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性的商品化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而创造价值的动物。于是，“性”便成了人类为其创造价值的一种无可替代的物质条件。
如今在世界上受法律保护的国办妓院数不胜数，但是，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恐怕还要数上德国的帕斯察妓院了。这个妓院是欧洲最大的妓院，光是该妓院的建筑就有12层楼高，它拥有120个房间和120名妓女。这个妓院每天的客流量可高达1000人。为了招揽更多的客人光顾，这个妓院的经营者曾声称，如果有男顾客愿意在他们自己的手臂上纹上该妓院的名字，将会享受到这个妓院的免费服务。然而让妓院所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招揽生意的广告一经打出，竟然立即就有40多名男人前来报名。
有人说，日本人在二战以前发展经济的原始积累中，充满了日本妓女的艰辛与痛苦的“创收”。也有人说，日本妓女在海外对近代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所做出的贡献是“杰出”的。在这里倒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在明治中期，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国家经济就将一批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妓女送往海外。致使日本妓女遍布整个亚洲。日本有一位连头像都印到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名人福泽渝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可见日本“繁荣娼盛”之一斑。据1911年的统计显示，当时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就超过了2万人。当时人们把她们称为“南洋姐”。1903年在旅顺的日本妓女共有201人，到日俄战争结束后迅速增至1403人，这个人数竟然占到日本在旅顺总数的一半以上。当时在中国东北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据说当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日本人往国内汇的款大约有数百万元，而其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日本海外妓女的汇款。《福冈日日新闻》曾在一篇《女人国》的探访记事中这样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 1 万 2 千多元。全岛原的 30 个村子，合计则突破 30 万元”。当年日本的“黄色娘子军”挥师远渡到海外创业的形象，就连日本国民也是引以为耻的，国民称之谓“海外丑妇业”。但是，在“硬通货”奇缺的明治、大正期间，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日本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确是无可争议的。
事过百年之后，日本人的性服务业仍然令世人惊讶。在2010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对从事性服务的外籍女子做了个统计，日本竟然名列妓女出口国的头把交椅。据说日本妓女在美国很受美国男人的青睐，这些美国嫖客为能与东方女性做爱而感到非常兴奋。而这些日本妓女每年竟可赚到10万美元的可观收入。
有一位叫中村江梨子的日本女人，说到她在澳大利亚卖淫的经历时说，在墨尔本近一半的日本女学生一到晚上便成为妓女，这也是她们谋生的一个主要手段。她还透露出一个小秘密，说是在悉尼奥运会期间，在许多外国运动员频频光顾的同时，就连日本代表队的相扑运动员也来此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中村称，有时候她认为这些日本运动员真地很愚蠢，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竟是为了与日本女学生发生性行为。
日本妓女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处不在的，就连性产业无比发达的泰国，日本妓女竟然也是随处可见。不过，据说日本妓女在泰国的收入是很低的，她们的身价竟然远低于日本国内的妓女。致使许多日本人到泰国旅游的另一个目的竟然是寻找日本妓女的性服务。这些在泰国街头微笑着向行人示意的日本妓女们的顾客大多是民工，有时候她们还会对“好”的嫖客打半价而“倒贴”。
有消息称，日本每年色情业的规模大约在 900亿美元。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因该产业流动性的特点，要详细地统计出个数据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有关报道，日本每年的性行业交易额，已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与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日本的性产业——风俗业为日本带来滚滚财源，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日本的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光神奈川县在 1888 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占到了 20%以上。
性商品化中的卖淫现象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着的，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的话，我们中国的色情业应该说也是令人怵目惊心的。在我们中国，近年来从星级宾馆到小旅馆，入住者随时都可能接到“保健服务”的电话，除了俗不可耐的“打炮”之外，能提供服务的种类与花样繁多。现今时期，在遍及全国的各大城市，甚至首都北京都会有站街女，并且有为数众多的大学生混迹其中。有人对中国的性服务业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评价，“在中国的色情业中，除了AV以外，基本上比日本玩得更彻底，但素质和服务就令人不敢恭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性商品化产业已开始不断地向全世界扩散，以致使某些极端的国家竟然禁止年轻的中国女性单独入境。
