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除了上文所述的现象外，鲁侯亲自出面领兵的时候，未必就是地位较高的右军跟随，左军也是可以伴随出战的。譬如僖公十五年（前645）的“牡丘之盟”以及随后救徐：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左传.僖公十五年)

    就“寻盟”会议所在地而言是在牡丘，即今山东聊城一带；“诸侯次于匡以待之”则南移到卫国南部的匡邑，即今山东金乡；而诸侯所救之徐更远在宋国的东南方向，今安徽宿州市的泗县附近。由于诸侯距离战场还有相当距离（大约二百公里以外），因此需要伴随的部队不多，所以公孙敖（孟穆伯）所帅之部队当为鲁国出动的左军大部。

     此次鲁侯直接率领公孙敖所在的左军与会并参战，右军当留在鲁国负责保卫以及参与春播工作。参会期间不可能所有卿都出席，如果季友参与“寻盟”工作的话，起码大司马臧孙辰是需要留守鲁国，或者如果大司马随同的话，季友就会留守主持内政。

    从上述安排可以推知：某一次会盟或者作战，随同国君或者独立出战的卿未必就与参战之军的将、佐完全匹配。譬如同时进行的“牡丘之盟”与救徐之战，由于需要兼顾“寻盟”、作战等双重任务，所以当为右、左两军各出一卿分别负担陪同国君会盟和领兵作战的任务。而不是需要机械地完全派出左军将、佐，因为要考虑到会盟期间与其他诸侯配备的卿大夫对等的原则。

    那么既然考虑到需要会盟，为什么一定还要派左军参战，而非直接出动右军呢？这就揭示了另一个现象：如果连年需要不断派兵提供兵役或者劳役，需要考虑各军之间的跨年度轮换，避免一军人员连年出动。我们需要结合自僖公十四年（前646）至十六年（前644）连续发生的几个事件来分析：

    ……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左传.僖公十四年)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此为淮夷、徐、莒等国灭杞，齐桓公无力阻止，只好在靠近齐、鲁之间的缘陵重建杞国并出兵城杞，所以《经》、《传》都记载了这事。但是由于事先霸主齐桓公和诸侯没能尽力拯救杞国，只能事后补偿，因此说“有阙也”；“不书其人”即没有说明都是哪些国家哪些人参与了，就是为了批评诸侯在此事上的敷衍态度。

    类似地，在“牡丘之盟”与救徐之战之后一年，诸侯再次联合出兵城鄫：

    ……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左传.僖公十六年)

    结果由于工程负担量太大，役人不堪劳苦，仅仅因为有人煽动即放弃了这次工程。此时距离齐桓公去世还有一年，估计其对于驾驭诸侯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参与的诸侯也各怀鬼胎，因此尽管此次动员的时间在十二月农闲时候，仍然没能实现给鄫国筑城的计划。当然这里有一个技术上的矛盾，即在于周历十二月大约相当于公历十一月，虽然农闲，但土地已经上冻，就春秋时期的建筑技术手段而言，进行土木工程十分不利。役人刚刚经过十月收获的辛勤劳作，还得在冻土中取土、运输并且夯实，工作难度太大，因此发生骚乱导致“不果城”。相比之下，僖公十四年城杞在开春之后土地解冻才进行，工程就会相对顺利一些。

    综上，考虑到僖公十五年由左军参与救徐之战，很可能僖公十六年的为鄫筑城工作动员了右军参与，此劳役主要由占随军人数三人至二的徒役进行，而甲兵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并适当分担部分工作。这种劳役虽然不容易像兵役那样产生伤亡，但工作量极为可观，参考平定“王子朝之乱”后诸侯城成周（前509）：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左传.定公元年)

    当时的战役常常一天之内就分出胜负，而且主要由有地位的贵族负责。相比之下，劳役仅工程本身就得持续一个月，却主要由待遇很低的徒役负责，而且不像作战那样还可以通过劫掠补偿消耗，甚至有可能影响开春的播种工作，因此参与者普遍积极性不高。

    而自从僖公六年（前654）右师伐郑、救许，到僖公十五年（前645）左军会于牡丘，可以推知这两年之间似乎没有进行过动员，即鲁国可能根本没有参与前646的城杞工作；或者如果鲁真的以右军参与了城杞，那么更早一年（前647）“谋淮夷病杞”且“谋王室”的“咸之会”中，鲁国当以左军参与了随后的“戍周”以防范戎难之行动，尽管此也没有得到《经》、《传》的直接证实。

    如果真的如上所假设，那么僖公十四及十六年两次动员了右军，所以僖公十五年的“牡丘之会”只得动员左军。到僖公十六年（前644）城鄫的时候，为了不影响来年春播而提早动员右军出动，结果由于天气等原因施工困难，导致城鄫不了了之。

    下文我们将分析僖公在位后期（前643-前627）历次用兵的情况，并结合我们在本章归纳的几条现象，以求总结出一系列规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