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的意象和意脉
——评袁行霈古典诗学观念和文本解读 （二）
孙绍振教授在分析袁行霈先生研究之失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感觉主要是关于意象、意脉和意境三者的关系：
孙教授认为袁先生构建的“言、意、象、境”的诗学体系是静态的，导致了逻辑的混乱，盖因为忽略了语言、意象、情感之间隐性的情志脉络。而整本书读下来，我们会发现，揭示情感的动态变化，是作者孙绍振一贯所坚持的解读方法。无论是诗歌语言、结构分析还是意象、意境解读，都注重探寻情感脉络，这与叶嘉莹先生的“兴发感动”说异曲同工。他在袁先生的“意象”“意境”之外，提出了“意脉”这一概念，即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孙文指出，物象成为意象、意象构成意境，其中应有一条贯穿其间的表现情感动态的“意脉”。即在“意象”和“意境”之间，有一条活动变化的“意脉”贯穿，而这“意脉”遵循的逻辑抒情逻辑，而非事理逻辑，才能成其为“诗”。
一、关于“多义性”
孙绍振认为，袁先生致力于语义研究而不得要领，原因在于把中心词放在“义”上，而没有放在赋予语言以更多含义的“情”上。
如李白《早发白帝城》：
前两句“白帝”“彩云”“千里江陵”都是视觉形象，第三句“两岸猿声”转化为听觉。视听的交替，为第一层次；
听觉中之猿声本为悲声，而李白将之转变为欢欣，显示高度凝神于听觉之美，而忽略了视景之丽，五官感觉凝神转换，深化为欢快的忘情。此为第二层次；
第三句的听觉凝神特点是持续性（啼不住），到第四句转化为突然终结，美妙的听觉变为发现已到江陵的欣喜，这是意外遇赦，政治上获得解脱的安宁与欢欣。此为第三层次；
猿啼是有声的，而欣喜是默默的，舟行是动的，视听是应接不暇的，凝神是持续不断的，到达江陵是突然中止的，情绪转换了四个层次。通篇无一喜字，喜悦之情，却尽在无声的动静交替、视听忘情之中。
表现情绪的瞬间转折（情绪瞬间的“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的转换），正是绝句抒情的最大优长，其第三句的“宛转变化”是理解的关键。
二、关于“意象”
首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并不限于视觉画面的物象，还包括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描绘的对象既有客体，也有主体。
其次，由物象到意象，须在想象中发生质变，意向群落之间，在性质和程度上要达到高度统一和谐，主体客体深度同化。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梅”这个意象的形成，文人主体的高洁在性质上、程度上统一了客体疏影和暗香，在“月黄昏”“水清浅”的笼罩下，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其对艺术的精致追求，只有西方用上百年的功夫建造大教堂，看与之相比美。
第三，意向的简单“拼合”不能够成诗的艺术。意象并列不能孤立存在，其艺术生命取决于与“意脉”流动的结合。
流动的意脉可以超越时空，如“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可以背反感官，如“此时无声胜有声”；可以背反逻辑，如“似花还似非花”……这遵循抒情逻辑的意脉即形成了中国古典诗话崇尚的最高境界——“无理而妙”——因为“情至”，不通之理转化为“妙”理。
正是这种特殊抒情逻辑，意脉的贯穿，使意象群落有了整体性结构，才构成诗的意境。
最后，孙教授在总结袁氏之失的原因时提醒我们，在阅读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一定是预期（求知）的，往往是已知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所见之偏的体现。阅读心理的封闭性，是人类心理的共同弱点。仅怀狭隘理念、自发阅读经验，往往不觉仁者智者之偏，无从之所见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