对于我们中国性商品化的现状，作者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一样，仅处于茫然中。但是，近年来中国娼妓问题日趋严重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我看到的一组无法核实的所谓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说，在2003年的时候，中国有妓女650万。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话，那将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已接近香港的总人数，几乎是全国军队总人数的一点五倍。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妓女最多的国家之一，由内地走出去的妓女遍布台湾、曰本、欧美诸多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5年老挝举行“百分百使用安全套”研讨会上，向大会提供的一份关于全球性工作者使用安全套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说，中国官方估计现有六百万名性工作者，以她们平均每人每晚接半个客推算，中国每年急需超过十亿个安全套，才能有助防止艾滋病扩散。作者还看到一组数据说，中国的卖淫女即使有500万人的话，再以每个人带动三个辅助就业者来算，则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估计约有二千万，假定这二千万名卖淫女人均收入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话，则年均总收入总额就高达五千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在这类人员十分惊人的消费下，估计每年可带动社会总消费额可高达一万亿元。
说到中国的妓女，作者想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根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主任迟夙生从2003年开始，几度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卖淫嫖娼合法化”的提案，以便规范性工作者接受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迟夙生也因每年提交卖淫合法化的建议，而成为两会上的“名人”……
在关于妓女这个悠久而敏感的话题上，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卖淫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却更加强调了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个论点。也就是说，妓女的存在未必会成为家庭的威胁，或许可成为家庭稳定的保证。
童妓是性商品化产业链上一个生涩的“精品”。以盈利为目的性“运营”者，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人类这个怪胎中的娈童癖消费市场，使成千上万的未成年人沦为童妓的悲惨命运，而为他们赚取大把的财富。问题是这个人类性文明史上的怪胎，竟然与人类的整个文明成正比地在整个世界上蔓延着。近年来，东欧、北非和乌克兰以“盛产”童妓而闻名于世，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童妓都来自这些地方，所以世人把以上这些地方说成是童妓的“出产国”。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大都是被贩卖到西欧、美国、阿联酋和新西兰等高消费童妓的国家去的。不过，在出产童妓的地方理所当然地也是童妓的“消费”之地。据说，一个小小的海参崴就有40个秘密妓院，而在这些妓院里卖淫的童妓，既有女孩也有男孩，最小的才只有14岁。2001年一些社会团体在新德里的印度国会外面抗议秘密贩卖人口的行为时，就声称，每年有超过6万名尼泊尔少女和2万名孟加拉少女被贩卖到印度从事卖淫活动。有些嫖客竟然还大胆地通过互联网去“预订”童妓。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字，在圣彼得堡，嫖客要想和一个未成年的处女发生关系，需要支付500到1000美元，在莫斯科，女童妓一个小时大概能挣50到100美元，而男童妓则能挣几百美元，但是皮条客们却不会给这些孩子们一分钱，他们只给这些童妓们提供食物和衣服，再就是偶尔地给他们个玩具。这些童妓即使在成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能继续作为性商品而流通于妓院和红灯区以为生。在色情泛滥的泰国童妓现象更为严重。有些女孩子在只有十岁的时候就被父母亲“卖”给妓院了。她们每天往往要接客20多人。近年来由于艾滋病的蔓延，那些娈童癖者则误认为童妓比成人干净，于是，卖淫集团就抓住这个恋童者的心态，开始寻找年纪更小的女孩以争取更大的盈利，再加上如今的网络也为恋童者提供了方便的选择渠道，就更使儿童卖淫问题日趋严重。近年来，由于欧洲在大力打击色情旅游，再加上亚洲在金融风暴后机票的价格与物价都有所下降，于是亚洲就成了全球娈童癖者所光顾的集中之地。诸如菲律宾、泰国、印尼及越南的雏妓卖淫活动，就不失时机地在亚洲蓬勃发展了起来。根据国际儿童基金会的资料显示，东南亚地区有超过100万儿童在被迫中卖淫。
除了用性的物质条件直接去赚取金钱以外，人类还利用了人类自身的好奇心理发明了色情电影，以满足部分人视觉感官上的刺激来赚取收入。在人类发明了色情电影后，各色各样的色情电影如洪水猛兽般滥充于世。而对于世人影响最为深远的色情电影莫过于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深喉》。这部色情电影一问世就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并在23个州遭禁，同时还有5个公司和12个演职人员被告上法庭。据说这部当时投资仅为2万美元的电影，票房收入竟然高达3亿6千万美元。
