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向往的一个繁华国度，它开放、繁荣和强大，从李渊太原起兵开始，建国大唐，到玄武门之变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万国来朝，到唐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红妆时代，最后到唐玄宗的开天盛世，总给人一个令人十分向往时期。
公元755年12月，大胖子安禄山发动叛乱，发动一场席卷天下的风暴——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因长期怠政，并宠信奸相杨国忠，令到国事日非，根本无力对抗安史叛军，最终，李唐王朝从盛极的开天盛世，最终走上安史之乱的下坡路，并无力挽回。
公元763年，长达7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李唐王朝，开始新一轮的重整山河之路，但是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已经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李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光，也一度令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但是……
“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
它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的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难解的困局。
公元756年，唐玄宗李隆基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6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驾崩，新即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无奈地，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和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兼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被称之为河朔三镇。
三镇名以上服从朝廷命令，但实际上却各自拥兵为重，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就由边镇扩大及至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不但不听朝廷命令，而且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拼，使得唐朝的政局更加动荡。
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唐政府跟这些藩镇和节度使都进行妥协政策，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些藩镇也没有什么力量来跟中央政府对抗和进攻，而中央政府也没有力量逐个藩镇消灭。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李适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力而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
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的以人丁赋税的制度，从此之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了唐以后的历代税制一个基本原则。最大的特点是用金钱和货币来运转一个回家，那对一个国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在二十年中间，靠两税法，靠税茶、税酒、税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资来支撑他的平叛。
然而，唐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魏博、淄青和幽州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的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已经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军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死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中央。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到唐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愤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兵马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大军愤怒，于是杀入长安，唐德宗出逃奉天，史称“泾原兵变”，叛乱军推举原泾原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个就是唐德宗时期的“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烈，唐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到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也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变。德宗驾崩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这位年轻君王也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所有的藩镇割据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眼中钉”，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为了宪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他的功劳，宪宗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令到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挑衅朝廷，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的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战，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以致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三十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愬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李愬雪夜入蔡州，军队奇袭吴元济，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命令士兵驱赶鸡鸭使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的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然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此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之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领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在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海、成德、幽州等纷纷归复，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灭淄青等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全国暂归一统。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的局面称之为“元和中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是李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不由得感叹，历史竟有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条试题，正是对晚唐萧条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从此开始。
同一年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像骨牌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和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朝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的打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的肌体上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得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复杂的斗争，就更加使得宪宗及其以后的皇帝倍感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的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史称“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之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挤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回想贞观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斗争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令人感慨万分。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
文宗驾崩后，两党之间的斗争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再次反转，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份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病死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在牛李党争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更大问题正正是宦官专权，这个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机。
一般人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明朝是最为严重，最后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因为汉朝和明朝的宦官没有掌控军队，但唐朝的宦官是掌控军队，而且是最强悍的一支中央禁军——神策军。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泾原兵变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竟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信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和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李唐王朝在自掘坟墓。
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得宦官有机会干预中枢决策，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的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的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
宦官的腐败也是触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赢取妻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贷，来贿赂左右神策军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收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
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个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的皇帝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也是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之手，除了敬宗之外，其余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无恶不作，这就是必然跟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从此展开。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杖苑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令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回来，奏称疑非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去察看，此时，韩约等人已经金吾兵埋伏起来，只等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人至金吾杖苑时，见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往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唐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和郑注等人，血洗长安城，经过这一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此事史称“甘露之变”，从此宦官专区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朝政，唐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文宗在思政殿上问翰林学士周樨：“您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樨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连他们都不如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驾崩。
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一步地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李唐这艘航行了二百多年的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也终将被水所覆灭。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线引发，这次的导火线，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的特大旱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然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竞到了拆屋卖妻鬻子都给不起的地步，起义就此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沉重，不久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了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歇息后挥军北上，直指李唐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对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是如此残酷。
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却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
中和四年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经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罢，拔刀自刎。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府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终终结了李唐的历史。
在藩镇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朱温杀唐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李唐，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个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朝代一样，李唐也无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有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个是所有专制王朝都无法逃脱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