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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六七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静悄悄地坐落在山脚下。房子倒是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的，一排排一列列，好像用心规划过。有几户人家房子显眼些，彰显着他们的与众不同，大部分人家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甚至连屋顶瓦片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村子前面有一条小河，说是小河也不算太窄，大概四五米宽的河面，两岸长着芦苇。小河前边有三间瓦屋，没有耀眼的红瓦白墙，没有直逼蓝天的气势，就是普普通通的毫不起眼的三间房。
瓦屋前面有块空地，空地上竖着一根旗杆，晴天的时候，国旗准时升起，蓝天白云下，格外鲜艳。没有围墙，也没有树木，只有漫无边际的庄稼地。这高高直立的旗杆和旗杆上迎风飘扬着的国旗，就是区别于寻常人家，证明这是一所学校的唯一标志了。
每个晴朗的早晨，我们都要去这空地上做操。广播里放着运动员进行曲，我们排着队，嘴里喊着“一二一”走上操场。待站定，运动员进行曲停了，老师给我们整队，带领我们喊口号，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整齐的队伍，那稚嫩的面庞，那清脆而响亮的口号声，倒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一痕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喊过的口号：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喊这口号时，应该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任重道远的，可惜我总是低头看我的裤脚，甚至会悄悄地向下拽一下裤子。因为我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小了穿旧了的，总是又小又破。要不就是袖子太短了，使劲拉、使劲扯也不够长；要不就是裤子太短了，露出脚踝。我一边喊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踏步，一边偷偷瞄着自己的裤脚，总感觉是自己提得太高了，不是说了嘛——“提高”警惕。
还有一句口号也记得清楚，那就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念到这个口号时，是有些慷慨激昂的感觉的，但是心里却嘀咕着：我怕牺牲啊，牺牲了就没了。刘胡兰的故事虽然听过很多遍，但是就是害怕啊。嘀咕归嘀咕，口号还得大声地喊，因为老师就是这么要求的。
这三间瓦屋，门口各钉着块木牌，一间是一年级教室，一间是二年级教室，还有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不过因为学生太少，一年级二年级都坐到了一间教室。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来，一年级小朋友抬起头看黑板，二年级小朋友先写作业。”过一会又说：“二年级小朋友听老师讲课，一年级小朋友开始写作业。”我做事情一向比较专注，只要我沉浸在某件事中，别的人别的事，我都能做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可能就是得益于这种特殊的授课方式吧。
另一间教室堆放着些杂物，比如那种老式的油墨印刷机。那时候试卷都是老师自己出，自己刻写，再在这个印刷机上印出来。我站在门口看过，看老师就这么一压一推，一抬一揭，试卷就印好了，觉得很神奇。老师还让我进去帮她的忙，也就是把印好的试卷拿到旁边晾着。帮着帮着，脸上粘上了油墨，小手一抹，花猫似的。
我在这村小上学的两年，遇见过三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男的，姓李，个子高高的，家住我们相邻的村子。我入学之前，他来过家里，结果发现我年龄不够。为了证明我可以上学，父亲拿出纸笔，让我写字给老师看。我抬头望了望房梁，梁上贴着一张粉色的纸，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我蹲下来，趴在椅子上，在白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五个字。
李老师让我第二天去学校报名，但是我虽然背着布包去了学校，又悄悄地回来了。我不敢进去，只因为老师说过，我年龄不够。我总担心老师不要我，我怕老师当着大家的面说：“你年龄不够，上不了。”我怕丢脸——这在我看来已经很丢脸了。
第二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姓杨，是位年轻的代课教师，她父亲是我们村的书记。她家住在我们家后面一排。她叫我小名，叫我妈“二妈”——当然我们并没有亲属关系，只是这么称呼而已，农村里习惯这么称呼。
