦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精神病患者坚信，自己始终被他人当作客体来享用，完全无法掌控自身。施瑞伯在其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自己仿佛被当作他人的性客体来使用，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这种极具侵入性、压倒性的原乐，而这份原乐带给他的，只有极致的痛苦。
当然，神经症患者也会幻想，甚至梦见这种无节制的极致狂喜，但是，他们只会幻想和梦见这种体验，精神病患者则让这些幻想和梦境成为了现实，他们沦为了被享用的客体，这份体验带来的，往往是极致的痛苦。
第二，拉康认为，精神病患者通常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结，说“通常”，是因为对于那些未表现出明显精神病性现象的潜伏性精神病患者而言，可能并非如此。但如果患者正经历侵入性的幻觉，或是坚信整个世界都在针对自己，那么他们就无法参与到任何形式的话语中。因为在拉康看来，话语即社会联结。因此，显性精神病患者，本质上被排除在社会联结之外，无法与他人进行任何具有建设性的、符合话语结构的社会互动。
面对精神病结构的患者，弗洛伊德会说，什么也做不了，但拉康却提出，精神分析师并非无所作为，分析师可以促成“增补”的产生。这里的增补是被拒斥的父之名的替代物，这种替代物可以是符号性的，也可以是想象性的，是用来填补父之名被拒斥后留下的空缺的东西，增补象征结构应该建立却没能建立起来的空洞，自此，某种形式的符号结构就能重新被引入患者的心理世界。
或许很多同行也与我一样，都有在分析室被来访追问“我是什么结构”的经历，上一篇我只是简单的说，不予告之，具体而言，在一个网络空前发达的年代，我们告之一个患者说“你是精神病结构”，他可能会感到害怕，然后去网上搜索无数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信息，给分析工作带来没有必要的困难，毕竟大众对“精神病”三个字的观感太糟糕，和分析师的理解并不在一个角度上；当我们告之一个患者“你是神经症结构”，怀疑的底色让他不会轻信我们的告之，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善意或无意的谎言，亦或直接就是你判断错了，他们也会去找AI这个更大的权威去印证我们给予的信息到底对不对，毕竟分析师在神经症这里是“假定”知道的主体，他们并不会相信我们真的知道，当你回答了，他们就会试着找到这个答案中的错漏（上一篇中的原话），结果就是他们仍继续怀疑自己到底是什么结构。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是和一个具体的人工作而不是和某一个结构或某一个抽象的概念工作，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些概念去理解人。所以，从观念的层面上来说，诊断具有非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诊断不重要，诊断仍然很重要，因为诊断本质上是为了给我们的临床工作提供某种坐标或指导思路，它虽然不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它能告诉我们应该在哪个倾向上去工作。
归根到底，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分析师，而我们的分析对象，也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被分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