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宣布上年亏损高达1.26亿美元，股价也从1974年的42美元跌落到4.875美元。此时，巴菲特早就卖掉了这只股票，不过他还是很关注这家公司的发展，现在股价跌到历史最低，他便蠢蠢欲动起来。
1976年4月，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400名股东将会议的召开地点希尔顿饭店差点挤爆，他们高喊让公司的高层离开公司。不到一个月，佩克就被解雇，替代他的是曾经在旅行者财产事故保险公司任职的行业老手约翰·伯恩。他上任之后到处奔走，拜访了新泽西的保险委员会主席要求增加保险费率，结果被拒绝，最后一气之下解雇了700名员工并通知全州30万投保人寻找新的承保人。此外，伯恩还关闭了100家机构，裁员率达到50%。然而这并不能缓解公司的困境。
华盛顿保险业监管部门告知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如果找不到其他保险公司分担一部分业务的话它就要倒闭。与此同时，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和旅行财产事故保险公司也终止与它合作。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市值跌落到最低。巴菲特打电话给伯恩约他见面。
伯恩与巴菲特见面后，巴菲特回忆起25年前去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考察的情景，他和伯恩长谈了几个小时，发现该公司还是采用低成本的运营方式——不依靠销售代理人经营。这个策略在过去是有效的，能够让公司每收取1美元的保费只需付出15美分的费用，而其他保险公司则需要支付24美分，从而让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有充分选择客户的权利，然而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策略，导致成本优势消失了。
巴菲特开始琢磨如何让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起死回生。通过对伯恩的观察，巴菲特发现他以公司为家，将自己视作企业的主人而不是职业经理人，他的性格果断刚毅，具备在危急时刻挑战困难的领袖素质，巴菲特认为伯恩是合格的领导者。很快，巴菲特给他在高盛公司的经纪人打电话，让他以每股2.125美元的价格买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50万股股票并表示随时补仓几百万股。巴菲特此时兴奋异常，他甚至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议上透露了这一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有可能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
尽管有了巴菲特的投资，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并没有立即摆脱窘境，伯恩需要说服监管当局给他时间摆脱危机，还要让竞争对手为他提供保险以降低风险。此外，巴菲特还让伯克希尔公司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提供了再保险，还给美国保险业监管当局负责人打了电话，告知对方如果伯克希尔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投资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就不要急于让该公司关张。
为了拯救公司，伯恩跑遍了华尔街8家公司，然而都吃了闭门羹，最后在一家小公司里找到了盟友，他们答应帮助伯恩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同时，巴菲特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联系，表示愿意购买全部股票，但价格需要由他来定，伯恩表示每股的理想出售价是10.05美元，最终巴菲特投资了2300万美元购买了25%的股票，这才让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摆脱了困境。
过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价上升到每股8.125美元，相当于低谷时期的4倍，这意味着还有上涨的空间。在之后的几年间，伯克希尔·哈撒韦让股份翻了一倍，巴菲特成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从此，不少高管经常拜访巴菲特，就连作风强悍的伯恩也对巴菲特充分信任，他经常会问巴菲特各种问题，从他身上学习投资知识和经验。每年巴菲特还会和公司高管进行一次问答会，他会从容镇定地给大家讲述投资哲学，偶尔还会穿插几个小故事。伯恩不得不承认，公司的管理层宁愿取消休假也要聆听巴菲特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