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因《牧斋尺牍》之编次颇有舛讹，书信排列不尽依时间先后，但是没有事实说明，此书信有误，故而先生以为：假定此寄李孟芳诸札之排列先后有误，则第十通“泛舟之役”自指与河东君有关之事，如《初学集二〇东山诗集三》河东君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二所谓“夫君本自期安浆，贱妾宁辞学泛舟”之义。假定寄李孟芳札排列先后不误，则“泛舟之役”别指一事与河东君无关。按照排列不误讲，先生笺释此三通书信：第一通“归期在春夏之间”等语乃崇祯十一年戊寅牧斋被逮在京时所作。若牧斋与孟芳之尺牍皆依时间先后排列，则第十通疑是崇祯十五年冬间所作，因此通前之第八通有“日来妇病未起，老夫亦潦倒倦卧。呻吟之音，如相唱和”等语，其时河东君正在重病中也。又第十通云：“庶几泛舟之役，有以藉手。”所谓“泛舟之役”不知何指，若谓是崇祯禎十四年辛已冬十一月与河东君泛舟同游京口，则是年中秋河东君尚未发病，（大约九、十月间即渐有病。故牧斋《小至日京口舟中》诗云：“病色依然镜里霜。”河东君和作云：“香奁累月废丹黄。”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此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九日，依“累月”之语推之，其起病当在九、十月间，然尚能出游并赋诗，谅未甚剧，但在途中病势增重，只得暂留苏州，未能与牧斋同舟归常熟度岁。观牧斋《辛已除夕》诗“凄断鳏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之句，知柳钱两人此际不在一处，而河东君之病甚剧，又可推见也。由是言之，牧斋致李氏尺牍第十通中“泛舟之役”一语非指此次京口之游，自不待辨。
泛舟在明清之时有两解，其一为漕运，二指率水师攻战，崇祯十五年牧斋不涉及漕运之事，则水师之战，必也。
先生引牧斋诗文：《初学集二〇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郞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七律二首之二后四句云：（胡引：百万援兵集虎貔，羯奴送死更何疑。直须撒豆堪成队，况复投醪可犒师。）绝辔残云驱靺鞨，扶桑晓日侯旌旗。东征倘用楼船策，先于东风酹一巵。
及同书《二〇下 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云：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濊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崖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又《有学集三二卓去病先生墓志铭》云：崇祯末，中书沈君廷扬以海运超拜，特疏请余开府东海，设重镇任援剿。去病家居，老且病矣，闻之大喜，画图系说，条列用海大计，惟恐余之不得当也。疏入未报，而事已不可为。
做出结论曰：然则“泛舟之役”即“楼船”及“用海”之策，大约牧斋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岁暮得知有巡抚登莱、率领舟师东征之议，以为朝命旦夕可下，必先有所摒挡筹划，因有告籴于毛氏之举欤？毛李二人关系亲密，有姻谊，故而牧斋托李孟芳为筏，借贷与毛子晋，第十通函中“质物”之语即指质于毛晋家之《汉书》而言。