在性商品化中，又一个不容忽视的产业是“代孕”。代孕业其实自古以来就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交易范围内存在着。到了近代形成一种产业更是来势凶猛。有数据显示说，如今印度的代孕产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印度每年代孕业的产值估计要高达120亿美元，这个数值正好与印度2003年的软件产业的总值相等。印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孕市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生育这个“行业”在印度不受控制的缘故。同时，在印度可做代孕服务的医院非常多，有上百家专门处理不孕症的医院遍及全国各地，他们不仅可为不能正常拥有自己孩子的夫妇，而且还可为同性恋者实现做父母的愿望。再就是印度代孕机构的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服务优质热情也是令求医者所神往的。再加上印度的代孕费用低廉而无须花更多的钱等优越条件，使印度在代孕行业中被称为代孕者的天堂，以致使更多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及来自欧洲国家的代孕者更多地选择到印度去“外购”代孕服务，到印度去寻找他们满意，同时也愿意为他们代孕的人选。
仅次于印度的是代孕业正在兴起中的韩国。近年来，韩国已成为除印度以外的另一个代孕基地。尽管在韩国，子宫能否“出租”一直在争议中，同时在韩国卵子的买卖也是非法的，但是由于金钱对贫困女性的诱惑，使得韩国代孕母亲这个交易十分昌盛。在韩国，做代孕母亲的报酬为3000万韩元至4000万韩元，提供卵子的报酬则为300万韩元至400万韩元。尽管韩国这种借腹生子的费用要比印度高出很多，但在技术都是一样的前提下却仍然只有美国的一半。所以，很多的日本不孕女性都纷纷前往韩国“借腹生子”。一名韩国大国家党议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韩国将成为日本的“子宫殖民地”。
在我们中国，近年来代孕这个产业也在悄然中兴起。有关地下的代孕交易时有报道。特别是一些贫困农村的妇女，为了改观家庭的经济困境纷纷步入为人代孕的市场。尽管卫生部在2001年8月的时候就出台了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非但没有能在中国阻止代孕这个产业，相反倒给一些有“心机”的人从中觅到了“商机”。黑市代孕中介，以及转入地下操作的违规医院等都为中国的代孕业“开拓”了一个不小的市场。浙江宁波就曾出现过一个代孕网站，声称60万就能租老婆生儿子。网上留有公开的联系方式。并承诺，可为顾客提供四种代孕的服务方式供其选择。一是试管婴儿，二是人工授精，三是以自然受孕的方式代孕，四是包生男孩的代孕服务。并说，如果选择试管婴儿的，代孕妈妈的佣金不高于15万，总费用35万元，代孕妈妈的年龄不超过35岁；如果选择人工授精，代孕妈妈的费用不高于18万，但总费用同样在35万元；如果包生儿子的话，总费用竟要高达60万元；如果要是选择自然受孕的方式以代孕，代孕妈妈的佣金大约在20万左右，总的费用约为36万元，并按他们的规定安排男方在女方排卵期内隔天同房，一个月同房3到5次直至怀孕为止。
据说在中国的代孕妈妈很好找，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人都有，任其挑选。曾有报道说，一位19岁的高中毕业生也跻身于代孕行业之中。在公开的新闻中，即有《云南成代孕妈妈输出地》的报道，也有《武汉代孕业中介无人监管》的新闻，像陕西、河南有关代孕的信息也都在层出不穷中。可见，在中国，一个庞大的代孕产业正在形成中。
当然，在性商品化的世界里，代孕业还不能像娼妓业那样遍及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它还要受到不同的法律、风俗、以及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像英国，目前在代孕这个产业中就是一个雷区。但也不尽然，因为有报道说英国的一位叫做路易斯·博拉德的代孕母亲竟然为世界头号恐怖组织通缉犯本·拉登的儿子奥马尔·本·拉登代孕怀上了双胞胎。这则在2011年9月份爆料的新闻说，现年30岁的奥马尔的英国妻子已年届54岁，因已基本上丧失了生育能力才以代孕圆梦的。
在代孕行业中，由于种种原因常会使得有些欲以代孕方式获得子女者而不惜血本。在2010年的时候，西方媒体曾爆料，葡萄牙球星C罗在美国找了一个代孕妈妈为其生下了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代孕宝宝。尽管美国的代孕妈妈的费用一般在1万5千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但C罗光给他的代孕妈妈支付的封口费就高达1500万美元，还另外支付了500万美元的代孕费。于是，这个葡萄牙球星C罗的代孕儿子的费用竟高达2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亿3500万。这个全球最昂贵的代孕宝宝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一个不小的轰动。
在这个魔法般的人类社会里，什么都有可能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性”在其商品化的过程中也一样，它可以以任何方式蜕变成任何无价之“宝”令你眼花缭乱。公元2012年3月4日，美国畅销杂志《好色客》的老板拉里·弗林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整页的大幅广告，以百万美元的高价征集美国高官的性丑闻……
当“性”走出它原本的含义而蜕变成一种商品后，它就再也不是“性”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它都将以魔法般的神奇走进所有社会经济所能到达的角落，以其难以令人置信的魔力撼动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并以此给人类社会任何与经济有关的领域以难以预测的驱使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