平日里我也是叫她姐的，因为上了学，她成了我的老师，对她我也就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称呼姐，改称她老师了。有时候，她下班回家，路过我们家门口，老远就冲着我妈喊：“卢二妈，你家小梅又考一百哦。”我妈高兴地连声答应着，脸上放着光，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她给我们出过一期黑板报，板报上有一块内容是写我的，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她一口气把玲玲背到学校。”这个“她”就是我。有小朋友取笑我：“一口气，你不用喘气的吗？吹牛的吧。”我脸红了，有些气恼，甚至有些怪老师，干嘛这么写，我的确是要喘气的啊？怎么可能一口气呢？
这个玲玲是我家隔壁邻居，跟我一般大。玲玲从小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上学时经常跟她一起走，好在学校很近，也不会迟到，就这么慢悠悠地走着，我给她背着书包——那时书包并不重，两本教科书，几本作业本，一个铅笔盒而已。
那一天，可能是有些迟了，又或者是我想逞个能吧，过了小河后，我说：“小玲，我背你。”小玲连连摆手，一边吃力地往后退，可我坚持背上了她。背得多远，是不是一直背到了学校不记得了，但是被老师看见了，我就这么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典型，上了板报。气恼归气恼，板报人物还是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了的。现在想想，在满足了我虚荣心的同时，可能也无意中伤害了玲玲的自尊心了吧。
第三位老师，是名知青，姓陈。她梳着两条大辫子，粗粗的，黑黑的。她脸上起了很多疙瘩，没事就对着镜子挤呀挤。对于这位老师，我印象不深，她应该教过我们唱歌跳舞吧。说是跳舞，也不过是和着节奏拍拍手点点头，扭扭屁股弯弯腰。她很快就回城了，村小就只剩下两位老师：李老师和杨老师。
入学之后，老师让我当了副班长。放学回家，老远就报告好消息，说自己当了副班长，是最大的官。父亲问我：“怎么副班长就是最大的官了？班长呢？”我激动地说：“班长只有两个字，副、班、长是三个字，当然是最大的官。”我一字一顿地说出“副、班、长”把家里人都逗乐了。就这一句话，不知道被笑话了多少年。
上了二年级，原先那个班长因为考试不及格留级了，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正班长，不过好像已经没有了当副班长时的激动了。当然，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学习，我怕班长被撤了，丢人！更想看到生活重压下的父母因为我的学习成绩舒展眉头，甚至还带着点得意的表情。
男孩子调皮。班里有个男孩，姓顾，有一次，他撕坏了我的书，不记得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只记得我哭着回家找父亲告状。我家虽然穷，但是从小我可是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没有受过半点委屈。父亲看我哭哭啼啼的，听我讲清楚事情经过，立刻牵着我的小手来学校找顾姓同学算账。结果刚走过村子前边的小河，我就变卦了，不让父亲去，因为我胆子小，怕惹祸。父亲应了我，说等我放学回家，他给我粘好。
那些年冬天特别冷，河面结着厚厚的冰，特别厚，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踩碎，会掉进河里。我还记得中午到了学校，大家都去冰面上玩，在冰上奔跑，然后突然停下来，靠着惯性，会继续往前滑行一段距离。我们伸直双臂，撅着屁股弯下腰，保持平衡，比赛看谁滑得更远。
调皮的男孩子，还会把教室的长条板凳拿出来，在冰面上扔，看凳子像炮弹一样往前滑。我们这些胆小的，赶紧避开，站在岸边观战，激动地鼓掌呐喊。
早上太冷，老师不让我们去冰面上玩，我们就待在教室里。教室里也冷，脚上虽然穿着妈妈做的大头厚底棉鞋，还是冷得受不了。好在教室中间支了个炉子，极冷的天气，李老师都会生火取暖。柴火啊，煤块啊，都堆在那间闲置的教室里。早上，我们到了教室，都凑到炉火旁取暖。即便如此，大多数小朋友耳朵上、手上、脚上还是生了冻疮。
在教室里并不闲着，除了上课，也得要游戏。印象最深的是挤草堆。参加游戏的小朋友分两组，每组人数相等。大家背靠着墙站定，人挨着人，一声令下，开始发力。伴随着“嗨哟嗨哟”的节奏和咬牙切齿的表情，齐心协力往对方那边挤，直到把那一方挤得节节败退，退到墙根，退无可退就赢了。
有时斗得正酣，调皮的孩子突然恶作剧，从队伍中跑出来，呼啦一下，我们倒在地上，叠起了罗汉。不过还好，正是冬天，穿着棉衣棉裤，倒是不觉得痛，只是忙不迭地爬起来，追着、跑着、笑着、喊着……教室里尘土飞扬，空气污浊；孩子们满身灰尘、气喘吁吁。但是我们沉浸在快乐中，一点也不在乎，老师竟也不会责怪。
在这所小得不能再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村小里，我待了两年，三年级时去了镇上的中心小学，然后是初中、师范……几十年风风雨雨、物是人非，如今，这个小村庄，这所村小，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时光虽然不曾为我停留过，但是，当我回过头来时，总能看到一朵盛开着的叫做童年的小野菊，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