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揭示了万历皇帝如何在文官集团的约束下逐渐沦为象征性君主，最终以消极怠工对抗僵化的政治体制。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戏剧性事件，让年轻的皇帝深刻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双重标准与道德虚伪。他们一面以儒家道德要求皇帝节俭勤政，另一面却纵容张居正的奢侈生活。这种发现使万历对整套官僚体系产生幻灭。
随着亲政深入，万历愈发感受到皇权的实质局限。在立储问题上，文官集团坚决反对他废长立幼的意图，即便皇帝连续多年消极抵抗，仍无法突破祖制约束。黄仁宇通过"活着的祖宗"这一比喻，生动展现了皇帝如何被神化为政治符号——他既是最高权威的象征，又是必须遵守祖制的囚徒。
作者重点分析了明朝政治体制的核心矛盾：表面上的君主专制与实质上的文官治国。文官系统通过将道德教条绝对化，构建起约束皇权的无形枷锁。万历的消极抵抗一一停止经筵、不批奏折实则是体制失灵的表征，反映出帝国治理已陷入僵局。
黄仁宇最终揭示，这种僵化体制正是明朝衰败的深层原因。当皇帝与官僚系统都无法突破形式主义的束缚，国家机器便逐渐空转，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本章通过万历的个案，展现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制度与人性碰撞的典型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