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来得早，蝉刚在棚户区的老槐树上叫起来，空气里就飘着股躁动的热。李军揣着个皱巴巴的烟盒，神秘兮兮地凑到陈阳跟前：“听说了吗？南边有路子，去缅甸，能活出个人样。”
烟盒里裹着张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角，上面印着“支援世界革命”的字样，字缝里却藏着些更实在的话——有人说在那边能赚到钱，能摆脱“黑五类”的帽子，甚至能弄到粮食和布票，那些在眼下这个日子里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缅甸？”陈阳摩挲着手里那本写满信的本子，纸页边缘都磨卷了，“去那儿做什么？”
“输出革命啊，报纸上不都写着？”李军咧开嘴笑，露出颗缺了角的牙，“说白了，是那边缺人，不管你以前是啥成分，去了就能有口饭吃。总比在这儿偷鸡摸狗强，对吧？”
陈阳沉默了。他想起父亲吊在房梁上的样子，想起街道办的人冰冷的脸，想起冰场上空落落的风。在这里，他永远是“反革命的儿子”，永远抬不起头。去缅甸，哪怕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念想，也像是黑夜里透进的一点光。
他们没票，更没钱。李军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两套洗得发白的旧工装，又托人混进了火车站的货场。三天后的深夜，一列运煤的火车“哐当哐当”地进站，他们猫着腰钻进最后一节空车厢，煤渣子钻进衣领，硌得人难受，心里却像揣着团火。
火车开得慢，走走停停，有时一整天就挪几里地。他们啃着干硬的窝头，喝着从水箱里接的凉水，听着车轮碾过铁轨的单调声响，在煤堆上蜷着睡觉。窗外的景象一天天变，从北方的黄土坡，到南方的青山绿水，空气里的味道也从煤烟味，渐渐变成了潮湿的草木香。
整整一个星期后，火车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他们混在下车的工人里溜出来，站在陌生的土地上，看着穿着草鞋、戴着斗笠的当地人，一时有些发懵。
好在当地有个知青点，住着些从各地逃来的年轻人，大家都是“成分不好”的，见了面反倒少了些戒备。他们在知青点的柴房里挤了半个月，帮着下地干活，换口饭吃。听那些早来的人说，去缅甸要靠“组织”安排，说是“参加当地游击队，支援革命”，其实就是跟着队伍往南走，过了界碑，就算到了地方。
一个月后，他们跟着一群同样想去“找出路”的年轻人，在夜色里穿过密林。界碑模糊地立在草丛里，跨过那道线时，陈阳回头望了一眼，祖国的方向一片漆黑，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他们去的地方叫果敢，山高林密，空气里总飘着股说不清的味道。刚到的时候，被拉到一个隐蔽的山谷里训练，每天扛着沉重的步枪跑步，趴在泥地里练瞄准，夜里就睡在草棚里。和他们一起的有知青，有农民，还有些说不清来路的人，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只是埋头训练，仿佛多流点汗，就能把过去的身份冲刷干净。
陈阳学得快，或许是骨子里憋着股劲，打枪时格外准。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是块打仗的料。”他听了，心里却没什么波澜。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活下去，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
只有在夜里站岗的时候，他会掏出贴身藏着的那颗蓝珠子——那是林晓棠送他的，他一直挂在脖子上，隔着衣服贴着心口。月光透过树叶洒在珠子上，泛着淡淡的光。他想起冰场上她的笑脸，想起铁路桥下她的眼泪，想起自己说过要做她的太阳。
“晓棠，”他对着漆黑的山林轻声说，声音被风吹散，“等我，等我找到出路，一定回去找你。”
山风吹过，带着远处隐约的枪声，像是在回应他，又像是在嘲笑他的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